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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旅,儒学之旅--粤游散记

思想之旅,儒学之旅--粤游散记

   3月底与4月上旬间,到广州、深圳、珠海三地溜了一圈,会了不少儒友,就儒家种种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换了意见,感想多多,收获多多,杂记于左,聊作纪念云尔。

   南山有石3月30日上午,先到广州见到了南山石网友。东海南山,正巧相对,偈曰:南山有石,东方有海,海永不枯,石永不烂。

   谈起儒学,南君提出以儒学构建中国企业的精神价值与管理制度的主张,令我耳目一新。争取早日儒化中国是儒家的共同追求,但从何着手,如何进行,因人而异。从儒化企业开始,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子。乐观其成吧。无论企业主动走向儒家还是儒家积极走向企业,都是好事,也是一种时代趋势。

   在与南君的交流中,有共识,也有歧见。南君给了他的两篇打印文章,一篇是《孔子宗教伦理和思想简论》,不乏卓见,不尽认同。比如其中写道:

   “痛定思痛,我们只有重新回归传统信仰,即重新确立天地、圣贤和祖先信仰,才能从根本上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才能激发和培育中国人的固有美德和民族品质,从而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为了重建民族精神家园,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社会道德,我们确有必要重新回归传统。敬天法祖尊圣重贤。但是,天地圣贤和祖先,尽管非常重要必须尊重,毕竟还不是信仰。在儒家,“天地君亲师”都没有也不能提高到信仰的层面。

   对于自然的天地和自然的规律,必须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但谈不上信仰,形而上的“天”才是信仰,但这形而上的“天”并不外于形而下的“人”,天之本体就是人之本性(良知),所以儒家归根结底乃是良知信仰。

   圣贤是良知的代表,尊重和敬畏是必须的。但请注意,载道之体毕竟不是“道”之本身。王阳明说过: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与对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的重视和热爱一样,儒家对天地、圣贤和祖先的尊重和敬畏,都是本之于良知或者说从良知开发出来的(这里的良知,就本性本体而言,即《易经》的乾元、孔子的仁、《中庸》的诚等)。方便说儒家信仰天地、圣贤和祖先,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强调,这些信仰是建立在良知信仰之上的,良知才是至高信仰。

   南君则认为,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古谓士大夫)当然应该通过格物致知修道明理并体证良知去建立信仰,这是理所当然毫无疑问的圣人教诲,他所说的回归“天地君亲师”信仰,其实是针对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南君所言自有他的道理。我说过,作为方便说,信仰“天地君亲师”原无不可。

   30日中午,南君做东,老诗友熊君也来了,赠我《诗词医案拾例》、《古今名联选评》二书。此君口才颇佳,诗才更不用讲,其诗是越写越老辣了。

   下午,由南君开车送抵深圳,同行者有申君,是研究易经和儒家礼仪的。途经凤凰城,参观了广州的“孟母堂”----养正幼儿园。孩子们书声朗朗,见到大人彬彬有礼,令人欢喜。又在深圳钟旭东的私墅“大同学堂”住了一晚,结识了晓君,是个颇有思想的私墅教师,临睡前浅浅聊了一会。晨起与孩子们一起晨课,选读《论语》,不亦乐乎。

   这次出游,是承南君热情相邀、极力促成的。他一再希望东海在深圳多住一阵子,在“孔圣堂”多讲一讲。我想,他与“孔圣堂”应该颇有渊源吧?

   同心共振3月30日下午,拜访了蒋庆先生,就民主宪政儒家宪法儒家的现状和展望儒家的形上依据等等问题,征求了蒋庆先生的看法并交换了意见,有共识,也不无分歧。蒋先生相当健谈,听他说话,与他交流对话和碰撞,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蒋先生是一个能够守死善道的人,不愧为当代儒家的一面旗帜。蒋先生引用李白的诗句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圣贤在任何时代都是寂寞的。又说,不敢自称圣贤,称学圣贤者吧。这话说的好,圣贤甘于寂寞、以之为乐,儒者亦当耐得住寂寞并在寂寞中不断充实、完善自己。

   4月1日,儒友黎君、黄君到来,两位老网友了,都是私淑熊十力的,相见之下,倍加亲切,把酒长谈直到凌晨4时。“邻不孤必有邻”,他们仿佛是我多生累劫的故人。

   黎君是从顺德赶过来的。他非常真诚热心,在我去深圳前就在qq上表示,如果我在孔圣堂开讲,他会请几天假去听听并帮忙记录和整理。他说过:

   “读东海文章,实是人生一大快事,读之体之,践而得之,更是至乐,之所以乐,同心以振尔!……最令人忧心的是如今道德沦丧,制度恶劣,故对兄之泣血剖胆,无量悲愿,心能感知,我虽力弱,愿能共振!”

   这是黎君于《你发了大愿,我发点感慨----复黎文生君》一文后的跟帖,读之甚喜。对良知学信得及、解得透,必然行得实、证得深。能知“读之体之,践而得之,更是至乐”,足见文生于儒家真谛已有所得。

   儒家亦忧亦乐,大忧大乐,乐是更为根本的,是良知仁性(良知仁性,同义复词,如佛教之真如佛性)的根本特性。贫富贵贱,顺逆忧喜,无不可乐,“泣血剖胆”,不碍其乐。儒家的道乐是即在乎又超乎世间忧乐的至乐。但致良知,自然无时不乐、无处不乐,自得其乐,乐在其中。能与文生这般有智之士相识“共振”,“实是人生一大快事”。

   黄君住深圳,离我住处两个小时的车程。我在深圳的几天里,他一直陪同着。他叹息:“熊子一出天下艳,可正如历史有历史的无奈,至今熊师的学说仍未有几人能读,读之又复未有几人能识,识之又难信。难。”东海不由得同声一叹。

