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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修女张印仙(上)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前 奏


   大理古城的土著居民,都晓得人民路天主堂里,有个百岁修女。但是外来客不晓得。我也是去年偶然晓得的。那是个晴朗夏日,来自巍宝山长春洞的逍遥道长,邀约几个文人,一同拜访已做神父的旧日同窗。不料刚进天主堂大门,就碰见此尊神仙,居然腿脚麻利,出土人参一般崎岖而鲜活。一听说她的岁数,我立马贴身追随了十几分钟,在高墙内兜圈五六趟,倾力巴结,却没搭上一句话。
   稍后往来数次,终于搭上话,却半句也搞不懂,还引起天主教徒们的警觉。有个70多岁的婆婆,在众人的推举下,过来盘问:先生你哪儿人?信主么?参加敬拜么?我答:准备信呢,所以对这位老前辈感兴趣,想交流一下,你能为我们翻译?婆婆说:不能,谁晓得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写书的,帮帮忙嘛。婆婆说:记者么?那更不能了。我劝你走吧,先征得宗教局的同意再来。
   我当即绝望,随之返乡,直至翻年,同样的晴朗夏日,又卷土重来。汲取了教训,我在天主堂外围盘桓多日,分析情报,并伙同基督教徒鲲鹏,从教会门卫室、对外接待室、厨房、礼拜堂、修道院,逐步深入。鲲鹏擅长谈经论道,弄得众人点头称是之际,我这边就乘虚而入。

   我们终于接触到关键人物陶修女,她35岁左右,目光清澈,为人厚道,且长期照顾百岁修女的起居。我们沟通顺畅,并提前4天,敲定了这次拜访。
   这是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弥撒之后。我们又在修道院这边等候个把钟头,陶修女才匆匆赶来,牵起活神仙,就朝外走。访谈接着在空荡荡的接待室进行,节奏极快。我们考虑到老人身体,建议歇口气,陶修女却说不必,她的状况不错,自己煮饭吃,食量还大,还是个老顽童,你说她不行,她就把装满土的花盆拉来拉去,显示有劲道。
   我们都笑。老人一笑,皱纹猛然舒张开,如褪色的斑斓虎皮。她叽哩哇啦好一阵,根本听不懂。陶修女打趣说,主要是牙掉光、不关风,再加性子急、嗓门高,就把本地话扭曲成了外国话。
   陶修女自始至终,紧贴活神仙,冲她的右耳喊话,因为她的左耳左眼,都不灵光。但记忆和思维却清晰无比,叙述到激愤处,屡屡要跳脚,那种波涛汹涌,可与莎士比亚笔下疯掉的李尔王媲美。
   她还掏出贴身的3个十字架,供我们鉴赏。其中一个,据说已经挂了60多年。在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她还嚷嚷不愿吃饭,也不愿走。大家都劝她扶她,而她却挥舞双手,指东打西。意思是四面墙的外头,还有好多地盘被抢去,她一直不愿走,就是要亲眼看着还回来。
   这辈子,气性大而长寿的,我也只见着这一个。

