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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

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
   
   Richard Pipes著 [1] 郭国汀编译[2]
   
   南郭点评:大陆中国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北欧国家是成功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以资证明社会主义没有错,马克思主义没有错。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享有的选民微不足道,在英国仅有0.05%,在西德仅0.5%。且呈江河日下的趋势”,“在北欧和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很少追随者”,而全球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在1956年业已正式抛弃马克思主义。1991年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意大利共产党,人数众多而最少教条,悄然改名为左翼民主党。绝大多数其他各国共产党均改名换姓,摆脱了共产党的名称和标志”。

   
   东欧各前共产暴政国家、欧盟各国及美加等国领导人均公开反共。捷克在1993年通过了一项决议,直接称共产政权为犯罪政权,把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 织;1995年9月22日阿尔巴尼亚通过一项法律,谴责前共产政权对阿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屠杀罪行;1996年8月22日拉脱维亚通过一项宣言,谴 责前苏联共产极权暴政对拉脱维亚人民的犯罪行为;1998年2月20日保加利亚草拟了一项法律宣告前共产政权是个非法政权;波兰总统在2006年作的一个 演讲中,明确把共产党称为犯罪组织;2006年7月3日克罗地亚通过一项官方文件指称共产党是犯罪组织;欧盟议会2006年通过了一项“反共产极权体制第 1481号决议”。美国前总统布什2007年月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捷克作家米兰• 昆德拉曾经将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形容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共产党政权不仅夺走了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 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性,恢复对他们的记忆。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 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2009年3月18日,欧盟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听证会。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指出,“在欧州 有两个极端的系统,共产主义和纳粹,造成了人间悲剧,尤其是共产主义,其理念覆盖整个社会,每个人不是受害者,就是行恶的罪犯。如果我们不能够反对导致可 怕灾难的共产理念及其机制,将会是很危险的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2009年10月13日呼吁国民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把带有共产党标志的纪念物和偶像仍进历史垃圾堆。恢复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复兴 的基础。尤先科总统2009年5月17日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同时告诫那些不承认共产主义罪行的人们,必将被淘汰。 这里发生的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发生的同样残忍,并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会历史被宽容。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 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象征。在立陶宛公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爱沙尼亚决定禁止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包括带 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印度2009年6月23日宣布“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通称“毛派”)为恐怖组织。[3]
   
   全球迄今仅剩下中共、朝共、越共、老挝共和古巴共产党仍在苟延残喘,但可以肯定它们全部随时面临寿终正寝!
   
   2010年4月11日第215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西方国家知道列宁与德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临时政府推翻沙皇后,立即获得举世承认,即便10月政变,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权后,西方仍未立即中断与苏俄之间的关系,1918年3月苏德布列斯特(Brest-Litovsk)协议签署后,西方国家才转而支持在俄国南部及西伯利亚的白军。但到1918年11月后,仅剩下英国继续支持白军,主要是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极少数认清了共产主义危害全球的政治家。正如他在1930年预见到纳粹德国的威胁一样。直到1919年底,在白军已面临失败,但尚未被完全击溃之际,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 George)下令撤回对白军的支持。丘吉尔极力反对并警告,未来德国、苏联和日本结盟会有严重恶果:“如果我们放弃俄国,德国和日本则不会。东欧诸新国家,将被俄国和德国粉碎…五年内我们所有的胜利果实将付诸东流。”
   
   1921年英国与苏联签署商业协议,随后外交承认之,欧洲诸国随后亦与苏联建立商贸与外交关系;唯有美国直到1933年以前一直拒绝承认苏联政府,而美国是全球第一个承认临时政府的国家。
   
   苏联外交有双重任务:一是外交;二是颠覆。苏联外交官,大多藏匿有众多间谍,图谋煽动所在国推翻政府,每个外国政府指责苏联间谍颠覆活动时,苏联皆以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是私人组织,与政府行为无干进行抵赖。西方盟国支持俄国的反共力量缺乏信心,半心半意且吝啬小气,而俄国支持各国反民主势力则显得全国以赴。
   
   1919年3月成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托洛斯基称之为“世界革命总部”,但只到1920年夏天,内战实质上已经结束,共产党才集中精力处理国际事务。苏联红军几乎未遇实质抵抗,便开进了华沙;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其继续进军德国和英国,列宁相信英德两国革命时机均已成熟。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决议称:“世界无产阶级决战时机已经来临;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展开内战的时代,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列宁在给身在波兰前线的斯大林的秘信中说:“共产国际的局势喜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我本人,均认为应当立即加快意大利革命的进程;我个人的意见认为为了这一目的,匈牙利应当苏维埃化,或许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亦然;我们必须考虑周密;德国共产党认为德国能够在兰朋(Lumpen)召集30万大军抵抗我们。”[4]
   
