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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批判

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批判
   
   Richard Pipes [1] 著 郭国汀[2]译
   
   南郭点评:大卫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教授,毕生至力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本文是大卫教授的《共产主义的历史》一书的第一章,简明扼要却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共产主义的起源与基本原理及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重大原则问题。大卫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谬误所在作了清晰且富于逻辑的归纳论证,不乏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这是译者目力所及论述共产主义原理的最佳之作,值得每位关注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国人认真阅读与思考。

   
   我在1983年-1984年2月19日期间,从数、理、化与生态环境科学基本原理[3]推论得出结论并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马克思哲学的三大原则无一能够成立”,同时公开批评列宁的“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4]及列宁的物质定义[5]均是错误的。结果被吉林大学法律系中共党总支强行关入精神病院洗脑21天。当年我指出:马克思肯定不懂物理学和化学基本原理,对物质的本质及人的本性也相当无知。如今这些基本论点皆已被国际权威专家所证实。
   
   我在1984年指出:“如果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水准是研究生的话,那么苏联仅有高中水准,而中国则只有小学水平”。并非中国人特别愚蠢,而是因为西方学术研究绝对自由;凡是共产主义国家,全部奉行欺骗愚民政策,封锁信息,根本不存在任何思想言论出版教育讲学和学术自由,因此,共产党国体制的在自然、社会和思维科学三大领域及全社会所有领域皆必然落后于自由宪政民主共和国家。
   
   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两者皆赞同无阶级,无国家社会,均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达到目的。但两者有三个重要区别: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的潜在力量并非产业工人阶级,而是失地农民和失业者;社会主义者设想在资本主义跨台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此阶段,新的统治阶级将使用国家强制力,处分资产阶级的财产资本,并将生产资本国有化;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压迫工具,此期实质上是由知识分子操纵国家并为其利益服务;最后,马克思主义者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发展至革命;而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立即行动,攻击现行体制”。时间业已证明,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三个重要分歧上全部正确:社会革命并未发生在工业国家,而是暴发于农业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确实将共产主义国家变成非工人对劳工和农民的长久的专制;1917年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也是对仍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现政府的攻击。马克思主义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主张专政而非充分讨论争辩,马克思拒绝根据新证据新事实修正自已的理论,几乎在每一项原则上皆反科学,因而是伪科学。
   
   
   
   2010年3月28日第213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尔梅斯归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如下: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消灭财产私有制;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国家消亡。具体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首先,唯物主义认为围绕我们的世界是实在,人的观念是该实在的反映,并由人与实在的关系决定。人类如果看待和解释物质实在,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其次,马克思认为推动历史的动力乃是阶级关系;而阶级是人与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人的阶级地位主要由其是否拥有能产生财富的财产所决定。资本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即是导致基本或革命性变革的中心。马恩《共产党宣言》中宣称:“既存的所有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再次,马克思认为没有阶级,没有离心离德的共产主义必将出现,在这个人类最终的社会中,没有政治,也无需国家,因国家将自行消亡。第四,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临时或过渡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马克思还认为只有工业先进发达的国家才可能进行社会革命,农业国或落后不发达的社会因不具备必要条件不能进行此种变革,历史必须遵循它自由的逻辑;马克思始终是个国际主义者,他相信一个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一种普遍接受但明显错误的概念:马克思仅仅是将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的目标。实际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对他而言,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削弱或推翻既存的政治制度的政治运动也是最终目标。[6]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主义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废除私有财产”。[7] 列宁认为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平等社会,可以通过消灭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形成,为共产主义开道:一个无产阶级完全平等的社会观念,首先在古希腊雅典形成。古希腊是世界上第一个确认私有土地制,因而也是第一个认识到所有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冲突的国家。
   
   荷马同时代的诗人黑西欧德(Hesiod)在一首“工作和日子”的诗作中描述了人民未受可耻的追逐利益驱使,物产丰饶永久和平的黄金时代,该主题在罗马诗人维尔基勒(Virgil)和欧维德(Ovid)的诗中再现。当时人们根本没有界限、离杷的概念。该观念最早的理论可以在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中找到。“你的”,“我的”,“他的”概念,在《法律论》中,柏拉图不仅设想财产共有,而且妻子孩子也公有。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质疑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他争辩道:社会失秩序的根源不在于物质所有,而在于渴望拥有及要求平等。学界存在一个被广泛接受,但显然错误的观念:认为基督教市俗化是共产主义的现代化。19世纪俄国哲学家索罗维也夫(Valadimir Soloviev)指出:区别在于耶苏促其门徒放弃他们自已的财产,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则想剥夺他人的财产。耶苏从未主张赤贫,他仅是劝导;那是获得拯救最简单的方式。他并非说“金钱是万恶之源”,但是热爱金钱是万恶之源;质言之,贪婪才是罪恶根源。圣奥古斯丁问道:“黄金不好吗?当然很好。但恶者用好的黄金干坏事,好人则用黄金做好事”。他认为:“无财产的社会,唯有在天国乐园才存在”。加尔文也认为:“富有是积极的善和某种神圣的象征”。
   
