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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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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自由之路:读《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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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尴尬时代》(岳麓书社)
·《尴尬时代》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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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
·《想飞的翅膀》目录
·《想飞的翅膀》自序:寻觅表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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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个流氓警察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来源:民主中国
    重庆打黑,本质上是一场狗咬狗的闹剧,但从狗咬狗的场景中,民众得以窥见警察腐败的冰山一角:原来执掌重庆警界大权十余年的“文二哥”,居然是一个穿着警服的黑帮老大。难怪,当文强擒获“大盗之王”张君之时,张君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将来有一天,你会变得跟我一样。”《南方人物周刊》在长篇报道《文强的江湖》中如此写道:“文强的联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这里面有像黎强和王天伦一样垄断运输和猪肉市场的涉黑亿万富翁和政协委员,也有夜晚提供第二会客厅的娱乐场所老板们,当然还有开设小赌场的文强弟媳,以及各色官员。而文强始终在这个锅里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文强是如此,中国的警察系统内,周永康、孟建柱以下,其他大小人等何尝不是如此?

中共的黑帮化与警察的流氓化


   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并不是作家孔二狗笔下那些叱诧风云、快意人生的黑道大哥,而是头顶国徽、身穿制服的警察群体。中共政权之彻底黑帮化,从警察的流氓化中便可见一斑。
   最近几年来,警察对维权人士以及普通百姓施加暴力的丑闻不绝于耳。陈云飞被打、郭飞雄被打、孙文广被打、艾未未被打、严正学被打……手段一次比一次卑劣和狠毒。其中,《老妈蹄花》可以看作一个研究当下中共统治模式的范本。看到其中艾未未、浦志强、刘晓原等人与成都金牛区的警官们的唇枪舌战的对话,我不由地感叹说:这个政权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合法性和理想信念,作恶、无时不刻地作恶,成了不可遏制的恶性循环。

   让温家宝不敢正视的一个事实是:所谓的“维稳”,需要通过警察等暴力机器的作恶才能实现,而政府的作恶必然催生更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没有凶蛮的警察,会有以死相拼的杨佳吗?杨佳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当局仍不反思制度的弊端的话,杨佳式的人物还会不断出现。于是,就像明朝有了锦衣卫,还要设立东厂和西厂一样;今天的中共,有了普通警察,还要有武警,以及人数更多的“协警”。那些最坏的人都涌入“维稳”队伍之中,只能导致“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用圣经的话来说,这真是一个“下流人上升”的国度啊。
   中共自建立起便是一个崇尚暴力的秘密会党,其对外革命及对内清洗之残酷无情,有甚于白莲教和太平天国。毛太祖利用军头控制军队,利用康生控制秘密警察系统,由此奠定其“红太阳”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后,中共当局对待民众的方式,六十年来都始终都是“我为刀俎,你为鱼肉”。想杀人了,便掀起血雨腥风的“镇反”、“土改”、“反右”、“文革”、“六四”,屠刀与坦克并用;想维持“稳定”了,便宣称“人权就是生存权”,既然你们有饭吃了,就要乖乖听话,不听话,就不给饭吃,你们是动物庄园中的动物,被圈养是你们不可抗拒的宿命。自毛太祖以下,“流氓治国”是中共屡试不爽的一大法宝。党魁和元首乃是大流氓,党魁之下的官僚、党棍、公务员、警察、军人皆为小流氓也。
   在网络出现之前,中共的宣传机构无孔不入,中共的声音成为人们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机器,中共不仅实现了对民众身体的奴役,还实现了对民众灵魂的控制。明明是一个入室盗窃的匪徒,却还要施施然地充当被害者“可爱的母亲”。比如,像温家宝之类的无能者,明明是素餐尸位、浑浑噩噩,却还要矫揉造作地引用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来明志。以青天自居的温家宝,真该好好看看《老妈蹄花》。

