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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给中国的忠告

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给中国的忠告
   
   弗•亚•克留奇科夫,1924年生于伏尔加格勒,毕业于全苏法律函授学院和苏联外交部高级外交学校。大将军衔。1978-1988年间任苏联克格勃副主席兼第一总局局长。1988-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1990-1991年间任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1991年为苏联安全会议成员。曾任国防会议成员。1991年8月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之一被捕。1994年2月根据国家杜马决议获大赦。
   
   尊敬的中国读者:

   
   获悉拙著《个人档案》一书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中文译本,甚感欣慰。此书能在贵国引起重视并将提供给广大中国读者,我感到非常荣幸。仅仅这一点对任何一位作者来说,都足已引以为傲,而我更是倍感殊荣。因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在公务活动中的核心内容。当然,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另外方面。我敢于相信:了解此书的内容必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加形象地勾勒出苏联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的轮廓,首先是看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就是年代之交在我的祖国上演的这幕悲剧的实质和情节。正是从那时起,苏联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不久前在统一的苏维埃大地上建立起15个独立的国家。
   
   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后苏联国家的完整统一正继续遭到程度越来越深、规模越来越大的破坏。要知道,它们联成一体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单枪匹马时就会成为贪婪的外来势力的猎物。我们现在在这条遭受破坏和导致灭亡的道路上究竟处于什么阶段?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一时很难说清。不过,人民必然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是有分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见,因为,人民不可能被任意杀戮,也不可能长期受欺辱。
   
   目前,人们正在痛定思痛,吸取经验教训,明确使苏联遭受破坏和灭顶之灾的原因。对此,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看法各不相同。执政当局试图把这些事变描述为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代表社会各界多数力量的反对派则认为,它们是反社会主义势力积极活动的结果,是欺骗人民大众的结果,是借助权力的主要杠杆和动用几乎全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蛊惑宣传的结果。正是这种结果,才使当局能够操纵社会舆论,压制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抗议呼声。只有分裂反对派势力,分裂具有爱国主义情愫的居民阶层,当局才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完成其不光彩的谋划。
   
   苏联人从这场悲剧中吸取的教训首先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受到打击,同时作为一种结果遭到破坏。国际主义被最坏不过的民族主义所替代。这种民族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恶劣、最危险的莫过于分裂主义,而所谓的民主派则起劲地催化这些形式的特征,煽动分离独立的倾向。于是,种族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并经常转化成流血的内讧。最近四年在这些内讧中死了七十万人,伤约三百万人,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成了难民和社会的弃儿。
   
   在新成立的国家中出现了寡头政治的“精英”,他们周围形成一批侵吞大量生产和自然财富的人,正是他们获得了物质利益,掌握着大权,过着奢侈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居民却日益贫困,勉强维持生计。实际上,他们无权无地位,尽管当局断定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人。
   
   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给中国的忠告

   
   原加盟共和国都发生了雪崩式的经济滑坡,工业、农业和科技全面倒退,文化也在衰落,这是普遍现象。在原苏联没有一个共和国,在今俄罗斯也没有一个地区幸免于难。这说明灾难的根源是共性的,它们都源自苏联的崩溃,源自经济改革的致命方针,源自内政外交政策的缺陷,一句话,源自当前后苏联地域的整个管理体制。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应是俄罗斯政治方针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一关系对于我们来说远比俄美关系更加性命攸关。华盛顿过去对苏联的态度,现在对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态度,从来没有正直和善意可言。中国与苏联,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命运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更是如此。人民政权在我们两国的建立、发展和巩固都立足于并肩战斗、相互援助和全面合作。原苏联和中国在原则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具有同样的被共产主义思想缔结在一起的目的和任务。
   
   苏联人非常重视与伟大中国人民的友谊,欢迎在这一方面的任何举措,真心为自己兄弟的巨大成功而欢欣鼓舞。如果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不背叛变节,我们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有现在,在可以比较的情况下,才能评价中国最近十几年有建设性意义的成功经验。目前已经无人怀疑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成果肯定能在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把中国引上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理应占据应有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在未把共产党的作用降低到三流角色之前,接连不断地打击它,使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小。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
   
