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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锦:海外中共特工的生活

 
   2007年, 自我1986年来德国, 已经是二十一年了。我不仅没想去买电脑, 还幻想着有一天去美国中部的“阿密续”农村当农民, 好好体会那不要电, 不要机器的“原始”生活。
   
   二十一年来, 我几乎和中国人没联系。突然有一天, 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外星人, 似乎有点不妙, 怎么也得和一个地上的人通通话呀。
   

   谁呢? 于是想起了一个叫“小鸭子”的。那是在一位台湾朋友回台的聚会上, 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当时大家都冷场, 唯有他“呱呱呱”地说个没完, 裤角一高一低(那天下雨)还沾着泥; 他又对我说, 他在文革时去黑龙江省农村插队, 听说我和两个弟弟就住在几十里外, 有一次特别想去找我们。他的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所以对他特别有好感。一晃又是十好几年了, 却不知他的电话号码。于是拜托”欧华导报”主编钱博士转信, 才得到了小鸭子的电话号码。
   
   乍一通电话, 他说了说这些年国内外名人的一些事情, 我除了“啊?!”, “啊?!”, “啊?!”之外, 简直就不知该说什么。
   
   由于还想听听, 次日又给他打电话, 正说着, 身为“忙人”的他, 另一电话铃声响起, 他对我说:“别撂, 我这就完。”
   
   于是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对另一个人说:“我正和遇罗锦通电话呢…。。”
   
   他返回来对我说: “知道W吗?”
   
   “W?”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W呀!”
   
   “可我不知道啊。”
   
   “是呵是呵, 我忘了你是秦朝人了。他一听是你, 忙说向你问好呢。他说是你‘冬天童话’的崇拜者呢。”
   
   “他怎么大名鼎鼎了呢?”
   
   “他关在疯人院里十三年哪! 世界知名啊。他来德国之前, 海内外也是造了挺大的舆论呢。海外也是一个劲儿要求中共放人, 才把他放出来的。”
   
   “他在哪儿工作?”
   
   “德国人权协会。”
   
   打完电话我就琢磨: 一个人在疯人医院里十三年, 听说在中国, 不疯的人都会因被迫吃药而变疯, 他怎么竟然能象一个正常人一样工作呢? 而且还是在人权部门? 至于他是否是我的读者, 我却没往心里去。
   
   第二天我又给小鸭子打电话, 他很快给了我W在单位的电话号码。
   
   “噢, 遇大姐, 大姐, 大姐, 想你想你! 今后就叫你大姐好吧, 想你想你!” W的开场白竟是这样, 高兴得语无伦次。
   
   他热诚而又坦率地问东问西。听得出这中年男子粗咧咧的话语, 不象是有太高知识的人; 好象是个小学水平的普通工人。
   
   “我很好奇,”我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在精神病院十三年, 都受过什么罪? 为什么你的神经这么强健, 没被逼疯? 不是天天都得吃药吗?”
   
   “你得顺着他们,”他平静地轻描淡写地说:“不吃药, 也睡不着, 也太吵。”
   
   “怎么吵呢?”
   
   他再也不想为此多说半句话, 反而问我2001年去美国时的见闻, 都和谁见了, 住在谁家, 都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又问国内的什么地下教会和一个什么党……
   
   我以为他要去美国找工作, 所以就有意识地说些那边工作很不容易找的话; 至于地下教会和什么党, 我更是一无所知。他不置可否, 只是问问问……
   
   瞎聊了好一会儿, 他给了我一个家里的电话, 一再嘱咐要我每周给他打两次电话, 说最好往班上打。
   
   结束时竟又是“想你想你想你”并伴随着空中接吻式的几声。
   
   打完电话我就回味, 他可一点也不象是精神有毛病, 但为什么被关在了精神病医院呢? 他只是问问问, 却从不说自己。他除了那句“得顺着他们”的话之外, 再也不想提半句关于十三年的精神病院的生活了, 这有点让人奇怪。比如, 哪怕他说一句: “大姐, 别提受的那个罪了!” 也符合实情啊。
   
   次日, 我试着打他家里的电话。通了之后, 没人接, 两响过后, 只听轻微的“嘎嗒”一声, 象是换了机; 声音似乎比较远了, 一声又一声地接着响, 还是没人接。我只好撂下。因是手机, 好奇地去查看这几响花了多少钱, 竟是三欧元!
   
