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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谈”何曾涉及斯大林?

   不久前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谈民主,引述了1945年黄炎培与毛在延安的谈话。一时间这个所谓“窑洞谈”成了媒体议论的热点。奇怪的是,本港一家时政周刊题为《水的权力与民主的容器》的有关文章,在从新近大陆旱情讲到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时候,写了如下一段:

   “歷史的巧合,在於黃萬里的父親是毛澤東的好朋友黃炎培。這位民國元老在四十年代就曾和湖南老鄉毛澤東有一席長談,問到中共掌權之後,如何避免斯大林獨裁之弊,毛澤東當時的回答很漂亮,說中國不會走斯大林的路,要靠更多的民主。”

   这里面涉及斯大林的两句,令人莫名其妙。

   据《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九期报道:“被后人称作‘窑洞对’的黄炎培与毛泽东的那段谈话,发生在65年前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黄炎培后来所著《延安归来》记载:当时,毛泽东问到黄炎培在延安几日的感受,深谙中国历史的黄炎培谈起了‘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认为‘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最终跨越‘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黄炎培历史难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早有考虑。‘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另据2010年1月17日中国新闻网报道,黄当时是这样说的:

   “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可见黄并没有提“中共掌權之後,如何避免斯大林獨裁之弊”。而毛的答话也没有“说中國不會走斯大林的路”。这是毋庸置疑的事。

   黄炎培之所以不会涉及“斯大林独裁”,起码有四个原因:

   一是黄当时并无掌握“斯大林独裁”的证据,而且作为亲共(也必然亲苏)的左派人士,他热烈拥戴斯大林。事实上,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外泄之前,所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无不如此。

   二是黄所熟悉者乃中国历史,不是苏联史。他跟毛谈的事、他“所亲眼见到的”现象,也限于本国内部而非苏联的“兴亡”,怎么会扯起斯大林来?

   三是当时二战刚结束,德国投降还不到三个月。斯大林声望如日方中,大有“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之慨。除了美英极右派之外,国际舆论中“斯大林独裁”的说法不占主流。黄就算对反苏人士抨击斯大林的言论略有所闻,也不可能在与毛长谈时蹦出“斯大林独裁”这样的话。

   四是此际正当苏联国力强盛,上自苏共最高层,下到工农民众,无不为刚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举国空前团结,蒸蒸日上,哪里有什么“其亡也忽”的丝毫迹象呢?黄又怎会拿斯大林做反面典型呢?

   就毛而言,更不会在答话中贬抑斯大林。因为中共全靠斯大林支持才能和蒋争天下,毛怎会在跟一个党外人士谈话时口不择言,轻率附和黄的提法冒犯斯大林呢?何况自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他自己在党内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跟斯大林一样擅权,怎么会否定斯大林的作派呢?

   除此之外,该文下面一段称:

   “中共的歷史當然後來走到了民主的反面。毛澤東這一席話變成了對自己的嘲諷。他的‘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而沒有民主,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更將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變成了‘引蛇出洞’的陽謀。”

   末句所言“阳谋”尚有较大争议。一般认为那只是毛自己辩解的托辞,“反右”未必是他号召开展整风鸣放之前就策划好的。

   再下面一段:

   “而恰恰是這一場反右運動,帶來了另一個巨大的諷刺:當時是副總理級的黃炎培(曾任輕工業部長)在這驚風駭浪的風潮中,目睹兒子黃萬里身受批判的危險,竟然公開宣布和兒子脫離父子關係。”

   這里面称“當時是副總理級的黃炎培(曾任輕工業部長)”,并不贴切。黄炎培是中共建政之初(1949.10-1954.9)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4年9月起改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由此看来,1945年抗战胜利后直到1957年反右期间的历史,包括一些重大史实,以及其时党内外高层人士的任职情况,都有可能以讹传讹。但历史毕竟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传媒工作者慎之又慎,看来绝非多余吧。

   (2010-4-6)

(2010/04/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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