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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历史,仅在记忆中播种

   有一种历史,仅在记忆中播种
   
   作者:天生一虫儿 文章来源:故乡 >> 历史 发布日期: 2007年4月13日
   
   抗日战争期间的某一天,有一个男人推着独轮车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车上坐着一位女人,咋看这都是一对夫妻,刚刚从媳妇娘家回来的一对夫妻。突然有一队日本兵,骑着大洋马直奔这对夫妇而来,只见为首的日本兵挥舞日本军刀砍下,这对夫妇的人头就落地了。这是发生在我们村口悲壮的一幕,这是一对假扮成夫妇的地下党员,不知什么时候走漏了消息,被日本人知道了,日本兵从据点炮楼到我们村,仅仅只有三华里,骑大洋马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似乎他们一直在监视着这对“夫妇”的行踪。

   
   我不知道,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抗战史上有没有留下这个悲壮的一幕,也不知道这两名地下党的真实身份,也许至今他们还是无名的英雄。但这个故事确实是真的,这是我爷爷告诉我爸爸,我爸爸告诉我的。
   
   有一位年轻的新四军战士去我们镇上执行任务,在一个茶馆店门口看到了两个日本兵过来,紧张之余就扔了个手榴弹过去,结果只是炸伤了日本兵,日本人回据点后就立即调来机关枪,把整个茶馆的人全都枪杀了,记忆中的数字是一百零八人,都是无辜的茶客,茶馆店的老板是我村的,是我最好的同学的爷爷。
   
   根据地方抗战史记载,在这次屠杀事件中没有幸存者,但事实上还是有的,我上高中时有同学告诉我,他们村上有一个人幸免于难,只是肚子上按了一刺刀。原来他是躲上“站窠”里,这是江南人冬天为孩子取暖用的,是用锤过的稻草编制的,形状类似于热电厂的又矮又粗的烟囱,既结实也很严实,下面放一个脚炉供热,中间用栅栏隔开,孩子站上其中就会很暖和。按我们的推理,此君躲在其中,日本兵用刀刺进去,肯定能刺伤躲在其中人,但拔出刺刀时是不带任何血迹的,因为严实的草组织已经把血迹擦干了。
   
   从以上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当年抗日斗争的残酷性。我爷爷原本是一个乡下木匠,抗战期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成了保长,而且同时我们家也住了新四军的一个小分队,大概有五六个人,白天在我家小阁楼上睡觉,晚上就出去杀人,杀那些出卖地下党的人、还有日本兵,如果要用一句妥切的话来形容他们的革命工作,这简直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也奇怪,其实我家住着新四军,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是却没有人敢去日本人那去告密,包括解放以后被评为地主的那些人。在解放以前,他们在村上可比我爷爷有地位,而且与日本人也走得很近,但却一直都没有人敢“得罪”我家。相信,这不是我爷爷有多牛,牛的还是新四军对待那些破坏抗日的人绝不心慈手软的革命措施。
   
   听父亲讲,邻村有一个乡绅,不知什么地方做了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而且一般都会“热情”接待的。那时有些身份的人,都是脚踩两条船,既与日本人保持往来,同时也与地下党保持联系。当时乡绅已经上床睡觉,开门的是他的老婆,来人进门就直接奔向卧室,进去后掀开被子,手起刀落就把那个人给做了,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中。这个人就是住在我家的“苏州长毛”,因他是苏州人,喜欢留一头长发而得名。
   
   相信,这也是我们家在那个时期能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安全度过那段非常岁月的原因,包括伪军,俗称“汪派”的都不敢出卖地下党员。有一次,就是那个“苏州长毛”地下党员出去执行任务回来很早,因为天还没亮,他也不敢敲门,就躲在我家后门的玉米堆中,一大早有一队日伪军过来例行巡逻路过此地,有一个“汪派”也从玉米堆边经过,看到了卧在玉米堆中的那个地下党员,但是却有两支乌黑的“快慢机”枪口对着他,于是那个“汪派”就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那时他们与敌斗争的武器,不是枪而是牛绳与牛刀,枪当然是有的,但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是不能开枪的,一旦开枪就会暴露自己,反会陷于危险境地,那样往往都是凶多吉少,在我们那活动另一支队伍的领导人,就是在枪战中被日本人杀害的。当时地下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牛刀杀人、牛绳勒人,对付铁道线上站岗的日本兵,都是悄悄地从身后摸过去,用牛绳套住日本兵的肚子,往背上一背就走,几分钟小日本就没气了。
   