   为维护国家完整而奋斗,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生死攸关的重要任务之一,俄罗斯公民面临着内部分裂势力的严峻威胁和外来破坏势力进逼的挑战。这两股势力已经同流合污。目前迫切需要使所有健康力量认识到国家将被肢解的危险性,但这只是第一步,防止并不允许国家进一步分裂才是我国整个爱国运动的历史天职。任务并不简单,且困难重重。国家患有“分裂症”,现在已不是极易发现病灶、确定病因、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果断措施的早期。这个过程被耽误了。
   
   我把自己这本书称为《个人档案》是想表明,在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我个人的事,倒不是因为我在国内身居党政要职,而是因为祖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与我这个公民、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有关。我尽心竭力地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有时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此时,我把个人的一切都已置之度外。这一切虽然未能全部如愿,但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所进行的斗争和付出的努力,绝不会付诸东流。
   
   悲剧出其不意地落在原苏联头上,使苏联各族人民饱经磨难。但是,我所希望的是,能从中吸取教训的不仅是自以为豪的苏联人,更重要的是使正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各国人民也都来吸取我们的惨痛教训。这能使他们从-开始就正确评价消极进程,并不受重大损失地扭转局势。帝国主义势力会在这个或那个地区反复玩弄自己的伎俩,去破坏不合它们心意的社会政治形态。恐怕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企图不会轮到他们头上。曾几何时事事如意的南斯拉夫被内外反动势力破坏殆尽,遭到与苏联同样命运的例子便是证明。
   
   我谨借此良机祝中国读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祝福强大的中国保持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这只会使朋友们欢欣鼓舞,使不是朋友的人望而却步,放弃侵略妄想。我相信,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为我们全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弗•亚•克留奇科夫
   
   1997年12月于莫斯科
   
   《个人档案》内容提要: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内容,对20世纪下半叶作者亲身经历并参与领导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阿富汗内幕、苏联克格勃的一些重要间谍和反间谍活动、苏联同世界大国的外交关系,特别是80年代苏联国内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九十年代初的8.19事件及苏联解体等做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所在做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认真、痛苦的总结,立论精当,对了解和研究苏联问题和俄罗斯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延伸阅读——
   
   苏联解体三大命题剖析:制度民族领袖
   
   核心提示:“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
   
   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给中国的忠告

   
   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制度设计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保留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指出联邦制只是迈向统一国家的“过渡”。
   
   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分裂为十几个新国家。按照斯大林本人和前苏联历届领导人(直至戈尔巴乔夫)宣称的观点,苏联的民族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已出现了“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苏联的统一和民族融合不可逆转。
   
   此后发生的系列事变,证明苏联的制度和民族关系,没有其宣称的那样美好。苏联党和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根据事后的材料,可提出以下几个命题:
   
   1、苏联解体,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说明苏联的国家制度设计存在关键性的问题,无法承受国内重大政党纷争、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
   
   2、联盟的解体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而世界上其他联邦制国家(美国、德国、瑞士等)没有出现类似危机,这说明问题在于联邦制的具体设计原则,而非联邦制本身。苏联联邦制的特色在于,各单元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并以民族命名,其他联邦国家则并非按此建立。
   
   3、自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至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前,六十多年间联盟中央行政管理系统的权威未遇挑战。这说明尽管制度设计存在问题,但客观上存在一些强有力的纽带在发挥作用,把各加盟共和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避免了分离。这些纽带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丧失了作用。为什么苏联制度的关键问题延续数十年而未得解决?
   
   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给中国的忠告

   
   遗憾的是,在最佳时机斯大林没有终结这一过渡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对苏联联盟的凝聚力和制度的巩固太有信心了。
   
   苏联为何建成联盟-联邦制
   
   列宁早期曾明确反对联邦制,他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但这一主张,是在各族无产阶级和贫苦民众面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形势下提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当时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巴什基尔、立陶宛等地都有强烈的自治甚至独立要求,在乌克兰、波兰、芬兰等地已经出现了地方政治权力机构。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但是到了1918年4月,列宁的观点便有所转变,他在不同意西伯利亚“独立”的信函中指出“所谓西伯利亚独立只会正式给割取东部领土创造方便条件;独立的乌克兰、芬兰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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