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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还做过什么?

   
   
   1月17日是赵紫阳逝世五周年。按常理,可以适用“盖棺论定”这句古语了。但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国情,对赵的功过远未能“论定”。大陆如此,海外也如此。
   
   

   据报道,忌辰这两天,北京有约200名民众到赵府吊唁,还有一些人如鲍彤、丁子霖被明令禁止前往。可见当局依然视赵为“分裂党”的罪人、极危险的异类,而一些民众则以之为改革的功臣、民主的斗士。评价迥异。
   
   
   作为言论自由兼以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国际大都会,本港固然不乏赵的支持者。但在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港人中,无论坚决反共的人士或仅属许家屯所谓“拒共”的人士,都未必全盘肯定赵之为人。例如时事评论家兼学者古德明,即以《赵紫阳还说过什么》为题在《苹果日报》上撰文,该文开门见山地写道:
   
   
   “去年五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亲友出版了他晚年的所谓回忆录《改革历程》,书中力言‘邓小平的民主只是空话,西方议会民主才是中国必须走的路’;今年一月初,赵紫阳旧部杜导正又出版了《赵紫阳还说过甚麽》,录下赵紫阳对‘党国领袖尽说空话’等的评论。
   
   
   但这两本‘回忆录’,其实应该正名为忏悔录。假如你不明白,那就请看看赵紫阳还说过什麽话。”(以上两段见2010年1月26日《苹果日报》“论坛”版)
   
   
   下面列举了1987年1月和1989年3月间,赵宣扬“四个坚持”,反对西方民主的言论。以及此前的1984年和1986年,他攻击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对其被迫下台颇有点幸灾乐祸意味的话语,显示了赵仍获邓信赖而处当时得令之际的另一副面孔。
   
   
   对此,该文借古喻今,举出东晋末叶“作法自毙”的重臣刘毅,和武则天朝被“请君入瓮”的酷吏周兴的事例,与“六四”后失势的赵作对比,从而得出结论:
   
   
   “赵紫阳不是戈尔巴乔夫,只是周兴丶刘毅一类人物。‘後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後人而复哀後人也。’我希望国民不要再为赵紫阳叹息甚至谱写颂歌。权力斗争总有败北的一方。读史需要一双明鉴的眼睛。”(同上)
   
   
   古德明的观点无疑引人深思。事实上,赵紫阳被打入冷宫之前,不仅说过极左的话,而且做过害人的事。尤其是50年代在广东,他作为陶铸一手提拔和倚为膀臂的少壮派,在历史上留下了并不光彩的篇章。
   
   
   先说土改。50年代初主政广东的叶剑英思想较开明,针对粤省毗邻港澳且华侨较多的特点,主张以较平稳的方式进行土改。他委派童养媳出身的中央候补委员李坚真主持试点,不乱关滥杀地主。但赵从河南调来后,即向北京告状指广东做法“右倾”。于是毛很快将叶调京坐冷板凳,让党内地位远在其下的陶铸取而代之。陶撤换李坚真而重用赵,大刀阔斧,杀人立威,使土改进度大大加快,大得毛的欢心。
   
   
   结果是人血染红了陶、赵的顶子,未几陶擢升中南局掌门人,下辖两湖、两广及河南五省区;而赵则成粤省“一哥”兼中南局书记,为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对于广东土改历史,80年代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立,在其所著《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中有较翔实的披露。陶、赵掌权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事后在报告中,也供认“对敌斗争讲究策略差,造成地主大批自杀,有些地方对中小地主打击过重,因而遗留问题很多,不满层很大”,甚至“打击了一些在战争年代曾经支持和帮助过我党的民主人士和开明绅士,错杀了不少知识分子。”(转引自《古大存沉冤录》)这笔帐赵脱不了干系。
   
   
   如果说地主属于“民主革命”对象,赵紫阳下重手乃其“党性”使然(赵之父在家乡河南也未能逃脱被镇压的厄运);那么,几年后他追随陶铸对一大批资深共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便纯粹出于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不能拿什么“党性”来做借口。
   
   
   上述古大存是原籍广东、海员出身的中共元老,延安整风时期曾获毛信任,“带刺的红玫瑰”即毛对古的评语。他负责审查陶铸老婆曾志一度脱党的历史,因有疑点而迟迟不予解脱。到1958年反右之后,陶铸以反地方主义为名对之报复,将时任副省长的古和冯白驹两人打成反党集团头目(冯在海南率琼崖纵队坚持武装抗日及反蒋长达18年)。此期间,赵紧跟陶之部署,无情地整肃大批广东籍的干部,罢官撤职者比比皆是,家破人亡者不在少数。古、冯二人最后含冤去世。
   
   
   此案到80年代初复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建议赵回避,但赵坚持陶铸与自己均无过错。若不是由于古的夫人资历特深,尤其延安时期跟蔡畅与邓颖超等中共最高层“大姐”过从甚密,“夫人外交”起了作用,才总算排除了赵的阻挠,使古的冤案最终得以完全平反。
   
   
   因此,尽管赵在70年代中叶的四川享有“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广东人却忘不了他自50年代初土改起至60年代中叶主政期间欠下的旧帐。
   
   
   古语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赵晚年失去自由,能够反思中共的问题,所说的话毕竟不无可取。如果文革前他害过人,作过孽;那么幽禁15年,也算是遭了报应。所以,就让其“咸与维新”,或者亦无不可;若将之比作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周兴、来俊臣,似乎有点失之过苛了。
   
   
   但另一方面,对赵的“前科”只字不提,“一床锦被遮盖”,一味为之唱赞歌,甚至将其捧上天,就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不可取。倘属美、英、海外“不明真相”的外国学者,则因其资讯不足情有可原;如属国人则理应力求防止以偏概全、被人误导。
   
   
   近日《炎黄春秋》(2021年第1期)刊出田纪云写的长篇回忆,缕述赵自75年复出至89年被贬,14年间若干利国利民的政绩;另有个别曾受惠于赵的高干子弟亦撰文称颂彼之功德,此诚然可视为人之常情。其内容只要实事求是并无编造,也无妨看作一家之言以补正史之不足,供研究者参考。
   
   
   不过,说归齐,中共建政一甲子,累累罪恶满九州。尽管总帐要算到毛的头上,有的帐如“六四”则攸关“邓大人”,可是,正如俗语所说:“冤有头,债有主”,一人做事一人当。赵自身的责任岂能完全忽略不计?
   
   
   所以,古德明云“读史需要一双明鉴的眼睛”,信焉。
   
   
   (10-1-25)再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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