   我只好打W单位的电话。他说, 现在正忙着接待客人, 他约好今晚九点正, 让我给他往家打。
   
   “怎么上午给你往家打时”---- 我说了那电话如何奇怪的经过, 并问他是怎么回事。
   
   “姐姐,” 他的语气严肃而神秘: “我要是说了, 会吓着你。”
   
   我噤声, 也不再问。他无形中给我引入了神秘中。我昨天的半信半疑,象许多五光十色的闪亮的小灯, 只差没有答案。
   
   “姐姐,” 他亲切地叫着: “你不怪我这么称呼你吧?”
   
   “不怪。”
   
   “姐姐, 你的身世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能告诉我吗?”
   
   “那不是都在我的作品里写着吗?”
   
   “我忘了, 你的作品叫什么来着? 叫---”
   
   “ ‘冬天的童话’, ‘春天的童话’。”
   
   “噢---, 对了对了, 它们写的是什么来着?”
   
   他撒谎。他明明没看过我的作品。我只好大概地说了说。
   
   “噢---, 对了对了, 是是是, 我想起来了!”
   
   但他关心的不是我的作品, 他关心的还是我见过谁, 说过什么, 做了什么……
   
   我们提起了一个住在美国也算是很有名的做过牢的人, 我突然说: “他是特务。”
   
   W猛然卡住了; 他竟卡得不吭一声, 象死了一样。
   
   我也卡住了, 我明白他的卡住意味着什么--- 这突然使我想起一幅三十几年前的图画: 我抱着刚出满月的儿子住在北京婆母家, 无意中说了一句一位熟人“他是小偷”, 全家几口人突然都卡住了, 屋里死寂的气氛凝固且敌视, 因为这个词汇太忌讳了!
   
   恰恰此时的“特务”一词犯了大忌。我明白不能这么僵持着, 于是装做没在意地赶紧说些别的, 扭转了僵局……
   
   我明白了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不再让他老是问我, 我改为老是问他。
   
   “你说你在德国打了几年的黑工?”
   
   “是呵。”
   
   “我不太相信。德国是最重视这一点的, 何况你是在人权单位的事业单位。这怎么可能呢? 警察就没查过户口?”
   
   “查过。每次我说要去申请政治庇护。”
   
   “那你为什么不去申请?”
   
   “我还没考虑好。姐姐, 你说我应当申请吗?”
   
   “当然。既然当初海内外给你造了那么大的舆论你才出的监狱, 你竟不去申请政治庇护? 你又靠的什么留下来的呢?”
   
   “人权协会里有人嘛。德国负责人对警察说: 他如果回去, 就会受到迫害。”
   
   “那你说的什么呢?”
   
   “我说, 还打算回国和中共对着干。”
   
   呵, 利用德国人最反感外国人政治庇护的心理, 他在德国人的眼里成了真正的英雄。
   
   “可你的德语不好, 怎么就非要你不可呢? 一周才干两个半天, 才挣四百欧元临时工的钱, 有多少大学生也可以胜任你的工作啊。”
   
   “对, 姐姐, 我是特殊人物啊。他们没有我的光辉经历啊。”
   
   “为什么不做满工时?”
   
   “那就得报税。我还没居留哇。”
   
   “永远是临时工?”
   
   “不由我说了算哪。”
   
   我又明白了: 没出事便罢, 出了事拔脚就可以走人。
   
   这人太傻, 不适合当特务。要是精明些的, 他一定会说自己做的是满工时, 到了退休时会有多少退休金, 说的全象真的似的; 就连公安部让他与”同工种”伙伴合住的大房子, 他也会说是自己买的(自然谁也不许进); 那种有心机的人不到最后一天都难露马脚。而这W, 才两个电话就露了马脚了。
   
   似乎他感到我知道了什么, 于是不再问东问西, 只说他自己: “姐姐, 你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什么?”
   
