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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亡党15周年的历史评说

苏共亡党15周年的历史评说
   
   作者:金雁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发布时间:2010-4-23 9:25:20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史学发展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史学有一个炙手可热的“填补空白”期,那时“史学热”几乎遮蔽了其他学科。政治体制变革尘埃落定以后,史学又一时难以适应经济上的巨大的变化,有一个不知所措的尴尬仓皇时期。面对俄罗斯新型的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史学界遵从了多年跟随指挥棒行事的研究模式,就像被管理得服服帖帖的童养媳突然在一夜之间没有了婆婆,抛向市场和失去管制同时来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达但是又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学院派对此变化表现为“集体失语”的“断档期”,一时间民间充斥着耸人听闻的“爆炸性揭秘”,遮蔽了严肃的史学研究。随后,史学界虽滞后于其他研究领域,但也逐渐地走出困境,这些年来无论是价值评判体系、方法论以及资料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是由过渡期基本转向了一个以“严肃的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新时期。
   
   方法论上的变化
   
   苏联时期是以特定的“主义”为指导,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本立场贯穿至整个史学研究的,那时以执政当局的是非为标准几乎可以说是研究历史的惟一方法。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文学家高尔基被指定为史学界的权威,由他主持一系列最重要的多卷本史学巨著的纂修。高尔基把“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而且不讲情面的”斥责为“资产阶级西方历史学家”的错误观点,并称:苏联“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的历史”,因此凡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观点,必须“审慎地加以叙述,以便不要让僵尸还魂,而是要加速他们最终化为灰尘”。重大历史事件“必须统一口径”,以《联共布党史》作为历史书籍的样板。所以历史的大背景都必须按照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框架设计转换过程。在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指导下,整个世界历史都是按此种进程依次演进的模式来进行研究的,理论框架都是统一的,史学家惟一能起的作用是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作注释式的说明、堆砌罗列史料,宣传说教功能是第一位的,研究功能是第二位的,如“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社会人群只能分为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生产力突破生产方式以阶级斗争尖锐化表现出来”等等,不一而足。
   
   1987年,针对苏联历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多“禁区”,戈尔巴乔夫曾说,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很多历史必须重写。1988年,苏联取消中小学的历史考试,这意味着普及宣传了多年的“正统史学”走到了尽头。而民间掀起了一股无法控制的要求知道真相的呼声,于是开启了“寻找历史”的热潮。到剧变前,仅提出要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大项目就多达150多项。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历史真相被披露的推动下,苏联的政治体制受到质疑。当时戈尔巴乔夫自信地认为,只要通过真诚的矫正错误,认真的改革,苏联共产党是能够走出“信任危机”的。他指出,“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但是国家在前进,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为例,这是现实、是生活,这是人民的命运,矛盾重重,成功与错误并存的命运”,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使人民可以“知道一切、思考一切和决定一切”。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氛围下出现了一些改良型的形态学研究,一些研究者站在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立场上关注社会模式的演进,对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提出质疑,围绕“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的问题,他们提出:斯大林要为“苏式社会主义模式”负责任,人类的历史并不是都按照依次演进地进入下一个更高阶段的;苏联过去搞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它是不是更优越、是不是更人道?它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更高形式还是某种程度上复原了沙皇专制制度?社会民主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哪一个更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对此都应进行反思。随着对新思维、公开化、民主性的倡导,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评增多,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的来源成为一个关注点,进而又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奠定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大改造”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1985年以前,苏联限制进口西方的学术著作,除了有背景的机构,一般史学工作者都难以了解西方同行的发展动态,1985年以后取消了限制,西方名著大量流行,旧史学范式开始出现危机。
   
   这个时期史学研究主流的特点是专批斯大林而不批列宁,大家仍然相信有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来自列宁,而列宁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其中米•格利诺夫、维•布达林、西蒙诺夫、库里舍夫等一批学者认为,列宁的思想实质和发展轨迹在十月革命前后是一以贯之的,他一直主张在俄国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只是由于内战中断了这个过程;内战结束以后在列宁及时调整下,俄共(布)党内抛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续接了这种思想建设,用列宁的话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硬是生生被斯大林断送掉了,形成了历史的遗憾。这时的研究者普遍注重强调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与经济成就,把新经济政策时期尊为一个“制高点”而予以理想化,以区别列宁与斯大林的本质不同。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是深刻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运动,到1917年十月革命这个方向开始发生逆转,“革命与民主对立起来”。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一个争论高潮,很多人采取的态度是把列宁和斯大林对立起来,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这样苏联“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列宁的受到赞扬,斯大林的受到批判”。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受到特别关注,围绕许多具体问题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探讨与史实考证。
   
