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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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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天安舰被炸事件”的真相大白了吗?

   (老文评新闻132)

   两个月前,韩国的一艘军舰“天安号”,在朝鲜海域发生突然爆炸沉没,舰上一百多名官兵中的牺牲人员,有48名之多。成为和平年代中的一件引起国际注目的大事,产生诸多“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的揣测,着实让“唯恐天下不乱”的各国媒体,兴奋了好一阵子。直到日前,韩国政府才向国际社会公布了所谓的“调查结果”言之凿凿地宣布,说『“天安舰”是受到朝鲜鱼雷的攻击而沉没』并得到日美等国的支持。除了已经要向联合国提起告诉外,更扬言要对朝鲜进行“报复”,呼吁各国响应、支持。而朝鲜这一方却来了个“死不认帐”,除了警告要用“战争手段”来回击韩国的报复外,还扬言要派团去“核查证据(却被韩国拒绝)。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都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所谓的“真相”,就是“没有真相”』。因为在这个连原始到“处女膜”、古代名家书画、假古董;先进到名牌精密手表、高性能手机、电脑,都可以造得出“以假乱真”的山寨货年代,居然还有人热衷于“追求真相”,绝对有理由怀疑其智商是否“与时俱进”了?

   其实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当时的本意,应该是想要把自己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或教训,如实记载下来,以便永远留给自己或子孙将来参考,避免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动机绝对正确、必要而无可厚非。只是由于集体分工合作而自然形成的“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和“代表社会基层多数民众利益的被统治集团”之间,由于自私、贪婪的“天性”使然,必然会产生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历史就开始因为集团(即现在所谓的阶级)政治服务的需要,而逐渐沦为“任人打扮的女孩子(甚至进一步成为“只跟权力上床”的名妓陈圆圆女士)”,更有了统治集团御用的“正史”、和民间广为流传的“野史”之分,两者由于对同一事件的截然不同描述,而使得真正的“历史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起来。从此,“真相”就终于变成一块可以翻来覆去的“葱油饼”、或两幅出自同一画工之手的“真的赝品”,给读书人提供了“写翻案文章,打文字官司”的新的“用武之地”,却使真正的“历史真相”贬值到一文不值的地步,现在这“天安舰事件”也一样。

   作为旁观者或局外人,客观地看,可以认为,双方都有“说实话”或“造谣”的动机和可能:对朝鲜来说,本来就有“不按牌理出牌”甚至“耍无赖”的“案底记录”,这次同样可能想以制造一起严重冲突事件,来吸引国际注意力,并迫使中国表态,要中国在力争缓解国际压力、树立是“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同时,不要忘记给那个“麻烦制造者”继续输血,来维持自己(朝鲜)摇摇欲坠的经济和民生;而对韩国而言,早已把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安危,寄托在跟美日结盟的身上。出于这两个“后台老板”想打压或削弱正在国际上崛起的中国势力的需要。或者合谋制造这起事件;或者利用朝鲜制造这起事件的契机,把事件做大。迫使中国不得不表态或实际支持朝鲜,陷自己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在国际上造成不利于自己的负面形象。总而言之,不管最后结局如何?中国都将成为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天真地在追求着事物的所谓“真相”,却忘记当初要“以史为鉴”的初衷。最后反而养成弄虚作假的习惯,终于造成今天这种“假作真来真亦假”的社会现实。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放弃追究“天安舰事件”的真相,改而明确其中某些行为(如“武力挑衅”或“造谣、作伪证”等行为)的是非呢?这样就算一时还解决不了具体问题,起码可以逐步争取在国际上建立起正确而一致的“是非观”和“正义感”之类的良知。久而久之,中国人就不用总是被动地跟着去“趟浑水”了!