纳粹屠夫在家里也是好好先生


   中共的媒体上经常报道维稳而死的警察,在家中是怎样的“好好先生”。我不否认许多警察在自己的家中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但某些在家庭中典范的“好人”,在其职业和公共事务中却是“恶人”,这两者并不矛盾。“好”与“恶”永远是相对的概念。
   在纳粹德国,亲自制定种族灭绝计划的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以及他手下的许多刽子手,在工作的时候“兢兢业业”地杀人;在回家之后,则尽心尽责地扮演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他们给母亲和妻子买生日礼物,陪孩子一起做游戏,全家盛装打扮去听音乐会。在上层社会的沙龙中彬彬有礼,与恶魔的形象迥异。
   比如,希姆莱的一个朋友就说,他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像希姆莱那样惧怕老婆,希姆莱在家中充当的是“受气包”的角色,一切都服从夫人的调遣,对夫人的斥责常常忍气吞声,在家中没有任何的尊严和地位。但是,希姆莱对老婆的温柔和顺服,并没有让他在屠杀犹太人和异己的时候变得仁慈一点。
   而奥斯威辛这座最大的“杀人工厂”的最高指挥官鲁道夫•赫斯,更是一个家庭观念极强的传统而保守的德国人。赫斯夫妇从一九四零年起便同五个孩子生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所在地,他们有一座花园围绕的独立官邸。赫斯后来在受审的时候说:“我的家庭在奥斯威辛过得很好。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我夫人也有身处天堂之感。”但就在他们周围,每天都有大批的犹太人被打死、杀死、烧死或毒死。一九四四年夏,赫斯被调离奥斯威辛集中营,赫斯夫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随行的四个火车皮里装满了他们掠夺的财物。一九四七年四月,赫斯被判处绞刑,其夫人下落不明。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希姆莱和赫斯的家人会辩解说,他们对丈夫或父亲的工作一无所知,他们是无辜者。但是,在有了网络的时代,每一个作恶的警察的家人,都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毫不知情。中国的希姆莱和赫斯们,不得不面对网络的巨大力量。有一次,我就对一名阴毒的国保警察说:“你再作恶,我只好将你的名字和电话公布在网络上,让网友们对你作人‘肉搜索’。”他立即满脸堆笑说:“不必这样吧,有事好商量。”可见,他们还是有所畏惧的。

“人肉搜索”让作恶者有所畏惧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的“执法者”往往就是作恶者,他们是奉命作恶,所以更加有恃无恐。用阿伦特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平庸之恶”。就像纳粹集中营的管理者,就像东德在柏林墙下开枪射杀奔向自由的民众的士兵,他们不以恶为恶,而以“执行命令”来为自己开脱。在今天的中国,由于没有司法独立的大环境,这些流氓警察从来都逍遥法外。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网友对他们发起“人肉搜索”,“人肉搜索”是唯一让他们感到畏惧的武器。当殴打艾未未的那个警察的满脸横肉的照片被发布到网络上之后,许多网友纷纷对其发起“人肉搜索”。据说,打人者正是金牛区西安路派出所所长,姓邱。
   我相信,大部分无恶不作的警察,一旦回到个人的家庭当中,都会摇身一变成为“正常人”。很少有恶警回到家中,仍然用上班时对待被他凌辱的弱者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亲人。他们是典型的“两面派”,将黑白两张面孔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如果没有网络,他们的表演可以持续一生。由于没有宗教信仰和道德底线,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但是,“人肉搜索”却能让每一个作恶者的家人都有机会看到他们当警察的亲人肮脏不堪的另一面。“人肉搜索”也能让这些作恶者的家人发现,他们的亲人每天究竟在干什么样的事情,在怎样“为人民服务”。
   中共历来喜欢搞株连,以此来让异议人士不得不屈服。利用人的亲情与爱心达成其摧毁“敌人”的意志的目标,这是中共最邪恶之处。像湖北因言获罪的良心犯杜导斌的儿子,便因为在学校长期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患上了心理方面的疾病。于是,一些朋友发起了给杜导斌的孩子写信的活动,通过这些信件,让孩子认识到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大写的人。为了改变此种“善恶错位”的情形,中国的民间社会要营造一种与“主旋律”相反的评价标准,并逐渐促成一种真正的“惩恶扬善”的舆论氛围。让那些稍有良知的恶警的家人们,在发现真相之后,为他们亲人的行为感到羞愧。从而使得作恶者在家庭中也得承受正义的压力。如此,即便最残暴的流氓警察,在打人之前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立即报应到孩子和家人的身上?对于这类流氓警察,这是惟一可以制约他们、让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作恶的好办法。
(2010/04/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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