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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思想札记:流星•蝴蝶•剑
·《拒绝谎言》跋:自由与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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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的梦想在燃烧》(当代世界出版社)
·《我的梦想在燃烧》目录
·学术的虚妄
·“狐狸洞”与“包二奶”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读奈保尔《河湾》
·让我们告别战争语言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评《蒋经国传》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讷言与话语的膨胀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高勤荣,你在哪里?
·爱,直到受伤──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读福山《信任》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遥远的掌声
·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路时代的阳光
·总统与教师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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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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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来源:观察
    《瞭望东方周刊》日前报道了山西大同市的“造城市长”耿彦波。在这篇报道里,耿市长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焦裕禄:他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大同的大拆大建,云冈石窟景区改造、道路建设等等;他每天睡眠五个小时,别的时间都在工作;他不是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而是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上;他魄力超群,改天换地,克日期成。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人”,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每个地方的一把手都是说一不二、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整个城市便是他棋盘上的棋子,用评论家刘洪波的话来说,“大同,似乎是一块白布,变成了市长个人创作的对象。耿彦波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城市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有没有征求过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万一他的决策错了呢?谁来对一个被轻率地毁灭的城市负责呢?
   近年来,若干“有个性”的地方官受到媒体的追捧,如在重庆实施“打黑”行动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如在昆明要求官员在媒体上公布手机号码的市委书记仇和,如今又来了一个耿彦波。这些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干的官僚,在普遍平庸的官僚体系中,似乎让人耳目一新。但他们的强势作风对民众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赋予的,所以这些能干的官僚大可不必考虑民意,而将个人如何打造政绩放在第一位。为了拿出漂亮的政绩来,他们大肆推进城市改造,大肆出卖城市土地,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方法。于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里同时上演。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支撑起了地方GDP的高增长率,而一旦此泡沫破灭,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另一方面,这种所谓“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工程,却牺牲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比如那些被强迫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市民,他们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方法来抵抗,比如扔燃烧瓶和煤气罐等,甚至不惜以死相拼。

   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僚,还是平庸点好。在民主社会,公民可以投票给那个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而在专制社会,大家只能祈祷这个不是我们选举的“父母官”笨一点、懒一点、少伤害老百姓一点。胡锦涛时代当然优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时代毕竟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那样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看看学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更加精明能干,乃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愚笨,胡锦涛没有毛泽东那种干坏事的激情和魄力。胡锦涛上台以来说的惟一的一句人话就是“不折腾”,是的,只要当官的“不折腾”,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福气了。
(2010/03/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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