   请看九年前发表的老文章:历史的“是非”比“真伪”更重要

   最近(现注:指九年前)一位据说是前大陆的“高官”来到美国,并随身带来内藏15000份有关“六四事件”内幕文件的磁盘。因此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不仅很快翻译出版,更邀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座谈,发表见解并一致为其真实性作“背书”。由此引起海外中文网络的重视,掀起一阵讨论的热潮,而“网络无国界”的特点,足以惊醒大陆共产党政权十余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淡忘这件事,以期“不了了之”的“美梦”,可能重蹈当初不敢面对民众不满的现实、终于爆发“六四事件”教训的覆辙!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人总结出来的有益经验,连一贯提倡“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在文革後期也发出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样的“最高指示”。过去和未来的事实都将证明:(无论是有意、无意)忘记或忽视历史的人,必将重复历史!中国历史呈现的“螺旋型上升”的特点,就是证据。

   所谓“历史”者,就是指已经过去的时代发生的事,所以後人只能靠官方和民间的文字记载或传说来了解。但是,作这些文字记载的,是要受环境限制、约束的人而不是绝对客观的全方位自动“录音、录象机”,他们在记载过程中必然要受到许多诸如“为圣、贤、尊者讳”“隐恶扬善”“为XX阶级(或集团、个人)利益服务”以及个人好恶之类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干预,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总是要打折扣的。这种情况古今中外莫不是如此,连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也不例外(据说那个“华盛顿砍樱桃树” 的故事就是杜撰出来的,更不要说肯尼迪遇刺之类的真相至今没有定论了),所以才会有中国学者胡适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或某西方学者“历史的经验就是没有经验”等名言产生。到了今天,造谣生事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新闻手段,而网络和高科技又为各种“以假乱真”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和极大的方便,以致让“靠事实说话”成了一句少有兑现的“空话”“笑话”,而这个所谓的“天安门文件”就是最新一例。

   撇开在这类问题上从来不讲真话的政府不说,站在真正旁观的角度,仅就海外网络上的相关言论来看,对持正反意见的双方的说法,都只能认为是“言之有理,查无实据”,更不要说那些为其真实性作“背书”的,竟然都是“六四”时离中国十万八千里远的美国学者或前官员,按过去的经验,这种“背书” 本身的“客观权威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要是再把持不同意见的人分别归纳,对说其“真实”者按背景统计的话,不难发现某种特殊的“同质性”,以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在用意和方式上,都和尼克松时代的“水门”、克林顿时代的“拉链门”等事件类似的“天安门”!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很难想象用这这种方式或手段来影响、改变大陆政权的结果,会对中国人民产生什麽真正有益的变革,这对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就象一堆“烟花爆竹”,如果有控制地一个个放,可以娱乐人的耳目;要是被人偷点着一根“火柴”扔进去,後果就不那麽愉快了。除非他们准备重复自己过去的“改朝换代”,或也想尝尝前苏联和东欧的“滋味”。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把自己的“五千年历史”当做负担或坏事,只看到精神上长期沉淀下来的污垢,却看不到一个具有高度文明内涵的民族,在如此长时期内可能积累的、完整的社会发展经验,这是任何其它民族所没有的,就象没有足够的“取样”,归纳不出正确的科学规律一样。但是,把注意力用在讨论历史的“真实性”上是没有意义的,理由上面已经提过,这也是历史上总有翻不完的案,以及“六四”至今已经过去十多年,却还要在“真相”上有做不完的文章的原因。甚至可以断言,其“真相”永远没有完全水落石出的可能,即使未来某一届政府由于自己的政治需要而予以“平反”,所公布的也只能是经过筛选甚至部分篡改过的材料了。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总是只想看历史的“热闹”,过一点当“陪审团”的瘾而已,所以才会热衷于追求那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真相”,结果反而使类似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如八十多年前的“五四”和十多年前的“六四”)。

   其实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当後来人的“老师”,以发生过的事例作“教材”,帮助今人分清原则的是非,在以後的社会行为中,大家“行是(正确)拒非(错误)”,那麽,起码我们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旧病复发”了,而“教材”本身的真伪并不重要。“六四事件”就是如此,如果我们由此就“民主” “法治”,这些产生“五四”“六四事件”的深层根源上,加以认真探讨,设法取得较广泛的一致认识,使得今後学生群众不必用这种未必适当的方式、政府也不敢或不能对民众采取过分的手段,那麽,即使永远弄不清“真相”(很可能如此),也已经完全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了。而象现在这样不断发生的“真假孙悟空大战”,除了的确可能再引起新的“七四”“八四”类似事件外,对中国人毫无历史的进步意义可言。

(2010/05/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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