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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急需出台的“社会进步法案”

   中国急需出台的“社会进步法案”
   ——熊飞骏
   
   中国人多有“革命杀贪官”的热情,罕有推进社会制度进步的智慧和责任心。
   中国是人类世界发生“杀贪官革命”最多的国家,但革命群众因为缺少必要的智慧和远见把“革命成果”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进步法律”的尊严,结果历史革命成果都被“革命领袖”或“政治骗子”窃取。刚刚欢庆胜利的人民转眼又从狼窝落入了虎口,沦为暴政和腐败的砧上肉。

   英国人民在1215年赢得反抗国王暴政的胜利后,立即迫使国王签署了“维护民权限制王权”的《大宪章》,并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不惜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大宪章》的尊严,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成果,为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中国人总喜欢把应该由自己承担责任去努力争取的“天赋权力”交给曾经领导他们杀贪官的“革命领袖”去“代表”,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被革命领袖所欺骗,同时又把“革命领袖”宠成了腐败贪官。
   国民党在野时是民主革命的先锋,是它领导中国人民杀光了满清贪官走向共和,战胜了军阀割据。在民主革命走向胜利时,革命群众应该象美、英、法一样及时制定一部维护民众“天赋权利”同时“把政府装进笼子”的民主宪法,并誓死捍卫宪法的尊严。可中国人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所有希望不切实际寄托在“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身上,让蒋总司令“代表”他们去争取胜利和幸福。而蒋介石却以“中国尚未统一,山区还有共匪”为由实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把人民的民主权利剥夺一空,强行“代表”人民去实现独裁者的个人意志。
   可见制定捍卫“社会进步法案”比“杀贪官”更重要。
   “社会进步法案”能有效铲除滋生贪官的社会土壤,在还没“亡羊”时就把“牢”补上了。
   当今中国的“贪官”和“腐败”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是每个普通国民无法躲避的“权力瘟疫”,人民“杀贪官”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杀贪官革命”会招致官僚阶层的暴力对抗和大规模流血冲突,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如果把“杀贪官”热情用于推进权力阶层制定通过社会进步法案,遇到的政权阻力就要小得多,对推进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有效得多。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法案”的出台。
   当今中国的最大风险是贪污腐败,“以官治贪”只能是越治越贪,要想有效遏制贪腐必须借助“社会进步法案”。
   当今中国急需制定通过的“社会进步法案”:
   一、 官员财产公示法。
   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通过了《官员财产公示法》,所有的大国也通过了《官员财产公示法》。中国这样一个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三面积大国,《官员财产公示法》居然千呼万唤不出来?理由居然是“不成熟”?“不成熟”??“不成熟”???请问什么时候才算“成熟”?是不是等到贪官把我们伟大祖国折腾腐败垮了,逼出了“杀贪官大革命”才算“成熟”了呢?
   难道《官员财产公示法》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如果连这个也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中国国情”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特权腐败”的护身符?如果是凭什么要成为拒绝进步的理由?
   如果通过《官员财产公示法》的阻力来自人大,是不是说明人大的很多代表本身就是贪官?多数代表通过非法手段聚敛了巨额不明资产?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这样的人大是不是到了该改组的时候了?
   中国县级以上的贪官聚敛的赃款动辄接近天文数字,一个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的巫山县交通局长晏大彬就贪贿了近3000万?这还不包括他向上行贿和挥霍掉的巨款,同时利用职权玩弄了多数年轻漂亮的公交车售票员?如果严格实行《官员财产公示法》,那么多的非法资产应该能成为官员沉重的心理负担,继续贪贿的动力就要小得多。虽然不能消灭贪贿,但却是遏制贪贿的有力措施。
