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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阉割科学本质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逆“五四精神”而行

   抵制普世价值的“科学发展观”活动

   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党魁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他强调:“要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此后,中国意识形态衙门中宣部,特此组织编写出《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一书进行舆论炒作,使“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核心政治理论。继而,胡锦涛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全党同志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随即一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中共党内全面展开。按照中共十七大的部署,全党大力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自2008年3月开始试点,2008年9月正式启动,到2010年2月底基本结束。

   为此,中共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在2010 年4月6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胡锦涛在大会上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当下官方喉舌正在开足马力热炒。胡锦涛在大会上讲话指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坚强保证。”然而,有目共睹的是,近两年来,中共“科学发展观”活动,却是在伴随着违逆科学精神本质,抵制普世价值 ,封杀《零八宪章》,抓捕刘晓波等民运人士,和逼退古歌过程中得以展开的。

   在理性批判洗礼中“上帝死了!”

   所谓“科学发展观”,从字义上理解就是用科学精神推动社会发展的系统观念。而科学精神,就是在科学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近400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包括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作风等诸多因素)。它作为文化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人类近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擎引,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从非理性社会到理性社会发展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的起点应该归功于哥白尼挑战宗教权威的“日心说”,以及布鲁诺、加利略等维护者们的传播与发展。他们为把人类带入一个理性批判的社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冲破了中世纪的神权黑暗,迎来人本主义的署光。

   在西方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虽打着文化复古的旗帜,却以人的名义,对具有最高统治权威的“神”,进行了观念上的彻底澄清与批判,直到最终发出“上帝死了!”的论断。在这样一场时代性的理性批判洗礼中,完成了由神的观念向人的观念的转变。于是人权便有了神圣的地位。这便是由一场科学精神推动的观念颠覆。正是在欧洲中世纪人权对神权的颠覆过程中,自由主义的思潮伴随着真正的“科学精神”,获得了历史性的张扬。今天,以抵制普世价值 ,封杀《零八宪章》的“科学发展观”,背叛的正是这种真正的“科学精神”。

   五四运动扬起“科学精神”大旗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一场理性批判思潮来颠覆皇权神授的传统统治。我们这个民族,至今没有经历科学时代的理性洗礼,因而至今也没有拓展出人权的语境和自由主义的领土。晋魏时代算是一个文化另类时代,但却只是消极逃避政治和不与世俗合作。他们的玄谈也过于清高,根本形不成时代性的理性批判力量。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最先觉醒的如张之洞、李鸿章以及魏源者,仅仅是有了一点科学精神。而真正开始理性批判的应该从康有为算起,他从主张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思想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进入了一个逐步开放的时期,中国也从最衰败的历史时期复苏,开始追赶理性世界的政治文明。

   然而,在中华大地上真正扬起“科学精神”大旗的,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提起五四运动,不能不提及中共的祖师爷陈独秀和他创刊的《新青年》。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提出,要储金中国发展“既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这个被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被解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魂和近现代中国“民主”与“科学”的两大时代发展主题。

   何谓“民主”?按中共的解释,应该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是国民当家作主。有主人,就必然要有仆人。然而谁是主人,谁是仆人呢?百年中国、几经血腥革命,一直还都没有搞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据说是真正的民主——“苏维埃民主”,发展成为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空头支票支撑起的“党领导一切”的国家。何谓“科学”?曾一度被统治者解读为坚船、利炮、矿山、铁路;而改革开放“一场春风”,又给我们送来了“洋务运动”。于是,“苏维埃民主”加“洋务运动”,便成为了今日胡锦涛“科学发展观”要捍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这种“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异化了陈独秀原旨意义上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即完全背叛了崇尚普世价值的五四“科学精神”。 其实,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的内在含义是自由与理性。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民主观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苏维埃民主”。这个精神绝对导读不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晚年倡导“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王元化先生就认为:五四价值是思想独立、精神自由。晚年自述诗:“平生所学唯余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的陈寅恪,以及移居台湾时,拒绝蒋介石邀官说:“如果我当了你的官,就不能随便骂你了”的胡适等也都有这样的主张,即五四精神是自由主义的。  说到科学,它的精神实质就是理性批判;倡导科学精神,就是要用理性破除迷信。这样的科学精神承袭的是西欧大陆的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康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崇尚理性批判是启蒙运动的一大特征。而启蒙运动的主要口号则是自由主义,让人民自由想、自由说、自由做。自由想、自由说是政治文化领域的;而自由做是经济领域的,即让人们自由地生产、交换与分配,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严格控制和蛮横干涉。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对自由主义作了经典的论述:“自利是个人经济活动的动机,国家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政治家更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这便是经济人的自由主义理性假设,经济学也因此而成了一门学科。

   陈独秀无法启蒙胡锦涛

    很显然,早期的陈独秀是受到西欧大陆的启蒙运动影响。他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提出,开启蒙昧的同时就是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是理性的自觉,用理性冲破愚昧,将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始“人的自觉”、“个人的解放”。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敬告青年”要“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这种观点不仅与康德的思想如出一辙,且完全就是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因而他倡导要有勇气打破外在的枷锁,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世界。他明确提出中国“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可见,陈独秀早期的科学与人权并重,才真正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与实质。科学的精神就是理性,人权的实质就是自由。因此,自由与理性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然而,遗憾的是,苏联“十月革命”传入中土后,“红色记忆”一统天下,真正的“五四精神”在中国政治语境中从此销声匿迹,使得人们没有任何与意识形态霸权抗争的自主力量,新的思想也无法诞生,科学精神早已瘫痪失语了。“十年浩劫”的文化专制,再一次把中国拖向了崩溃的边缘。在前苏联“红色记忆”大清洗的“冰冻时期”,仍出现了帕斯捷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中国却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杀害了遇罗克和林昭等无数追求真理的探索者。在前苏联,红色作家高尔基晚年都有所反醒。中国的郭沫若却始终都是毛泽东的“文化太监”。周扬受压之后开始清醒,但最终只能是失语而死,巴金要“讲真话”算是了不起了,但也反省的太晚了。改革开放,中国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启蒙带动了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于是有了“北京星星画展”与“民主墙运动”。然而不久又惨遭国家暴力。直到冷战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衰败,中国借此东风,1989发生了“北京之春”,人民大规模的呐喊,再次冲击了意识形态禁锢。但坦克的履带,又再次阉割了理性批判的自由灵魂,任由“红色记忆”把现存语话霸权当作一种法理事实,令全民族全盘接受下来。今天刚刚再有《零八宪章》及其群体问世,迎来的却又是“科学发展观”的封杀与镇压。

   理性批判是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胡锦涛最初提出“科学发展观”,人们本以为他要承接“四五运动”的香火。然而不幸的是,今天中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枉论“以人为本”,竟导出一个封杀异见,拒绝批判,逼退古歌,全民大唱“雅格西”的社会。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一书,宣示“科学发展观”系毛邓江胡一脉相承,唯独背叛了其鼻祖陈独秀。因此,这样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注定要为自由主义者所批判,最终也将难逃五四革命者们所清算。如果陈独秀九泉之下有灵,当为今天的中南海首脑如此僵化而难以启蒙死不瞑目。

   

(2010/04/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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