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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旱灾揭示的问题

   来源:RFA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严重旱灾,引起各方广泛讨论,但是比较偏重于气候变迁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政府引导舆论的方向。因为一旦人民关注的矛头指向天灾的部分,人祸的因素就会被冲淡,政府可以规避应当担负的执政责任。但是事实上,这个责任是无可回避的。
   我们当然不否认地球气候反常,包括暖化造成的天候因素,是这次西南大旱的主要因素,但是,所谓“百年一遇”的灾害性气候本来就还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而人民纳税给政府,就是因为期待政府在这样的灾害到来之前,能够有所防范。而在中国,政府行为本身却成了灾害的帮凶。更确切地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发展战略的错误,是中国灾害频仍的主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入,几乎每年都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但在现实中,却从未得到有效执行。大型水利工程的财政投入尚且可以得到保证,农村小水库,沟渠建设30年来很少进行全面整修。去年国家四万亿投资,用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寥寥无几。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抗灾能力的减弱。
   而庞大的政府投资去了哪里呢?基本上都投入了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直接经济收益的项目,而很多这类项目,对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保护,本身就是灾难性的。以云南省为例,橡胶产业一直是该省的支柱产业之一,1994年到2007年,生胶收购价疯涨百分之九百。而官方地理信息系统监测表明,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已经影响了这个地方的气候,10年内平均温度升高了零点四到零点五度。

   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天灾越来越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背后,更为严重的问题,还表现在水资源的分配不均上。因为在中国,水资源分配的逻辑,就是重城市重工业,轻农业轻农民。大旱持续了数个月,处于旱灾核心的始终是农村和农民。分配的背后,首先是权利的不平等。而农民,包括灾民,不可能组织自己的维权组织,他们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常管道得到有效的表达,这,就是所谓的“人祸”问题,也是政府极力规避的问题。更是我们作为监督当局执政的民间力量不能忽视的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压倒一切,政治问题高于一切的国度,没有什么百分之百单纯的经济问题。更不可能存在单纯的气候因素。1950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当局就是把原因推给三年自然灾害。结果到了今天,我们已经都了解,那根本就如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自己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是,全国上下并没有去追究天灾的人为因素,那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得以爆发的一个远因。这一次西南地方大旱,如果我们还是把它归结为气候因素,而不去追究背后的政府行为的原因,可以肯定地说,类似的灾害是不可能根除的。
(2010/04/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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