   二、 新闻自由法。
   新闻监督是一党执政体制下遏制腐败的有效方式。新闻监督的前提则是“新闻自由”。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揭露贪官腐败的文字就不容易自由出现在电视、报刊、网络,就根本不可能对贪贿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我党要想强身健体长久保持“先进性”,就得及时清除自身肌体上的“贪腐脓疮”,必须借助强有力的新闻监督及时发现大大小小的贪腐丑闻。要做到这点就得尽快制定并通过《新闻自由法》。
   今天的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职权威摄或用纳税人的钱收买多数网站,随意删除揭露其腐败的“真实消息”。至于电台报刊,则完全排除绝大多数揭露腐败的负面消息。如此严密的新闻封锁怎么可能监督官员尽职尽责公平施政廉洁奉公?怎么可能长久保持执政集团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三、 财政收支公示法。
   中国的“三公腐败”世界第一,每年超万亿元,相当于腐败掉近38艘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行政成本世界每一,占财政收入的24%且每年都在快速增长?相当于日本的10倍!公务部门如此无节制地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赌博的钱有买种子的钱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实行《财政收支公示法》,收了多少钱?用于做什么和怎么用?纳税人全朦在鼓里。结果经常出现“职工发不出工资”领导却有钱吃喝嫖赌游山玩水?每年都仰仗国家财政扶持的贫困县官太爷们坐豪车建豪华超标办公楼,花费巨额公款出国旅游?等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官场怪状。
   不要小看《财政收支公示制》,它是民主选举的有力补充。美国公务人员之所以很难贪腐,除了民主直选各级行政一把手外,严格的“财政收支公示制”也是有力的监督措施。那些实行民主选举的不成熟民主国家,因为没有严格实行“财政收支公示制”,一样会产生腐败,台湾陈水扁就是前车之鉴。
   四、 反官黑勾结法。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在近十年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黑勾结”,官员成为黑恶势力的幕后保护伞,甚至于官员本身就是当地的“黑老大”?
   我国的很多基层政权已经山寨化,黑社会成为广大基层的“影子政府”,“找公检法不如找黑社会”已经成为很多公民处理纠纷的“地方潜规则”。
   今天的地方官已经由黑社会的幕后指挥转为公开挂帅。2010年4月4日上午,河南省固始县汪棚乡乡长蔡光辉带领4名乡干部和派出所所长为首的全体干警及村支书许明松带领的全体村干部,指挥200多名黑社会杀手(清一色的黄头毛)闯到汪棚乡大皮村,到达后村干部把事先准备好的铁锹把分给200多个黑社会杀手。这些杀手手持铁锹把见人就打,并且往死里打。打倒后再抢上车拉走……
   黑社会快速做大做强的原因就是他们能为地方腐败政府承担伤害人民谋取私利的“违法恶政”,在强拆强搬强建,强占民宅民田等“腐败工程”中替官员冲锋陷阵,用暴力恐吓“摆平”维权民众;当民众受到黑恶势力侵害时拒绝履行主持公道的社会职能,让受害民众痛哭无告。黑官则和“黑哥们”坐地分赃。
   地方黑恶势力已经成长为广大公民的噬脐之痛,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迅速铲除黑社会不但党和政府颜面尽失威信扫地,还要面临民众集体反叛自卫的极大风险。要想从根子上铲除黑恶势力,第一步就是严打“官黑勾结”,必须迅速出台一部《反官黑勾结法》。凡是涉黑官员一律撤职查办,多名官员卷入黑社会的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全面改组。平民受到黑恶势力伤害时当地政府要切实履行主持公道的社会职能,司法部门限期破案,到期未破者政府先行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同时追究相关权力人物的渎职责任。
   中国急需制定通过的“社会进步法案”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述及了。
   如果上述“社会进步法案”得以顺利出台并切实履行,就是威权政府也一样能够赢得“公信”和“生命力”。
   …………
   当今中国已经步入了现代化的“瓶颈时期”,能否顺利通过“瓶颈”取决于权力阶层能否切实承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及时快速出台上述“社会进步法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消除社会风险顺利通过“瓶颈”的必要措施。
   
   二0一0年四月十三日
(2010/04/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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