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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巴列维国王改革失败的教训

伊朗巴列维国王改革失败的教训
   
   作者:雷颐
   来源:共识网
   来源日期:2009-9-9

   
   至1978年,中东石油大国伊朗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领导下进行的“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在这十五年中,由于石油价格的飞涨和国王的锐意革新进取,古老落后的伊朗正迅速脱离“传统”,在通往“现代化”道路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取得了眩目于世的成就。经济繁荣昌盛,武备精良强大,似乎就要再现二千五百年前古波斯帝国的灿烂辉煌。但就在这年年底,权柄赫赫的巴列维国王却极出世人意料地被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缠头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力量如此悬殊的“两种革命”彼此较量,结果竟是弱胜强败,而且“在这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1〕其中必有深刻且引人深思的多种原因。
   
   伊朗人为古波斯人的后裔,居鲁士大帝和大流士王在二千五百年前所建立的庞大帝国,为古波斯的全盛时期,我国汉代称其为安息。但随着帝国的倾覆,波斯先后被许多民族、国家征服。公元七世纪时,伊朗为高举伊斯兰教大旗的阿拉伯人所占领,伊斯兰教遂成伊朗“国教”。若细分起来,伊朗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教派。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教合一,《古兰经》不仅是宗教信仰和礼仪的规范,也是俗世社会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而诸如教育、司法等领域,更是必须由神职人员掌握。
   
   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逐渐衰败。十八世纪末,伊朗东北部的土库曼人恺加部落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由于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所以近代以来便成一些欧洲大国的争夺对象,屡遭侵略。1801年俄国兼并格鲁吉亚;英国同伊朗三次战争导致伊朗割地赔款及承认阿富汗独立。此后法国、奥地利、美国等相继强迫伊朗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十九世纪下半叶,英、俄攫取了在伊采矿、筑路、设立银行、训练军队等特权。1907年,英、俄两国签约划分了在伊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俄国,南部属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伊朗虽然名义上仍是“独立”国家,但实际分别置于英、俄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若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耻辱形成鲜明对照,伊朗在追求复兴强国的路上必然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而强烈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笼统、盲目的排外思潮。
   
   与中国类似,伊朗的一些志士仁人也是为了“救亡”而提出“宪政主义”的。他们认为学习西方限制国王权力的改革是国家强大、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之策。所以,伊朗的“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一开始就缠结在一起。进一步说,如果没有“救亡”就很难有“启蒙”,更没有“启蒙”的进展。但正因如此,“启蒙”确又很容易被“救亡”压倒。1905—1911年,伊朗发生了“宪法革命”,穆罕默德•阿里•沙国王被迫召开议会,制定了伊朗第一部宪法。虽然有宪法,但并无人遵守,因此伊朗政治陷入混乱之中,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亦有类似之处。长期的政治混乱为军人或曰军阀夺权创造了条件。1921年,一位目不识丁但因军功显赫升至高位的哥萨克武夫礼萨•汗发动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恺加王朝,自任陆军大臣,接管了政府权力,又于1923年取得首相职位。最后,他干脆在1925年以议会的名义废黜国王,自封为王,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王急欲使国家富强起来,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大规模土地改革、废除一些不平等条约等,因此获得广泛支持。伊朗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进行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给礼萨王印象极为深刻,他决心效仿基马尔,在伊朗也推行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组建了现代的国家军队,创办一些用大机器生产的工厂,修筑铁路和公路,并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用俗世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俗世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政。为了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这些自然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为镇压教会,国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居住地库姆,公然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抽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他终于用残酷的手段使教权屈服于王权,但为此实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教会与整个巴列维王朝彼此间数十年的仇恨之种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具有亲德倾向的礼萨王(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强调波斯属雅立安人种而把波斯改名伊朗)在英国和苏联的压力下被迫于1941年退位,将王位交与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儿子巴列维。
   
   从小留学欧洲的巴列维国王登基时以花花公子着称,毫无政治经验,自然形同傀儡。经过十几年的政坛磨炼和几次重大政治危机后,巴列维国王终于大权在握,并于1963年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想借此使伊朗在2000年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这个一揽子的现代化/世俗化方案,一开始就遇到以威望极高的霍梅尼为领袖的什叶教派的激烈反对,以致双方于1963年初夏在德黑兰街头发生流血冲突。结果当然是以国家军队对教会力量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阿亚图拉霍梅尼被迫流亡国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举已摧毁了什叶教派抵抗运动,神职人员已经就范,曾任美国驻伊朗大使的W•H•沙利文写道:“国王自己也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推行他的现代化、西方化以及世俗化计划,不再会遇到什叶教派的严重抵抗了。”〔2〕此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给伊朗带来巨大变化的“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一书中对这一“革命”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声称:“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指出建设新社会行之有效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要与伊朗人民的精神、道德,国家的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其民族特点、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相适应,并能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当然,他意识到:“这些方案和计划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和神圣的:一、依靠精神和宗教信仰——当然,就我们来讲,是伊斯兰教”;“二、是维护以至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自由,使之能够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所以要“进行土地改革来消灭封建主义和地主及雇农的关系;劳资关系也要建立在新的、工人不再感到他们是被剥削者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妇女地位、消灭文盲等等。〔3〕具体说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佃农制,把可耕地的四分之一分给三万多农户,但这却严重侵犯了教产;在城市把一些工厂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向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兴办大量现代学校,培养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对妇女的各种规条得到进一步放松。不能否认,这些使伊朗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巨型现代化工厂魔术般地出现在原本荒凉的田野,德黑兰由一座肮脏破败的小城一变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繁华大都,贫穷的伊朗突跃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几乎成为财富的代名词,仅1974年就给国外贷款上百亿美元,并在两年内购置了价值六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国力迅速增强……
   
   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之下却潜伏着深刻、巨大的社会危机。这点,不仅巴列维国王当年没有意识到,大多数“观察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少人在巨变之后对此进行的探索、总结和反思,却依然发人深省。
   
   “白色革命”使伊朗经济飞速发展,1968─1978平均年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十七,按人口平均的国民产值从1960─1961年度的一百六十美元跃增为1977─1978年度的二千二百五十美元。特别是1973年伊朗刚刚从西方石油财团手中收回主权,恰逢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国家每年的石油收入从四十亿美元猛增至二百多亿美元,从债务国突变为债权国。许多人都认为国内容纳不了如此巨大的资金,政府开始放肆花钱,不计成本、不顾发展平衡地大上项目,仅军费就从1970年的九亿美元猛增至1975年以后的每年一百亿美元。而许多巨大项目又因不配套而闲置待废,反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经济环境的高度“紧张”,引发高通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贫困,而是这种巨大的财富吞噬了巴列维王朝。
   
   另外,经济的发展明显与社会发展脱节。尽管有现代化机器,却严重缺乏合格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更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人员。由于发展的不协调,形成了种种“瓶颈”。沙利文写道:“缺乏充分准备就投入建设庞大的工业企业,肯定会形成瓶颈问题。这些瓶颈问题往往是在同官僚机构打交道时碰到的。按照古老的波斯传统,官府的关节只要用钱就能买通。鉴于这些计划规模宏大、投资巨万,稍有拖延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因此行贿的金额十分惊人。结果,贪污盛行,涉及政府最高层,而且事实上也涉及了王室成员。据我看来,强制推行工业化计划所带来的贪污之风,是对国王及其政权的一个重大威胁。”〔4〕正是种种骇人听闻的贪污之风(因篇幅所限,恕不细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离心力。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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