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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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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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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理建立教会和影响社会——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洪予健访谈

来源:民主中国

洪予健简历


   洪予健,文革中的老三届,一九六八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当农民。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一九七八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一九八五年,入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物理化学方面的学习研究,研究领域为“高真空里分子束的微观动力学行为”。一九八九年,作为一名关心国事的海外留学生,积极支持国内的天安门学生运动,在费城地区主持六四民主研讨会,又作为全美学自联代表团成员访问东欧,赴美国国会游说通过法案颁发绿卡给中国留学生。一九九一年春获宾州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UBC)作博士后时,在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受洗归主。
   一九九二年秋,洪予健蒙召全职奉献,入读维真神学院(Regent College),并参与该校中国研究部的福音事工研究,带领卑诗大学中国学人查经班,也受邀在北美各地向中国学人传福音。一九九五年春,获维真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一九九六年五月起,任温哥华北美浸信会信友堂主任牧师。同时在中国福音会、真道培训学院、生命季刊杂志等福音机构兼任职务。洪予健是北美华人教会中最受欢迎的、也是最关心社会公义的牧师之一,他的关于科学与信仰、文化与信仰、民主与信仰的福音布道,广受华人基督徒和慕道友的欢迎。
   采访缘起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到华盛顿参加“宗教自由与法律”研讨会,第一次与洪牧师见面。洪牧师分享的见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作为宾州大学毕业的物理化学学科的博士,本来可以凭借个人专业上的才华,在美国的化学或制药企业中从事高端研究工作,却毅然放弃十多年以来学术上的成就,转而到神学院学习并成为一名全职牧师。若非上帝的呼召,一般人不可能作出此种抉择。同时,我也被洪牧师在神学、科学及文化方面的渊博知识和独特见解所折服。由于华人教会长的反文化和反智主义的传统,大多数牧师的视野和知识面都比较狭窄,除了言说一套属灵的话语之外,不知道如何回应纷繁复杂的社会议题。洪牧师是少数立足改革宗信仰,有智慧和勇气面对社会议题,而且在教会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牧师之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我到旧金山参加“一代人的见证”大会,在大会上再次与洪牧师相见。会后,我们共同讨论和起草了一份文件——《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告白》。洪牧师负责定稿,并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广泛征集签名。以一个教会的会友参与这份文件的签名的人数而论,洪予健担任主任牧师的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的人数最多。从此一细节可以看出,平时洪牧师对会友的牧养及真理的教导,是细致而全备的。这是二十年之后华人基督徒第一次以群体的方式对“六四”发表公开声明。
   二零零九年九月,我到洛杉矶参加“中国家庭教会的崛起:赵天恩牧师去世五周年纪念讲座”,洪牧师与我同为大会的讲员。十月,我应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和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之邀,赴温哥华演讲及访问。在此期间,我在信友堂及其分堂作了两次讲道,并参加了教会的许多活动。先后与洪牧师作了两次长谈,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此文。
   从寻求科学与民主到寻求信仰
   余杰:洪牧师,你好,很高兴有机会与你对话。当年你曾经是一名年龄最小的“知青”,经历过五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所有过的一切坎坷与痛苦。这一代人真诚地信仰过共产主义和毛泽东,当青年时代对主义和对人的迷信彻底破灭之后,大多数人很难重新再去相信什么,便转变为功利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你却一直在苦苦寻求信仰,不肯放弃。
   洪予健:我自以为是一个有理想主义气息的人,过去一直以远大的抱负自许。我不担心人生没有目标,只是担心决心与毅力不够坚强,另外也担心受客观环境限制使得我怀才不遇。我自小就想当科学家,立志要在科学上有所发现。谁知在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浪潮中却去当了农民,那时我还不满十六岁。奇怪的是虽然小小年纪就终日下田干活,却不以为苦,反而颇有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使生活充满了激情和盼望,连最平凡的事都显得神圣无比——明明只是与泥土打交道,却认为自己“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世界”。
   我的共产主义信仰终究还是破灭了。林彪事件爆发后,报章上说林彪一旦得逞,就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我觉得没必要以此愚弄百姓,私下闲谈之间流露出“别把政治想得如此简单”的意思。这些言论很快被汇报上去。领导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个反革命自动跳了出来。于是,我的罪名便成了“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鸣冤叫屈”,其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但如果作出深刻检查,则还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我百口莫辩,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痛心他们不相信我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念。眼看自己才二十岁,政治上一旦被判死刑,这一生就没有出路。我开始整夜地失眠了,心中的焦虑化为屈原式的天问:这世上究竟有没有真理?真理又是什么?人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吗?我又如何知道自己把握了真理?马克思主义既被称为宇宙的真理,为什么真理之前不能人人平等,而只有手握权力的人才能解释真理?
