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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狼文集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且说夜“狼”归元“龙”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爱如青山——李元龙案辩护散记(上)
·爱如青山——李元龙案件辩护散记(下)
·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原告审判被告的荒诞剧
·辱人者,必将自辱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我的申诉之二
·南辕北辙抓胡佳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我的申诉之二
·不打自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裁专制 ——我的申诉之三
·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我的申诉之四
·硕鼠当春又新年
·你可以强迫我上床……
·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监狱好胜敬老院——反丁玲笔法,书狱中奇事
· 我的“蜕化变质”——兼作退团声明
·因为,我是一只弹簧
·若为爱情故……——我的狱中日记之一
·清明时节泪纷纷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前期病兆——我的狱中日记之二
·“无论怎样,我都等你回来” ——我的狱中日记之四
·祈祷声中,中秋节晴转阴雨 ——我的狱中日记之三
·令人费解的释放和监视居住——我的狱中日记之五
·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我的申诉之六
·“买身契”成了卖身契——我的狱中日记之六
·写在5.12大地震的第五天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悲情小麻雀
·永不熄灭的烛光
·落荒成都城
·将奥运会办成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求其友声
·螳螂之死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 ——我的申诉之七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不仅仅是写给国安某某的公开信
·党报如此"人咬狗"
·悲戚的“探监”——我的狱中日记之七
·我在狱中当“管教”
·伟大领袖打倒马寅初,是冤假错案吗?
·幸好我不喜欢奥运会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时钟可以倒拨,时间却永远前进——我的申诉之八
·冷眼看奥运
·汶川地震幸存学生应该如此感恩吗?
·如此“国嘴”韩乔生
·911发生的第二天
·沾胡总书记的光
·毒奶事件,还有谁该“下柜”
·我为什么要为杨佳能够保住性命祈祷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好意思“法定”11月8日为记者节
·万古知音只有天?——罗德远其人其诗
·从成年公象不“猥亵”未成年母象说开去
·从日攘一鸡到月攘一鸡的“进步”——我读新华网世界人权日网评
·没有平等,只有“更平等”的国度
·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含泪泣问:到哪里起诉离弃子女的国母亲、党妈妈?
·飞出牢笼的"反动梦"
·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看“躲猫猫”事件
·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6月4日,泣问苍天
·纪念六四,何用“乱串”
·贵州毕节纪念六四20周年剪影
·朝圣石门坎
·假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底线的政权……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跪谢警察年”折射出的警察特权思想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美国的月亮,它为什么比中国的圆?
·特务政治:催生反动思想的沃土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假如主人不想吃王八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这个政治犯“享受”的特殊待遇
·假如“侮辱国歌罪”的议案被采纳……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人吗?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那坟前,开满鲜花……
·党报如此“人咬狗”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共产党被“枪毙” 与如此“口交”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绝食,也考量着遂宁政府的文明程度
·温家宝提政改:叶公好龙而已
·荒谬绝伦的党报职称论文
·打开窗户欢呼: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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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政治犯“享受”的特殊待遇


   
   少儿时代看中共的书报等,因为还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会被中共的主旋律牵着鼻子走,书中怎么“教育”、“引导”、“鼓舞”我,我就照单全收。举例说,比如那什么“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和陈铁军临死前不仅视死如归,还充满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他们不仅举行婚礼,还呼喊打到谁谁谁,谁谁谁万岁,高唱《国际歌》等英雄行为,直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还是成人之后,尤其是2005年9月因为四篇文章,我被中共的党安投入监狱之后,这才大彻大悟般发现:感情被共产党描写得黑暗无边的国民党监狱,实质上比共产党监狱文明多了——周文雍和陈铁军这样的铁杆现行反革命要是落在中共的监狱里,执行死刑前,或割断喉咙,或用竹签把舌头扎起来,如张志新、李九莲那样,根本不可能让你呼喊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更不会成全一对情侣反革命什么“刑场上的婚礼”。
   我想,一定是在自己如何夺取政权、国民党如何失去大陆当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所以,才有了今天在朝后对付异议人士,对付他们认定的政治犯的种种卑劣手段。
   早在新旧世纪之交的1999年年底,我就是个“准政治犯”了。当年,因为采写本地一位一百零几岁的老人的文章见报后,毕节国安即到报社调查我的“背景”。我这时方知,那位连床都起不了的老人,原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与党和人民作了六、七十年的对。报社派我们部室主任到国安处解释:“采访百岁老人,是单位派给他的任务;采访这位百岁老人,是毕节市老干局提供的线索,采访的时候,还有老干局局长亲自陪同着;今年重阳节的时候,地位副书记周长琦不是还慰问过这个百岁老人吗,为什么不能采访他?”