   显然日本人与新四军之间直接斗争充满着残酷和血腥,但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却有中国人特有的游戏规则和天然的统一战线,无论是地主、乡绅还是“汪派”都遵循着这个游戏规则和统一战线,我们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个游戏规则和统一战线,生活在公开的秘密中,确保我们一家的平安,但也不是没有危险的时候。
   
   有一次清早,爷爷刚刚打开门,就有两个日本兵站在我家门口,把多爷爷吓得半死,因为家里还住着新四军的一小队人,但爷爷急中生智,立即热情地邀请“太君”到家里喝茶,奇怪的是日本兵却没有进来。
   
   还有一次,日本兵不知得到什么消息,就逼迫我爷爷带路搜捕新四军,要抓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本村上的一位地下党员,爷爷硬是利用走在最前面的优势(遗憾的是,具体的方法已经记不清了),把这个消息传递了出去,让那个地下党得以脱险。这是我小时候听村上那位老革命讲的,这位老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站对了位置,没有受到冲击,而我们家这一支队伍,全都被打倒了(在那个年月,没有被打倒的人,一定是要说被打倒的人的坏话,否则肯定过不了关),从我记事开始,爷爷就是戴着高帽子游街的“历史反革命兼现行反革命”,所以我们家一直与他走得不近,我只是在小时候与同伴听他讲革命故事的时候听他讲的。
   
   现在想来,经历过那场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就在我爷爷平反的问题上居然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为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未来,不再受爷爷的“反革命分子”身份的“毒害”,为了赶时间,父亲曾经连夜从丹阳步行走到常州,请求一位老革命为我爷爷作证,但是被拒绝了。好在当时曾经担任中共丹北区委书记的老前辈,在自己平反复出后,亲自为爷爷作证,最终使爷爷在去世十年后得到了平反。至于那位传说中的“杀人不眨眼”的“苏州长毛”,却未能如愿见到,本文中两个精彩的故事都发生他身上,父亲也仅仅在五十年代见过他一面,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住在我家的地下党员,我只有幸见过两位,一位是曾经担任过我们县卫生局长,文革中下放到我们村上,并亲自到我家来看望爷爷、奶奶,当时还带了很多好吃的。他的故事最有意思,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个“多情的种子”,有很多“情人”,老百姓俗称是“姘头”。一次杀了一个汉奸,见他手上戴了一只金戒指,情急之中把人家手指头割下带回来了。
   
   还有一位就是时任担任丹北区委书记,也是在我家住过的职位最高的人物,他是我们的邻村人,就是一个大队的,听父亲说,他每次来我家住,都要在小油灯下看书到很迟。从小我就想见这位大人物,直到我去南京上学才有这个机会。我是在毕业前实业期间去他家看他的,当时他已经离休,我通过他原来的工作单位,问到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然后就去他家了。两三年后他也就离开人世,在他去世前特地回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把所有曾经支持和帮助过他的革命群众都召集到一起,表达他的谢意,当时我已经工作,是父亲陪奶奶去参加的。
   
   客观地说我们家的这段历史,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现实的利益,反倒在文革中深受其害,我的童年也就是在这种苦涩与矛盾中度过。从小就在这些革命故事中长大,对革命者充满着敬仰,也为我的祖辈能有这样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然而面对现实世界却又充满着疑虑和仇恨,但也正是因为童年这种复杂的情结,逼着我一步步从叛逆走向超越。
   
   我们的前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连身家性命都在所不惜,作为后人,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放弃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一名读书人起码也应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
   
   不为名、不为利,一身正气闯天涯,前辈的经历往往会以精神的方式传承下去,让后人受益无穷,祖辈、父辈的经历,与我的人生经历,似乎总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别的不说,就说国人在非常时期中的非常表现,让我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了特别的体验与感悟,这与我的“风险管理”专业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现在企业所面临着的管理风险与经营风险,与革命者当年面临的凶险相比,岂不是小巫见了大巫?
   
   祖辈、父辈播种的一切,似乎在我这儿得到了收获,虽然时间跨度长了些,但这也是善有善报的结果,这也应验了曾任新四军总指挥陈毅元帅引用过的那段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虽然人生已过不惑,但我还是更愿意做一名“革命者”,也许这正是因果报应轮回中的一种结果。无论如何,我都会以一颗感恩的心面对一切,感恩革命前辈、祖辈、父辈在我童年的心中播下了正气、正义的种子以及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气魂。
(2010/04/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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