   思考到深处,我发现最大的痛苦乃是失落了对真理的信心。真理不再,生存要紧,焦心的父母更不断教训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终于屈辱地作了一份违心的自我检查。然而,就在领导肯定我已回到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之时,恰恰是这信仰在我心中破产之际。
   余杰:真理是什么?这是彼拉多问过耶稣的问题,也是人类亘古至今一个不解之谜。共产主义理想破灭之后,你又转向科学救国的梦想。我记得八十年代初,作家徐迟以陈景润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风靡一时,科学是那代人心中的最高价值,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思潮有两个历史背景,一是“五四”以来盛行的科学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西方强大和中国落后的根源都在于科学,便将科学当作实现富国强兵的“次宗教”或“准信仰”;二是“文革”十年对知识和科学的极端蔑视,“越没知识越光荣”的反智主义盛行一时,“文革”结束后便产生了一种“反动”,人们呼吁“科学的春天”,并将科学当作弥补“失去的十年”的灵丹妙药。我想,这是你们那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状态吧。
   洪予健:经过毛泽东时代之后,我痛切地体会到专制社会的可怕,发现制度把人压成了不敢讲真心话的奴隶。虽然我对人文社会学科很有兴趣,但当时在人文社会学科中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到处充满陷阱和危险。我强烈地想寻求一条思想出路,寻回人的尊严和价值。我决定回到自然科学中去;毕竟在科学的严格方程里,任谁都无法颠倒黑白。
   七七年恢复高考,我雄心万丈、义无反顾地报考了理科。雄心万丈是因为我的正式学历只是初中一年级,虽不曾间断自学,有些人还是认为我未免稍嫌不自量力;义无反顾则是当时我若报考外语专业,一定十拿九稳,因为我一直在自学外语,但我坚持外语只是科学研究的工具,不值得委身屈就。那次高考,我在复试时惨遭滑铁卢,虽觉羞辱,还是壮志不改。七八级的高考只差半年就要进行,我仍然顶住各方压力坚持报考理科,同时咬紧牙关拼命自修。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以高分考进了复旦大学化学系。
   我下决心要为科学而科学,探索宇宙奥秘,取得进展与突破,好满足出人头地的虚荣心;而作为科学与民主重镇的美国,成为我实现理想的梦土。一九八五年,我被美国宾州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宾大是长春藤大学,许多研究是世界一流的。我甚为满意,以为从此可大展身手。深入研究之后,我发现自己像是走入一片黑森林,看不到方向。有一次,我求问指导教授,她说:“这些问题应该由我来问你才对。要知道这个课题是你在做,你已经是这一行里对此了解最多的人了。”而我在最前沿所看到的,竟是一大片的未知加上迷茫!后来,当我的毕业研究结论与导师发生分歧,论文答辩主席在私下里对我颇表肯定,但在公开场合却含糊其词。这终于让我发现,原来科学中的许多解释其实都是某种假说,只有相对价值。
   对纯科学的执着一直是我的生命、我的宗教、我内在不可或缺的动力。在美国的这几年,我却发现科学仍然不是绝对的真理。在心灵焦渴时,分子动力学的知识一点儿也帮不上我的忙。我在异文化的震荡中备尝孤绝之苦,最彷徨无依时甚至想到过自杀。这时,我醒悟到自己不是没有达成目标的毅力,而是人生根本没有了目标。
   余杰:这段科学研究的经历也是神在你身上的预备。在海外华人牧者中,你与《游子吟》的作者冯秉诚牧师一样,在讨论科学与信仰方面最有说服力。中国教育贻害无穷的一个方面,就是将本来是一种假说的进化论当作绝对真理灌输给学生,使得进化论成为许多青年学子,尤其是理工科背景的学子接受基督信仰的最大障碍。你和冯秉诚牧师曾以科学为信仰,在科学研究上也有所成就,后来你们都从科学走向信仰,并用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前沿成果来分析进化论的局限,所以对那些将进化论当作迷信的人最有说服力。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你身在海外,但与许多留学生一样,热情澎湃地加入到支持天安门学生的各种活动之中。民主成了你新的人生目标。那段经历在你的人生中打下了浓重的底色。二十年之后,许多人都已“改旗易帜”,你却坚持如一、痴心不改。
   洪予健:当我拿到博士学位时,我的研究生涯也随之结束。我致力的纯科学研究本非热门,但宾大附近林立的大型化学公司倒很欢迎我们;甚至学生尚未毕业,它们就已经前来求才。这些公司有造厕纸的,有做黏胶剂的,五花八门,搞的尽是应用。一想到今后要年年月月将生命消耗在公司的产品开发研究上,我就无可抑止地感到极大的失落。
   早在科学的神圣光环逐渐消失之际,我便寄情民主运动。“六四”之前,我曾参加抗议胡耀邦下台的海外留学生签名运动。当时,全美有两百多名留学生签名,全都用真名。这是我第一次经过思想斗争之后公开表明政治立场。以前,我在复旦学习期间,虽看见校园民主的星火,但与之保持距离。这一次,我经过一夜的思考,反问自己说:为什么到了海外还是不敢说真话呢?那么岂不是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说真话了?宾大留学生中,连我在内共有五个人签署了这份公开信。
   不久,“六四”屠杀发生,我受到很大刺激,此前根本没有想到共产党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在举世众目睽睽之下,枪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开枪之后,我天真地预测,经过这样的惨剧,共产党的真面目被大家看清,一定很快垮台。我却没想到,共产党靠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和发展经济来收买人心还是挺有效的。近年来,海内外许多人对共产党的态度就从声讨变成了献媚,这个变化让我受到更大的刺激。其实也不用奇怪,人权自由的争取若不是有坚定的真理信仰为根基,靠一时的情感冲动是维持不下去的。当时,我在费城地区主持“六四民主研讨会”,每月一期,起初吸引了大费城地区的很多留学生参加。后来,这个活动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当最初的激愤平静下来后留学生们关心的问题转到个人在美国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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