   海上冒险不仅受探险激励,而且也受发现新土地、宝藏的鼓励;当冒险家们发现印地安土著人赤身裸体时,认为已找到天堂,因为土著没有财产概念。在那里一个人拥有,全体共享。
   
   1516年英国大法官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在其《乌托邦》中写道:“历史学家,考古学和人类学家认为无财产仅是一种空想。古犹太人是有证据证明的第一个土地私有制的社会。圣经说:“擅自移动邻居土地界标的人应受谴责。”[8]但古犹太人的土地所有关系受许多宗教因素制约,古希腊人对农业用地实行私有制。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关健性的贡献乃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有关人性的概念。依西方传统认为人类是造物主创造的身体与灵魂的组合。灵魂被认为在人出生时,并已被植入观念与价值。这是一种保守的观念,因为它假定人性的永恒性质:它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质言之,如果人是贪得无厌的,那么人将保留该贪婪的性质。
   
   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有关人类理解的论文”(1690年)中,首先对该项观念提出批评挑战。他否定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观念”,认为出生之时,人的心灵(灵魂)是一块干净的白板。所有的观念及价值源于感官经验。据此理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而非始终不变的;因此,人民可以用哲学家推崇的自然的善良改变自私的本性的方式重新塑造。
   
   18世纪法国思想家霍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阐释道:适当的指导和立法不仅能够,而且强迫人获得完全的品德。这种值得高度质疑的哲学理论成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遗产。他们均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指教式强制,以达到其各自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列宁创建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一种公共教育的不切实际的实验,按照霍尔维修的模式旨在创造一个摆脱了各种恶包括贪婪的全新的人类。
   
   18世纪法国激进思想家首先促使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基于人类蒙受的所有苦难的根源皆是私有财所有制的假定,号召废除所有的私人财富。用摩莱利(Morelly)的话来说:
   
   “在宇宙中我所知道的唯一恶乃是贪得无厌;所有其它罪恶,无论其名称如何,皆仅是其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反映:自负虚荣(vanity),自大(conceit)骄傲(pride),野心(ambition),欺诈(deceitfulness)虚伪(hypocricy)。上述恶行破坏了我们大多数高贵的德行本身,这种狡诈的极有害的因素,皆存在于拥有财富的强烈渴望。”
   
   19世纪中叶以前,平等观念的强烈愿望,偶尔引发社会暴力冲突,但是既缺乏理论也没有策略指导。
   
   17世纪英国掘地派(Digger)激进团体的领导人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y)激励他的追随者们夺取公共土地,将其转变成可耕地。他提出了类似共产主义的理论,谴责土地交易。一个半世纪后的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名法国激进思想家巴伯夫(Francois-Noel Babeuf)组织了一个“为了平等而阴谋”(Conspiracy for Equality)的组织,号召将所有的财产社会化。然而两者皆无理论证明如何革命才能实现其设想。
   
   19世纪初期社会主义理想活动家诸如: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en)和傅利叶(Charles Fourier)他们寄希望于说服富人自愿献出他们的财富。8
   
   在西方时常出现自愿的共产主义社会。1607年,在美国詹迈斯城(Jamestown )设立的维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及由英国慈善家欧文(Robert Owen)于1825年在美国印地安娜州New Harmony建立的共产主义实验。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实验均或迟或早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无法解决“Free riders”的问题,即那些完全享受共产社区丰收,却几乎不干任何活的揩油客们。
   
   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在于一种理论:旨在表明为何平等的王国不仅是值得渴望和可行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达此目的支持其主张,他们借助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架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主张无私有财产观念,认为平等社会是某种不仅应当发生,而且由于经济的自然进化,不得不发生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深受1859年达尔文之《物种起源》影响。生物进化论认为:各生物物种在一个充满敌意的自然环境中通过自然选择过程,使他们能更好地生存。进化的物种按某种既定规则,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这一理论很快被人类行为学家们接受,并兴起了“进化社会学”派。恩格斯在马克思葬礼上说:“正如达而文发现了自然物种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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