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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诏”:帝王的自我批评文本)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帝王在处理灾异涉及高官时,如果他意识到“罪己”比惩处官员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自会“高姿态”选择前者。
   
   曹魏黄初二年(221)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当今连小学生都可以解释的天象,古人却认为是上天对人的警告。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旧例罢免太尉以避灾。当时太尉是老臣贾诩。这个贾诩,凭老谋深算帮曹丕赢得大位,而此时政局还未完全稳定,曹丕当然不能因一次日食就除掉股肱。所以当即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上天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一纸“所有责任我来负”的“罪己诏”不仅保住了心腹谋臣贾诩,也为自己赢得了宽厚仁慈、善待功臣的美名。
   
   五代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滑州河决,殃及附近五州。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纪其事。中书舍人杨昭俭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战胜一次大洪灾,立块纪念碑,歌颂皇帝的英明领导,这个在当时看来是正常不过的创意,居然遭到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反对,他甚至公然要皇上下“罪己诏”!想想也是,泽国一片,哀鸿遍地,你哪有心思高唱颂圣诗呢?身为最高,当哀痛斯民,下诏“罪己”才是。杨昭俭敢于直言固然不易,而晋出帝石重贵能接受如此刺耳的批评,在惯于丧事当喜事办的国度里,尤显难得。
   
   宋真宗时,一次内宫火灾后,有言非天灾,请置狱劾火事,当坐死者百余人。宰相王旦请见,曰:“始失火时,陛下以罪己诏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邪?”由是当坐者皆免。皇上认为是天灾,并已经带头承担过领导责任的事,现在却要自食其言,兴狱罪人,此举关乎国家诚信,故王旦要面折廷争。
   
   三
   
   天灾诚然是天公给帝王出的测试题,而人祸,则绝对是帝王们的“自作孽”,包括因了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饥民造反,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奸臣谋大位,皇族窝里斗,乃至于所谓“外患”等等,其乱根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较而言,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法说来简单:时刻保持警惕,留心苗头,杜于始萌;紧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终于大祸酿成,大错铸成。大祸临头,帝业动摇,甚至危及帝王头颅时,帝王也会“罪己”,“骂”自己混蛋的。
   
   糊涂指数低的帝王,不会等到一塌糊涂之时才“罪己”,而是保持某种自省,自我检讨于大祸酿成之前。而糊涂指数偏高的帝王,多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岌岌可危之时才颁诏“罪己”的。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板荡。晚年,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时在征和三年(前90);明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这位汉天子几十年的“学费”总算没白缴,终于悟出了健康之道。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惨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执政半个世纪后,回首前尘,自悟其非,其自我批评的理性和自我否定的勇气,终究还是值得称道的。
   
   唐天宝十五年(756),盛世天子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就是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做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今天这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言及动情处,禁不住泪洒襟怀。也许,这是帝王自我批评文本中最朴实最真诚的,没有虚词套话,只有沉痛自责。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建中四年(783),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今陕西乾县)。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祇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应该说,唐德宗的“罪己诏”是检查全面,认识深刻,态度诚恳,整改有力。于历数自己的罪过后,特别明令:中外书奏不得再使用“圣神文武”的尊号。试想,把国家拖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再听臣民称颂“英明伟大”,即使别人不掩口而笑,自家首先就脸红了。唐德宗毕竟还有羞耻之心,而不是脸皮厚、高帽戴不够的那类。此外,除旧布新的整改措施还有:大赦天下;改元“兴元”;停征部分杂税等。
   
   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再说个因选美而自责的事。选美,似是帝王理所应当的特权享受。晋武帝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皇帝老倌正在选美,百姓人等谁也不能结婚,如此诏令简直混蛋透顶、霸道之极,迹近兽道,然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监军要节度使杜悰参与其事,杜答“不敢预闻”,予以抵制。监军告了御状,左右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选美,绝对是皇帝在制造“人祸”,唐武宗由大臣的抵制省出此举不妥,自谴“甚愧”,并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表示悔过。
   
   北宋末年,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值此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诏书则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随后,匆匆传皇位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他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怎奈国家病入膏肓,赵佶的“自我批评”和“换人”药方,未能使摇摇欲坠的宋王朝起死回生,其太上皇美梦迅速化作屈辱的楚囚泪了。《宋史》探究宋徽宗失国之由,是“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拿一句流行话说,宋徽宗实在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明朝的亡国之君思宗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下“罪己诏”,其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可谓彻底: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皇帝也不怕内部人士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我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将官场丑事暴露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整个一部御制“官场腐败大揭底”!
   
   及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面对天灾人祸,除了下“罪己诏”,也不时玩点减膳、撤乐的花样。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或许还可避免上演煤山悲情一幕呢。崇祯自缢前的遗诏算是最后一次“罪己”: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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