   2001年911发生的第二天,因在舆论阵地的党报办公室收听美国之音被同事当作密来告,再次引起了国安的“高度关注”。 此后,在文革期间被捣毁的毕节佛门胜景灵峰寺重建后,我应邀作了采访报道。谁知,这又惊动了国安还是国保,他们又打电话到报社兴师问罪:“灵峰寺是个人集资修建的,李元龙报道这样的宗教事件事件,他是什么意思,他与这些人是什么关系?”早在2005年9月9日被抓之前,毕节地区国安处的林毅就秘密跟踪调查我了。据我的一个朋友说,在我被抓之后,她见到了林:“怪不得我们和李元龙在什么地方吃饭,玩,都爱见到你,原来,你是跟踪李元龙。”林当时竟然说:“你小心点,只怕下一个会轮到你!”
   被中共党安抓进监狱之前,我对今天监狱的现状,以及中共的公检法迫害政治犯的手段,几乎一无所知。
   2005年9月9日我被抓的那天,就很有中共特色。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知道,校长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教师、学生,总编保护受到特务迫害的编辑、记者,往往是毫不含糊的,如蔡元培、史量才等等,莫不如此。但是,我被抓的这天,就是毕节日报社的总编刘某某叫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把我骗到他的办公室给特务们抓起来的。在特务们翻箱倒柜的过程中,刘不仅没有为我说一句话,反而对不肯把家门钥匙给特务的我说:“给他们吧,配合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
   我被抓的那天,我妻子也被国安从单位控制住,并带到家里来抄家。除了搜走我几大本日记本,搜走我早在20来岁,还在当兵的时候就写的“反动文章”外,一本我在书中写了许多反动眉批的《伯格理日记》,也被一个叫做张震,我曾经采访过的人拿走。我被带到毕节国安处后,当时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无所知的我不知自己会被判处几十年徒刑,甚至还担心自己能否活着走出监狱,因此,我把自己为了资助一个孤女而藏起三、四千元“私房钱”的事情和藏钱地点写在一张纸条上,让国安带给我妻子。谁知出狱后妻子告诉我,在我被抓的第二天,张国安和另一个国安却来到我家里,爬到地下,伸手到我柜子的暗格摸索了许久。特务就这样执行“特别任务”?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藏在那里,我还会如此“不打自招”?他们实在聪明过头了。将我关进监狱之初,国安不止一次欺骗我妻子:“李元龙的事情不大,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们,他的事情就好处理。”我妻子还被单位叫去谈话:“你不要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怕这件事情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炒作。”那个毕节日报社刘姓总编,也通过一个报社记者对我妻子说:不要接受任何海外媒体采访,否则对李元龙不利。
   就连我那当时只有不满18岁的孩子,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也多次被国安叫去“配合国家工作人员工作”,也就是录“口供”。这些口供,后来赫然出现在毕节地区中级法院的判决书上。儿子证明老爹有罪,妻子证明丈夫有罪,真是无耻之尤。本人属鼠,这真是光起屁股打老鼠——要命不要脸。连自己制定,塞进了不少私货的宪法,他们也不遵守,还谈什么“亲亲得相守匿”的孔圣人圣训,他们更是弃之不顾了。
   因为贵州省检察院没有批准对我的逮捕,2005年9月23日下午六点来钟,看守通知我,说我将马上被“释放”。可是,刚走出看守所,我就被等候在外的国安们“请”上车,拉到贵阳市市东新村一栋房屋的五楼,关押起来。后来方知,这叫监视居住。可是,我当时一点也不懂什么叫监视居住,更不知道监视居住的具体内容。当时,我问我身边那个省国安厅国安:“你们这是要把我关押到什么地方去,究竟要把我怎么样?”这位对我说:“现在谈论处理你的结果,太早了。我们这是给你换一个宽松的环境,以便你好好地反思你的事情,给我们写个深刻的认识,这样一来,你的事情就好办了。”后来的事实和我所了解到的法律知识等告诉我,这完全是欺骗人的鬼话。
   监室居住直至29日我被逮捕才结束。在此期间,我没有如法律规定的那样能够上一趟街,会见一次亲人,打一个电话。白天晚上,都有三五个或八九个国安看守着我,我在此期间的活动范围,还没有看守所大。每次进出打开过房门,他们都要用钥匙重新将锁扭转,锁牢。国安对我的监视居住,完全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搞成了变相羁押。依照198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84)法研字第十六号“关于依法监视居住期间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规定,只要是完全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被羁押期间,即应折抵刑期。可是,后来被判处两年徒刑,也即在两年冤狱的基础之上,本该2007年9月8日出狱的我,该年9月14日才得以出狱,又多了冤上加冤的六天冤狱。