   一方面,好文好书不易见,如山似海垃圾多;另一方面,好读者也不易见,万中难逢一智者。古德云: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

   随着大良知学的开传,对读者的智慧要求也愈趋愈高。内存不足者,很难透得过、信得及、见得彻、把得住。小黄是真能读懂东海、契入东海的。他在读罢《無相大光明论》后,曾作诗相赠:

   如何无相光明势,恰似凌空踏婆娑。由来性常习气少,毕竟欲除知见多。可怜汉文清训诂,不识孔仁孟学说。遥叹重来无秦火,今日低头是我佛。

   东海亦回赠小诗一首:

   气发乾元势莫当,道援黎庶义旗扬。光明至大人难识,一笑居然有小黄。

   4月2日下午,郭君偕深圳儒学研究会曹秘书长来访。郭君从事“为人师表”的工作,给我来过多次电话,讨论儒学。此君年龄不大,悟性不低,一些“复杂”问题,一点就通,这是第一次见面,很是“热烈”。曹君已退休,为了创办和发展儒学会,日日奔波不辞劳,甘将余热献儒家,是个值得尊敬的老人。

   另外,自由派朋友赵君热情爽朗依旧,盛情难却,破戒喝了些白酒。一边品酒,一边听赵君调侃式批判儒家、友好地笑骂东海,倒也别有一番风味。在赵君家里,重会了张君,新识了崔君和田君,大家聊得很投机。

   田君名圻畅,其父在和他母亲结婚仅7天后就跟随国民党离开北平前往上海,不久便去了台湾。1948年出生在北平的田圻畅,31岁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饱尝了与亲人分隔两岸的痛苦的他,为了帮更多人实现寻找亲人的心愿,他曾用自己租来的狭小屋子作办公室,在香港创办了“博爱事务所”,为上千人找到了失散的亲人,还亲手安排了600多个家庭的团聚……

   田君著作《我不是罪人----周旋在两岸三地生存实录》,记载他一生的坎坷,有幸获赠一冊。

   张君离我住处甚远,非得过来见见,非得请吃一次。此君于儒家认知有限,却是个热心肠。与东海素昧平生,仅读过几篇枭文,第一次见面,就摸出一包“方兄”相赠,被我严辞谢绝,但这份情意令我感动。

   “蒲团会讲”3月30日午,请孔圣堂堂主周教授共餐。周君儒化企业的计划如果能够成功,对于儒化社会、儒化中国大有裨益。他将儒家向宗教方向发展,作为个人选择,理当尊重,作为一种尝试,也不无意义。但他将儒家等同于宗教、以儒教为“神灵信仰”的说法,则是我不能同意的。

   此前曾粗粗翻过一下他的《儒教教义》一书,颇不以为然。什么“依儒教经义,孔子为儒教大神,位格仅次于昊天上帝,与社稷同格。”云云,这种说法,何来儒家经典依据?孔子有知,只怕难以认同。此君据说是蒋庆先生的弟子,不知蒋先生对此持怎样的态度。

   儒家富有强烈的宗教性,具有相当的宗教价值和宗教功能,但有宗教性不等于宗教。对于神灵的存在,儒家既不否定也不肯定,只说“祭神如神在”,并非说“神在”。连“在”不“在”都未能肯定的东西,儒家当然不会去盲目地信仰。“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才是最为严肃和科学的态度。纵有外在于人类心性的神灵存在,儒家也不会去崇拜和信仰它。

   《易•彖传》云:“圣人以神道设教。”古今学者往往解为“圣人以神道设教,教人信神。”都是错的。马一浮说得好:“《易》言神道者,皆指用也。如言显道神德行,谓其道至神耳。岂有圣人而假托鬼神之事以罔民哉?设教犹言敷教耳。绝非假设之意。”

   儒家不是不可以“发展”出信仰神灵的宗教来,但那只能作为儒门中的一种小“支派”而存在。因为,儒家可以涵摄宗教,宗教却包涵不了儒家,包涵不了儒家的科学性、伦理性、政治性、制度性等等性质。

   4日上午10时于孔圣堂“蒲团会讲”:堂主命工作人员扔了十几个蒲团在地上,大家盘腿而坐、听我先侃,倒颇有点原始的纯朴之风。参加者有胡、黄、郭、吴、赵、崔以及孔圣堂的周、户诸君。

   本准备讲“儒家八性论”的(儒家的宽容性、文明性、实践性、政治性、宗教性、真理性、道德性等等),时间、条件所限,便没有多讲,只纲领性地提了一下儒家的“两性关系”(如原则性和灵活性,道义性和功利性,现实性和理想性,利己性与利他性、自由性与约束性、忧患性与快乐性、先进性和保守性,形上性与形下性、仁爱的有序性和无限性等等。)

   谈到儒家既有宗教性又有科学性的时候,吴俊的发言对我颇有启发,他认为,儒学不仅有科学性,儒学本身就是科学。他介绍其老师张祥平先生的观点说:

   “很多人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科学,中国的历史上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个莫大的误解。中华民族三千年来既不是无科学, 也不是科学落后。科学史上的真实情况是:中华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就把简单科学迅速提升到复杂科学,例如,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北辰模型,就与现代物理学中的最复杂现象模型同构;《周易-系辞》就是一篇高等数学论文。所以,中华民族在复杂科学中获得长足发展,却没有深掘简单科学的潜力,而西方人直到最近几百年,才在简单科学上取得长足发展。直到西历2010年,中华民族的复杂科学仍然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其中最复杂的是儒学,其次是中医学。儒学和中医学的最简单内容与现代物理学的最复杂内容相同,只是术语不同。”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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