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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鲁迅与姚文元

   “又到了三月。因与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那是六十八年前,三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带著他刚满一岁的儿子去拜访鲁迅。鲁迅关心青年,又特别喜欢小孩,——又圆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虽然忙,还是兴致很高地接待了他们,并应请题赠小诗一首:‘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对现代文学史有一点了解的人知道,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诗中提到的(姚)蓬子,中共党员,时年26岁。他的儿子,即鲁迅夸奖的‘灵童’,日后名震中国政坛,以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的姚文元。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资聪颖,当左翼作家、书店老板的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与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一岁时就被带到文学大师家‘摸顶’,小小年纪便展露才华。”以上是赵无眠《鲁迅与姚文元》一文的开头两段。乍一看,一般读者大概会感到津津有味。可惜,“对现代文学史有一点了解的人知道”,起首的故事乃作者基于对鲁迅该诗之错误解读所作的臆测。而姚文元被鲁迅“摸顶”一节,则不知何所据而云焉。文中引述的鲁迅诗题为《赠蓬子》,收入《鲁迅全集》卷7,第433页,下有注释:(1)《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又为蓬子书一幅云:‘蓦地飞仙降碧空,……。’”本诗为鲁迅应姚蓬子请求写字时的即兴记事。诗中所说是一二八上海战争时,穆木天的妻子携带儿子乘人力车去姚蓬子家寻穆木天的事。蓬子,姚蓬子(1905—1969),浙江诸暨人,作家。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五月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叛变革命。(2)天子即穆天子,我国古代有《穆天子传》,记周穆王驾八骏西游的故事。这里用作对穆木天的戏称。除此之外,知情者楼适夷1988年2月29日曾对访问者谈及该诗的解释称:1932年4月间,在上海无处安身的他,来到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借住在姚蓬子家。楼适夷步入姚家,见到墙上挂着鲁迅题诗,还没有来得及裱呢。楼适夷看罢诗,问及鲁迅的诗的意思,姚蓬子仰天大笑起来,说起了故事:“‘一.二八’的时候,穆木天的妻子找不到丈夫(听说,穆当时另有所爱,谈恋爱去了)。穆的妻子带着孩子,坐着两辆黄包车,来到极司非而路我的家里。我帮她找穆木天,找来找去找不着……3月里,我去看望鲁迅,跟鲁迅说起了穆木天的故事。鲁迅一边听,一边笑。后来,我请鲁迅题诗,他就把穆木天的故事写进了诗里,笑我‘可怜蓬子非天子’!”