正 文


   张印仙:我天天在教堂,祷告、做饭、走动、晒太阳,也看看花草,看看蚯蚓和蚂蚁,给它们松松土。如果不在呢,就去旁边的市场买菜了,过一会儿,又在了。
   老威:哦。
   张印仙:我在,心也在,主也在,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也在。
   老威:哦。
   张印仙:我掐掐自己,老肉老骨头,还晓得痛呢。
   老威:哦。
   张印仙:1908年8月3号,我出生在云南曲靖城,父母取学名“张印仙”。我记不得父母的模样,只记得有个哥哥,被军阀抓了壮丁,后来死在战场上。
   老威:连父母的模样也记不得?
   张印仙:梦里出现过,可醒来就忘掉。我是个孤儿,刚满3岁,就被我的一个叔叔送进昆明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侍奉天主。
   老威:你的叔叔?
   张印仙:是教会的神父。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天主教就由越南传入云南,在昆明、曲靖一带落脚了。所以到了我的小时候,法国巴黎的外方传教士已经很多,教堂也遍及城乡,门派也复杂,有耶稣会、圣心会、天神母皇会、保罗会、方济各会等等。我在修道院跟法国神父和主教识字、读经、听弥撒、做祷告,也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高墙外乱兵乱世,民不聊生,而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小环境、童年的庇护所。
   直到13岁,我才跟孃孃李华珍来到大理。当时古城只有几处临时天主堂,后来却发展为滇西最大的教区,包含丽江、保山、迪庆、临沧、德宏、思茅和西双版纳,有汉族、白族、藏族、彝族、傣族、景颇和哈尼族的教友8万多。再后来,圣心会购买大片教产,由法国主教叶美章全面负责,修建了修道院、孤儿院和这座远近闻名的礼拜堂。
   老威:规模宏伟啊。
   张印仙:当时住在教会的,就有400多口,法国的主教和神父至少十几个。星期天弥撒,古城内外、海东海西的人,潮水般涌来,礼拜堂装不下,大家就在外面院坝,有跪的,有站的,还有小孩子爬树爬楼的。我也是小孩子,可我入门早,台上的管风琴奏哪段,我就能唱哪段,主教讲《旧约》里哪段,我就晓得出自哪页,下文的典故和箴言是啥。许多人夸我聪明呢,只有孃孃冲我瞪眼,意思是“不许卖弄”。
   老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红色洗脑,什么“宗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人民的工具”啦,什么“育婴堂是地狱,修士修女把儿童当实验品”啦。
   张印仙:呸呸。文革中批斗我们,还说教会杀了多少多少孤儿,神父主教是吸血鬼呢。我不能反驳。明明晓得是造谣,也不能反驳。为啥要造这样的谣?中国人的罪孽还不够深?主啊。
   灾荒年,兵荒年,本地的穷人经常丢弃自己的孩子。有点人性的,还晓得选个好天气,乘月光不错,把娃娃用棉布包裹几层,悄悄放在教会大门口。等第二天大早,修女们一开门发现,自然抱进去,无论好的还是病的,那个心疼劲儿!会打算盘的,或亲情难于割舍的,几年后渡过难关,再来相认吧。其实永不相认的更多,那时候呀,人越穷,孩子越密,都像动物,捡健壮的、熬得出头的养。
   我眼睁睁地看过多起,女娃娃,还没断奶,就抛在山坡或海边,任野兽或野狗,一个个糟蹋。男娃娃,生了病,眼看不得活,也同女娃娃一样,四处丢。修女们外出碰上了,就捡回来,让教会的神父和主教抢救,他们都会点医术,打个针喂个药,还挺内行。刚刚丢弃的,兴许能救转,能和我一样,在孤儿院抚育成人;已经过了夜,或被野物动过,缺条腿、缺个其它零件的,就只有祝福,道几声“阿门”,然后埋在南五里桥村的天主教墓园了。
   老威:我去过那墓园,只剩下一片玉米地。
   张印仙:也是教会买下的,很早了。主持修建天主堂的叶美章主教,死后就埋在里面,还有几个法国神父也埋在里面。
   老威:他们叫啥名字?
   张印仙:太久远了,记不得了。还有不少本地信徒,不少捡回来又夭折的孩子,有的不足月,有的两三岁,我主慈悲,他们都通过仪式,进了天主教的墓园。无论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普通信徒或弃婴,墓碑上都嵌刻了他们的生平,只是有的复杂些,有的迫于无奈,简略一点。
   老威:弃婴的墓碑咋写?
   张印仙:由捡他的修女取个名字,有可能是中文名,有可能是法文名,然后生卒年月,发现于何地,最后都有“天主垂怜,阿门”。
   老威:弃儿能与主教、神父葬一块,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可思议的。
   张印仙:如今全被毁掉。一块天主教墓园,一块基督教墓园,本来是邻居嘛,可以互相串门嘛,都毁掉了。连地基也要不回来。所以后死的天主教徒,像刘主教,像我孃孃,都进不去。
   老威:唉,这是劫数。
   张印仙:到1940年代,收养了孤儿200余,占教会总人口的一半。多数修女都变成“全职保姆”,少数懂医术的,就做“门诊大夫”,给老百姓的孩子喂药打针,有时也喂饭喂糖。我在厨房熬牛奶、米糊、面浆,来代替母乳,有时一天抱进来四五个,饿得直抽,就给个甜奶嘴先咬着。至今,大理古城还存在几名被教会收养过的孤儿,七老八十,人都快入土了,还怕沾着“里通外国”的罪名,不愿承认。
   老威:为啥?
   张印仙:他们叛过教,脱离教会,这是终生污点;后来形势好转,想回归,又乌龟一样缩头缩脑。还有个神父,已经还俗结婚生子了,到了八几年,居然还厚着脸皮宣誓效忠主,其实惦记着刘主教的位置呢,真枉费当年传教士们的苦心栽培。
   嘿嘿,回顾我的前半截,真幸福啊。教会人来人往,可鸟叫比人声亮,秋天到,一阵阵风吹落叶,呼、呼,眨眼就满园黄灿灿。只有辩经和弥撒时,院内才闹热一点,但仍很安静,心里喜乐的那种安静。现在的大理二小、大理四中,过去都是教产。我呢,累得直不起腰,可傻傻的乐,我特别喜欢打扫礼拜堂的卫生,擦洗祭坛、桌椅、神像、箴言,真幸福啊。教会十来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主教和神父,都总是夸奖我,有时也开开玩笑,“罚你独唱3首《赞美诗》”,兴致一高就加入进来,比赛歌喉。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1949年8月,也就是临近解放,从大理教会派去香格里拉传福音的瑞典神父Maurice Toruay被乱枪打死。噩耗如乌鸦,嘎嘎传来,大家在凶兆中跪下祷告,求我们的身心得到保守,坦然接受种种煎熬,穿越将接踵而至的魔道,像Maurice Toruay那样以生命荣耀主。
   这次超生弥撒没多久,解放军就进城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全国红透了,苍山洱海也红透了,连教堂内外,也飘扬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外国主教和神父们被当作传染病,隔离在几间小屋内,窗帘遮得密密实实,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谁也不准靠近。
   老威:远远打望可以吧?
   张印仙:还不敢公开打望。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会骂你“戒不掉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
   老威:这是哪年?
   张印仙:1952年,2月份,外国人都撵跑了。
   老威:开过会么?有最后的弥撒么?
   张印仙:礼拜堂贴了封条,禁止入内,接着是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绝大多数信徒害怕,纷纷退出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回家务农。有的却公开叛教,“听毛主席的话,与奴役人民的天主教划清界线”。听说主教们在解放军代表事先拟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放弃一切“剥削”财产,还划了十字。其实全部教产都是花钱购置,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们撤走好久我才晓得,偷偷哭了几回。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啊,是主通过他们的手给的啊,否则我在3岁前就夭折了。
   老威:天翻地覆,大伙要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做鬼了。
   张印仙: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军代表限令我们搬家,刘主教说,天主堂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啊。
   老威:够顽固不化的。
   张印仙:但是到了年底,他们威协说,不搬就拿绳子绑走。于是某一天,我们3个被民兵押解着,出古城西门,安置到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监督劳动”。随即,我们的教产被统统霸占,一部分建大理二小,一部分建大理四中,剩下的房屋,政府安插了许多人进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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