   这时史学队伍开始发生分化,由于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无法区分,史学队伍中出现了否定苏联史学的“激进派”、肯定苏联史学的“传统派”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历史多维论者”,总之,苏联时期按照统一口径管理史学的现象不复存在。
   
   1980年代末,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苏联发生剧变,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国家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根本转换。当时成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无法进行改革的,只能彻底改换门庭,是“马克思主义阻断了自己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对于当代俄罗斯历史理论来说,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任何正面的意义。80年代那种批评现实社会主义有错误但肯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研究路子、被自由派称为“小骂大帮忙”的观点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当时兴盛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派思想,于是进一步导致了史学界的多样化趋势。自由主义史学家认为,苏联时期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工作中的“道德观念”完全是虚设的,所谓弘扬的“进步史观”,只不过因为他们取得了胜利,历史学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挑选出那些“胜利者”并为他们作注解,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编制胜利者的历史”;就原创意义来说,苏联史学既比不上沙俄晚期的资产阶级实证史学,也比不上流亡在外的白俄史学家,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对于继承俄国史学传统、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流派作了许多筚路蓝缕的工作。
   
   自由派史学家认为,苏联最大的问题在于力图将全人类都塑造成相同的模样,总是希望把所有领域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制定计划的人相信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认为只要“在统一意志的驱动下”和严格管理下,人类的罪恶就能够消灭,不同的个人就可以幸福地融汇成一个亲密无间的以服从为天职的社会统一体,巨大的、非道德的、非人性的铁板一块的整体,是孤立无助、惧怕恐怖的个人的避难所,为了整体的最高目的,可以让个人付出自由的代价;于是在“社会正义”的口号下每一次“革命”的胜利,自由就受到一次损失;表面上看历史的发展进入到更高的层次,实际上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假象下复原了被它摧毁的那个“不公正制度”的各个方面,甚至变本加厉地把它的丑恶的特点加以放大;这种历史观强调人是可以塑造的,它表现出对普通人的蔑视,否定芸芸众生有知道自己命运的权利,普通个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被取消了,只要对自己的追随者进行洗脑、对自己的敌人加以彻底消灭,有更多的训导教化、更有力的领导、更多的控制、更科学的组织,社会就可以发生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从30年代苏共领导人把“史学领域”定义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教化群众的手段以后,变成了只有官方有“历史解释权”的独霸局面,妨碍了对客观事实的分析,史学已不成其为一门科学。
   
   自由主义史学的鼎盛时期
   
   由于政治钟摆效应,剧变之初俄罗斯史学界曾经存在过短暂的自由主义史学几乎“一枝独秀”的局面。在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我们的祖国》中,作者们放弃了过去苏联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看法,转而用自由主义和民主派的思想,对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一切大加否定。他们认为,俄国历史的悲剧在于自由主义的选择无法获胜,布尔什维克靠“阴谋”把立宪民主党排挤出历史舞台,使俄国断送了走上西方道路的发展机会。他们否认1917年是俄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个人意志的产物。他们把“十月革命”改称为“十月政变”,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是斯大林制度的开创者,而不是他的对立面。所不同的只是斯大林没有列宁在党内那么高的威望,因此他采取的不是像列宁一贯的灵活多变和说服对手的方式,而往往是从肉体上把对手消灭。
   
   于是,在史学领域里对斯大林的批判上升到对列宁的批判。不少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思想仍然是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政治版本;“列宁主义可以说是斯大林主义的奠基石”。列宁在内战中的表现与30年代的斯大林相比如出一辙;列宁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是严重对立与分歧的,列宁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他的思想与其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更多的来自于民粹主义;始于列宁的、由斯大林高度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苏联失败的深刻原因之一。针对这种“反列宁”之风,苏联时期的一些史学权威也奋起反击,对反列宁言论予以驳斥。这一时期,原来灌输多年的理论自然地剥落,虽然很多人不满意自由主义史学家的观点,但是也不再相信原来的宣传,大学中的历史教学五花八门,沙俄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哲学家如克留切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米留科夫、别尔加耶夫等人的著作又成为抢手货被多次再版,也有一些应急的追求时效的历史教科书出版,但质量不高,流行了几年后成为匆匆过客,没有形成有长久影响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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