   楼适夷当面听姚蓬子所讲的故事,跟许广平在抗战时期对这首诗所作的解释是一致的。从《鲁迅日记》可见,他是“为蓬子书一幅”;诗中的“灵童”则是戏称穆木天的孩子,而非时年1岁的姚文元。试想,1岁的孩子岂能离开父母单独坐一辆黄包车?上面这些在网上查对只是举手之劳,遗憾的是作者不此之图,却在文中继续其天方夜谭道:“我们已经知道,他实曾是被‘摸过顶’的。”试问,作者从何得知此事?又如何可以肯定他之外的别人也“已经知道”此事?其实连姚文元本人也并未以此自诩,而仅仅自称1岁时见过鲁迅罢了。因此,该文下面这段话实在匪夷所思:“许多人以为,姚文元从小便是个恶棍无赖,不学无术。才不是那么回事。他无疑是很聪明的,要不怎么被鲁迅称作‘灵童’?翻遍《鲁迅全集》,一岁就当灵童的孩子,也就一个姚文元了。鲁迅可不是那种见了人家孩子就乱夸的俗人,君不见他还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讽刺这种人。”更妙的是,作者乘势对长大成人渐露头角的姚文元称颂一番谓:“姚好学不倦,不修边幅,一心只会看书、写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时住张春桥、姚文元一栋楼(解放日报编委楼),说张、姚二人的个人生活都是非常严谨、朴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与同事在小摊上吃油条,还自带一小纸包糖,这样买豆浆可以省下三分钱。”非但如此,对于其后已经位列“四人帮”而臭名昭著的“金棍子”,仍赞口不绝,甚至将之与焦裕禄相媲美:“姚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到死都极为节俭,孩子看戏都不能沾公家的光,这点做得跟焦裕禄一样。”大概作者也觉得所言出格,于是接着写道:“人是很复杂的。一个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个才学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浑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这段话首句说得不错,后面却属信口雌黄。作者拿什么证明姚文元是“生活中的正人君子”?就凭所谓他“极为节俭,孩子看戏都不能沾公家的光”?姚“才学超群”吗?何以见得?至于称之为“文章高手”,固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不如说是圣眷甚隆的“御用文人”更合适。作者继称:“可惜,鲁迅没有看到灵童长大成人的这一天。”这句话应改作:可幸,鲁迅没有活到他并无封为灵童的姚某挥舞棍子的这一天。因为,“伟大领袖”1957年夏天在上海坦言,如果鲁迅活着,那么他要么不作声,要么坐板房!而不论属于哪一种,他都肯定逃不脱被“今上”青睐的姚某敲打一番。须知当年的“右派”中,鸣放时一句话也没说过却照样入另册者大有人在。该文的主体是将鲁迅与姚文元相比较,这样做当然不无意义。问题在于对鲁迅的评价不够客观。谨逐一提出商榷:“首先,鲁迅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鲁迅的小说是非常棒的,一篇《阿Q正传》,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亦算精品。他还写诗和散文,尤以散文为佳?C他后期大量的杂文,文学价值也相当高,见解之独到,语言之精练,比喻之绝妙,往往令人不忍释卷。在文艺研究、史论方面,亦有值得称道的贡献。”这段话头一句就未必确切。鲁迅在文化上更多的是以批判家的身份出现,他作为“破坏者”恐怕令读者印象更深刻。其小说“非常棒的”并不多。讲到《阿Q正传》,早有论者指出,其题旨在中外文学史上不算独创。晚期他的杂文成就很高,但也有失之偏颇甚至不合事实的篇什,如《我们不再受骗了》之类盲目捧苏的作品。“其次,鲁迅骂人讲规矩,一般是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或讽刺当局、权贵,很少看见他主动攻击具体的某个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枪、匕首基本是还手、回击性质的。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动攻击他人,被攻击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或个人。……鲁迅虽然‘一个都不宽恕’,但一旦发现被他骂错,立即道歉。姚文元则绝不认错,……。鲁迅不忌讳解剖自己;姚文元只会解剖别人,……。鲁迅含蓄,点到即止,妙语妙喻,棉里藏针;姚文元轻薄直露,……。”上面这段谈鲁迅的地方许多不合事实。被鲁迅骂过的人,如钱玄同、林语堂,曾是其好友,后来莫名其妙地遭到他“主动攻击”,终至形同陌路;“一旦发现被他骂错,立即道歉”,笔者所知似乎只有一个自称“杨树达”的青年学生杨鄂生。“鲁迅含蓄”不假,但若干杂文尖酸刻薄也是公认的。“再次,鲁迅绝不会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被他批过的人在文革中的厄运,实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没有一个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对手迫害,在北京丢了饭碗。”这段话前一句形同废话,以鲁迅当时的身份地位,他怎么可能“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呢?但其偏激却确实给一大批文化人种下祸根。周扬等“四条汉子”文革中受难,固然“实为他始料未及”,但能说鲁迅的为人毫无可议之处吗?文革后被视为自由知识分子旗手的李慎之就曾自称,早年百分之百服膺鲁迅,晚年则更推崇胡适的厚道宽容。这不是有代表性的现象而且耐人寻味吗?“鲁迅和姚文元都有正义感。鲁迅的正义感是个人的,自我的,独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义感则来自于某种强大的势力和意识形态,……;若讨论历史,一定自命为爱国主义,满嘴的民族大义,不象鲁迅那样实事求是地将元朝归为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政权;”上面头一句令人无法苟同。姚文元谈何“正义感”?即使鲁迅,其晚年的“遵命文学”对苏联一味吹捧,“正义感”也大打折扣。“鲁迅是一位独立作家,也就是所谓‘自由知识份子’,不屈从或趋附于强权,不迎合任何政治机构与势力,即使跟他关系友好的共产党,他也坚持己见绝不苟且,不惜与领导左联的党员作家们公开论争,甚至翻脸。……‘鲁迅’与‘姚文元’的区别还有许多,而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段谈到鲁迅与中共的关系,也不尽确切。事实上“遵奉前驱者的将令”,就意味着鲁迅并不完全独立。他也不至于和“领导左联的党员作家们……翻脸”。限于篇幅,兹不赘。

   总之,该文多处经不起推敲,主要是有违史实,行文粗疏。特提出浅见供作者参考。

   (2010-3-19)

(2010/03/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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