   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有一天,这里来了八、九个人吃饭喝酒。其间,一个年近四十、黑矮的男子突然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说:“我是织金的,早就知道你了。我很想和你打交道,你出去后,我们再联系,再玩。”当时,我心里思忖:“这地方,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来的,他能够来此吃吃喝喝,说明他的身份非同一般。那么,这特殊人物在我出去后要和我联系,要和我玩,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心里一惊:“啊,对了,这肯定是释放我的条件:我们放了你,但是,你得给我们工作。”天哪,写“认识”保证出来后不写反动文章之类,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个条件,就是得把牢底坐穿,也答应不得啊。我出狱后,亲人说,在此期间,确实有人找他们谈过内容大同小异的,释放我的条件。为什么,国安没有最后实行这一计划?我的猜想,监视居住期间,国安成功骗取我的“认识”,并将此作为再次到检察院要求批捕我的罪证并成功将我逮捕后,他们可以立更大的功了,所以,发展我为“同志”的打算,也就没必要执行了。在毕节看守所期间,我将这件事情向一个和我关押在一起的人说了,正如我期望的那样,他认识这个黑矮男人,说,他很可能是织金县公安局国保。
   从落难之日直到10月10日见到律师之前,我对“煽颠国政”、对“推翻社主”这一罪名的指控范围、量刑幅度,以及对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法律概念,均十分模糊。至于对其表面文字内容是怎么一回事、真正执行起来完全可能又是怎么一回事;对政治犯是怎么一回事、对其他刑事犯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活学活用”的猫腻,我就更加懵懂无知。
    因应付检查之需,在2005年所谓“国庆”前几天,看守所才在监室墙上贴了一张“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告知卡”。见到卡上取保候审条件主要是“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之说后,我仿佛掉水里的人见到根稻草般,自认为有了一丝回家的希望:我又不是抢劫杀人强奸犯,我这样的人都不符合取保条件,还有谁符合?我心里得到了些许安慰,情绪也因此平静了一些,并为此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再过一两周,我应该能取保回家,见到爸爸见到你(妻子)、见到李鵷儿子了,我为此感到心跳加快,感到一丝丝抑止不住的窃喜。”为此,我向看守所提交了书面取保候审申请。当然,当时不知道,这就是个典型的无知无识的要求。甚至直到2006年3月份,毕节律师和山东律师在看守所会见我的时候,我还在请他们根据法律规定,为我申请取保候审。当然,我的愿望不可能因为有律师的介入而实现。我至今还在奇怪:律师们干脆对我说“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但你要明白,你是政治犯,是不可能在这个玩弄宪法、法律于股掌之上的制度之下获得什么取保候审的钦犯”,如此,绝了我的非分之想,不就得了,为什么不给我把话说透,害得我发疯似的盼望取保候审?
   在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关押的前四十一天时间里,我一直是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监室里。无知的我当时还想:“不与其他人关押在一起也好,免得受那些刑事犯的欺负。看来,现在对政治犯好像好些了。”当年11月1日,我被押送回毕节。与同监室各色犯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才明白:把我这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政治犯”单独关押在一间监室,原来不是什么好心,人家是怕同监室的人向你传授对抗审讯的经验,不好对付你,才将你单独关押的。我不能不因此为生养自己的国度感到悲哀:杀人放火,强奸贩毒的都不怕有人传授对抗审讯的经验,唯独我这个在海外网站发表了四篇谴责中共的,不是政治犯的政治犯,却被党和它的政府如此高度重视。
   是的,我不是政治犯,我是典型的思想犯、良心犯。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然就是开历史倒车的人的眼中钉。人生烦恼识字始,思想犯、良心犯看书看多了,就会识古知今,就会借古讽今等等,所以,对待思想犯,一定要来个釜底抽薪,少给他们书看,甚至不给他们书看。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得那样,在两年坐牢时间里,我需要的与宗教有关的《在未知的中国》、《圣经》,甚至是法律书籍等等,都成了禁书。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不仅不给我法律书籍看,还连其他书籍,也只准许留一本在身边,其他的书籍,得交由看守保管,看完一本之后,“交旧领新”。不仅如此,连笔,也是“半禁品”——白天给你,晚上交出去。当时直纳闷:要“乱写”,白天也能乱写的,这叫什么规矩啊?现在想来,可能是,白天,看守便于监控你的一言一行;晚上,他们睡了,你乱写,人家不容易发现。安全起见,只能把你的笔代管起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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