   该信最后一句表明,莫斯科意图让红军征服波兰后进军德国,以配合其同情者夺权。列宁完全误读了欧洲局势。依十月革命的经验,列宁不得不克服他的战友们的犹豫不决,以发动一场成功的政变,使他认为谨慎小心是胆小。
   
   1920年共产国际大会,呈现许多欧洲国家和全球革命局势,故拟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分裂,遵循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列宁不隐瞒共产国际作为俄国的一个支部,按俄共模式组织并受其领导。大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对他们的党员强制铁的军事纪律,对其中心莫斯科表示完全的同志般的信任。他们的即时使命是全面渗透和撑控各自所在国的所有的组织。为此目的,用列宁的话来说:“共产党人必须在情况需要时…诉诸每一种诡计,阴谋,非法的权宜手段,掩盖并禁止公布真相。”[5]
   
   最终目标是各成员协助共产国际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既存的资产阶级政府,代之以共产党政权。最终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会通过的21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几条:
   
   (3).各成员应当创建一个相应的非法组织,到关健时出面负责组织革命;
   
   (14).任何志愿参加共产国际的党,有义务无条件支持苏联针对反革命力量的斗争;
   
   (21).拒绝本共产国际规定的原则和条件者将被开除。
   
   既然莫斯科不同意的任何事项均被标上反革命,第14条设立了一项原则:苏联的利益和意愿高于世界各国共产党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共产国际在整个欧洲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创建共产党,予以指导和秘密财金资助。然而其假定资本主义国家皆处于内战边缘则完全错误;其次,虽然共产党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天主教信众主导的国度,诸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强大的劳工组织中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他们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受莫斯科的严厉指令,视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敌人,他们削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为右派独裁开辟了道路,而共产党人则成为其第一个受害者。
   
   这在魏玛德国表现得至为明显。1920年代末,在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纳粹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党)三个强大的政党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苏联始终倾向于支持纳粹党胜于支持社会民主党,苏联称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并继续视之为主要敌人。基于此种推论,苏联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联手,在1932年11月议会大选时,社会民主党获得700万选票,共产党得600万,两者合计超过纳粹党的120万选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计得221个议席,纳粹仅得196席;如果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作,两个左派政党本可以在公投中击败希特勒,阻止他取得总理职位。因此,是共产党与纳粹党之间的诡计破坏了德国的民主,并将希特勒关上权力宝座。97
   
   1930年代,当苏联因集体化、大饥荒、大恐怖正在蒙受最痛苦的经历之际,苏联在西方的形象却因两个深深影响西方自信的重大事件而大大改善--大衰退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大量失业对工业民主国家的巨大冲击,似乎证明马克思预言之资本主义会因周期性经济危机直至最后崩溃。较之共产主义俄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规模,确保就业,西方工业的停滞,使得许多西方自由观察家们相信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死亡。共产主义还因在海外鼓吹在其自已领域内禁止和严厉处罚的政策,诸如组织劳工的权利和少数民族(即美国黑人)平等权利,以及苏联在西班牙内战中支持反法西斯事业,均为其赢得良好形象。97
   
   大多数欧洲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皆未忘记共产党统治可恶的一面;但是他们却用各种方式为其合理化:通过谴责无关的外部原因,诸如沙皇的遗产,西方资本主义的敌意等,或视之为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付产品。
   
   在北欧和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很少追随者,苏联却赢得了自由知识分子和旅游者的好感。1919年,一个美国记者斯迪芬(Lincoln Steffens)访苏后写了一篇著名游记,称在苏联“我看到了未来,它确实有效”。后来证实 ,他是在瑞典至莫斯科的列车上,尚未踏上俄国土地前写下这篇报导的。后来,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渡假时给朋友的私信中写道:“我热爱苏联,未来在那儿,苏联将赢得未来,拯救世界,那是我的信念。但是我不想在那儿生活。”
   
   最经典的是两位受人敬重的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也是学者悉尼(Sidney)和韦伯(Beatrice Wibb)。韦伯最初非常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但在1932年他们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们到俄国作了三个星期的旅游,受到了皇族般的款待。他们为所见到的每件事大唱颂歌,用他们的话说:“爱上了俄国”。1935年根据苏联东道主提供的信息资料文件,他们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游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的文明?》(1941年再版时干脆将问号删掉)。他们对待苏维埃文件就象对待英国官方文件一样,而且每一页都经过俄国驻英大使馆人员“校错”。他们提供了苏联生活小说般的场景,而完全未意识到苏联的宣传目的。在序言中,他们否认斯大林是个独裁者(基于苏联作品)确实,他们认为斯大林是学院式统治(collegially),他们认为斯大林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权力更小。对于秘密警察恐怖、大饥荒及无孔不入的监控,他们均忽略,或淡化,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而费边社的委员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盛赞这部浮夸而毫无批判精神长达1200页的游记是对“苏联第一部真实的科学分析著作”。1942年韦伯又出版缩版《苏联的真相》,她参考了苏联1936年《宪法》,描述“苏联是世界上最全面平等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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