   “不知道啊。”
   
   “我最想做的, 就是希望有个人天天用靴子踩我的脸, 用鞭子抽我。”
   
   “你说的是‘多米尼克’?” (注: 在德国专门以“虐待人”为职业的妓女)
   
   “是。我只要有点儿钱, 就全花在那儿。”
   
   “听说去一次很贵呀。”
   
   “我女儿也挣钱。不够我跟她要。”
   
   “你太太呢? 她工作吗?”
   
   “不工作。她刚跟我分居了。”
   
   “为什么?”……。
   
   电话打了两个小时(我的手机很便宜, 打座机, 多久也是0.29欧分), 我们都累了。他最后伤感地说: “姐姐, 我要是说点什么, 你可不许生气。”
   
   “你说吧, 我绝不生气。”
   
   “姐姐, 你保证不生气我才说。”
   
   “我绝不生气。真的。”
   
   “姐姐,” 他沉痛又幻想地说道: ”我只想和你坐在半山腰的一片草地上, 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我们看着远处, 我把头枕在你的怀里, 你用手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听完之后, 有一两分钟我们都没话。我和他道了晚安。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电话。
   
   然而, 就是他那句最后的话, 竟使我一夜没睡好: 他是特务。他的心是苦的。他的苦太深了, 他的恐惧太深了, 他的被迫和无奈太深了, 深得无法向人诉说。
   
   次日一大早, 我不管小鸭子“上午不能打电话”的嘱咐, 坚持要他听完。我把断定W是中共派进德国人权协会的特务一事的经过全告诉了他。
   
   “呀, 呀,”他说: “其实好多人早就怀疑他。他专门打听别人的事, 所以我不爱理他。反正他问我什么, 全不知道。他也就不爱来电话了。凡是在大家聚会的公众场合, W就没完没了地给大伙儿照相, 有人不止一次看见他进了中国大使馆。什么人才进大使馆哪? 有时候他还傻呼呼地跟别人说哪: ‘你要是不方便, 我帮你送进大使馆去。’”
   
   假如仅仅是与W的两次电话, 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的。
   
   给小鸭子打了电话的当晚, 约九点钟, 电话铃突然响了。
   
   “谁呀?”
   
   “你是遇大姐吗?”
   
   “是。”
   
   “我是W的太太…… 大姐, 我太痛苦了!”
   
   就因为她太痛苦, 她说W告诉她, 我是能听她倾诉的人, 给了她电话号码, 于是我播过去。下面就是她近三个小时的电话内容:
   
   大姐, 我从头跟你说吧。89年“六四”大屠杀的时候, W突然失踪了。我四处找也找不到他。正好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在天安门采访, 我就告诉了记者, 很快就全世界广播了; 要说出名, 是我先于他。
   
   我还是急着找他, 各派出所各公安局都问了, 哪儿也没有。急的我就托人。我父母都是中共党员干部, 和高干子女能说得上话, 终于托到了两位高干子女那儿, 她们说了一个地名, 是在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医院, 我去了, 可那医院连个牌子也没有, 戒备森严, 里边全是穿白大褂儿的大夫。但并不是疯人医院, 一个疯子也没有, 静静的, 一间间白色的屋门全关着, 不知是干什么的。W就一人住在一间屋里。他说挺好, 没受罪, 话也不多, 允许我一个月见他一次。
   
   他当初只是因为支持大学生, 在大街上被抓进去的。进去之前他的工作是管仓库, 一个普通工人, 文化不高, 后来海内外大造舆论说他的罪名是给赵紫阳上书, 其实连点儿影也没有。因为他不在家时, 我翻遍了抽屉, 也不见他写过什么。从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一个字儿也找不着。关了一年, 他终于出来了, 人变得很厉害, 孤僻, 脾气坏, 不爱讲话。他必须每周去公安局汇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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