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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诏”:帝王的自我批评文本

“罪己诏”:帝王的自我批评文本
   
   一
   
   欲论“罪己诏”,先得探究“诏”字涵义及其演变。《说文解字》对“诏”的解释很简单:告也,从言从召。东汉鸿儒郑玄为“诏”作注,也明确谓“诏,告也”。《管子》记载齐桓公探望卧病的管仲,还虚心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可见“诏”也可用于臣下对主上。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话语权就变为皇帝的专利了。及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大朝会正殿名为“奉天殿”(取《尚书》“惟辟奉天”之义),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有“奉天法祖”四字,对臣下的诰敕命中必称“奉天承运皇帝”,以显示君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其后相沿成为皇帝敕命中的套语。不过,像有的电视剧,太监手把文书,口称圣旨,必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将这个套话用在唐宋甚至更早的皇帝诏书的开头,就违背历史真实了,盖彼时这个政治词语还未出世呢。

   
   诏书作为皇帝下达的命令,堪称“最高指示”,绝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过,其中有一类特殊文本可称帝王“自我批评”的“罪己诏”,其执行就全凭下诏者本身的自律和自觉了。不管能否得到认真执行,这“罪己诏”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决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际,近乎“神”,“君权神授”。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若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轰动舆情了。古代帝王能操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毕竟不乏引人思考乃至可资借鉴者。
   
   帝王的诏书,在正史中着实是连篇累牍,而“罪己诏”却属稀有文本,有人查遍相关典籍,检索出“罪己诏”全部记录不过五十条,其中部分内容还属重复记载;当然,如果不拘泥于“罪己”二字,而将有明显自我批评内容的诏书和言论计算在内,则“罪己诏”之实数应当大于五十。论其起源,古人皆称从“禹、汤罪己”开始。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即所谓《汤诰》。在此诰中,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复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榜样,“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救困危渡难关的一种应急术。
   
   继禹、汤“罪己”实施自我批评的,是周成王和秦穆公。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反思祸乱产生的原因并作诗自诫,以防再出现大灾祸。惩前毖后,“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诗句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周颂•小毖》)。
   
   秦穆公也是在自以为是、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深切自责的,《尚书•秦誓》记述了这位古代领导人的悔过之词,其文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秦穆公明确意识到一国之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自己美德不足,国家就坏了啊!这样就保不住秦国的人民了,事情就搞糟了。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国家安宁,是因为我重用贤臣啊。
   
   总览历代帝王“罪己诏”文本,可以看出,促使帝王罪己的,一为天灾,二为人祸,三为自省。
   
   二
   
   天灾,如水、旱、风、冻、地震、虫害、瘟疫等,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发生。既为天灾,则非人力所能改变,即使科学技术发达如当代,人们可以预警、提防,尽量减少天灾所造成的损失,却无法对天公用命令式的语言说“不!”天灾,好像是造物主为聪明绝顶的人类设定的劫难,反反复复考验磨砺人的生存能力,更拷问着统治者的灵魂。受认识水平限制,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天象的变化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那是“天谴”、“天戒”,所以每逢此时,常见天子引咎自责。虽然其禳灾的说辞并不科学,再往后且流于作秀,但早期帝王解民倒悬之情,却也颇为感人。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曰》)这位革命领袖真是爱民如子,感人至深。《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句话似乎成了后世帝王用以自责的套话。
   
   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欤?……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汉明帝永平八年(65)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颁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这位汉明帝在灾异面前广开言路,听取下级批评意见,进而引咎自责,十分难得。
   
   汉明帝处理灾异很可借鉴,其对待祥瑞也很是清醒。所谓祥瑞,不过是借了某种自然现象,向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属“就是好”之类的古代版政治高调,人主当然喜欢听。汉明帝则不然。永平六年(63)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立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面对颂词赞语,他依然自省政教“多僻”,并明令抑制那种找由头唱赞歌的政风。仅凭此举,这位刘皇帝就无愧于他的谥号:明。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助不逮。”面对大饥馑,皇帝第一个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推给“自然灾害”;并对受难者“永怀悼叹”,而不是心安理得,“太平天子”照当,欢舞照跳,赞歌照唱。
   
   魏孝文帝面对天旱,“罪己”之举是绝食,方式独特,态度真诚,付诸行动。绝食三日后,群臣请求皇上进食,并报告说四周普降甘霖,独京城微少。孝文帝担心群臣假报好消息,骗他进食,乃曰:“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饥,我凭什么活着?不下雨他就要将绝食进行到底。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时代,臣民呼“万岁”之外,是否天天都要祈祷皇上“永远健康”,不详;但万岁爷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却明文如上。爱民如此,令人叹服。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写《贺雨》诗颂其事,其略曰: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皇帝“罪己”祈雨,甘霖沛然而降,自是偶然巧合,白诗颂圣,免不了神化领导的牵强附会之词,不过,李皇帝的清醒和自我批评精神比较突出,也是确实的。也是元和三年,有官员主持盛修安国寺,奏立盛德碑,为皇上歌功颂德,宪宗令毁此碑。元和七年,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他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仅仅说错了几句话,也要自我检讨,委实不易。
   
   唐文宗李昂,任最高核心八年尚未上尊号,经不住群臣三番五次地请求,准备正式接受“大和文武仁圣皇帝”尊号,恰在此时,偏偏有一个爱讲真话的官员薛季稜向皇上报忧说:关中一些地方民生凋敝。李皇帝由是慨叹道:关中地区算是丰年,老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困苦;更何况江淮地区连年水灾,那里老百姓的日子就更苦了!我身为一国之君,未能救民于困苦之中,已经够难为情的了,哪里还敢再摆谱去崇尚那些花里胡哨的虚名呀!唐文宗不尚虚名,注重民生,勇于自责,屡辞尊号,也很难得。
   
   宋理宗于嘉熙四年(1240)春正月庚辰下“罪己诏”曰:“朕德不类,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变异频仍,咎证彰灼,夙夜祗惧,不遑宁康。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见于营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灾孰大焉。天道不远,谴告匪虚,万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责,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欤?举措未公而贤否杂进欤?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欤?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欤?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欤?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欤?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谪见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减常膳,以示侧身修行之意。”面对天谴,这位赵皇帝从六个方面自查自律,全面检讨自家执政水平,也不容易啊。
   
   古代讲天人感应,号称“天子”的皇帝,面对天兆,自然要从自身来找原因。洎明朝以降,皇帝都自称是“奉天承运”,当然好运厄运都要一并承担了。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异频发,《汉书》记载皇帝颁布“罪己诏”多达三十三次(宣帝八次,元帝十三次,成帝十二次。鸣弓按:其实比此数还要多,如上文所引文帝“罪己诏”就未计入)。这样一再公开承认中枢领导无力,意图以精诚感动军民,确乎罕见。其实,皇帝不做自我批评,谁又有资格去追究他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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