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反高铁的激烈抗争，无疑拉开了本港市民维权运动的新一页，尤其作为主力的八十後不屈不挠的英勇表现，更具重大意义，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如所周知，当晚立法会财委会通过的669亿元的天价拨款，本身极具争议。该笔公帑用于兴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26公里，相当于全港市民每人需负担一万元，但却名不符实：其平均时速于港深（福田）区间为129公里，港穗（石壁）区间不足178公里，与国际惯例高速铁路时速应在250公里以上相差一大截！何况“车程太短，车站太多”，故连大陆的专家也声称根本无需兴建此一接驳港穗的“高铁”。
   
   
   再者从客运需求而论，港府资料称预测到2016年每天约99000人使用该高铁，其中70000人只来往港深两地。既然如此，当局所言若不接驳大陆高铁系统，则本港将被边缘化，此说法岂非欺人之谈？
   
   
   对此，早有论者指出，强推高铁工程蕴含官商勾结的意味。表面上似乎可以直接创造万余个职位，舒缓就业压力，并有利经济发展，但付出之代价令人咋舌：其建造费相当于两条青藏铁路，每公里造价竟达京沪、京穗线之8倍、英法海底隧道之两倍，从而荣获“最贵高速铁路”的桂冠！试问，那天文数字的拨款不是大量流入财团的保险钱柜吗？芸芸众生的小市民受惠几何？
   
   
   还不止此。从北京当局的角度，大陆的高铁系统若不能延伸至香港，则意味着主权的重大缺失。毛时代喜欢说“全国一盘棋”。九七、九九港澳先后回归后，这“一盘棋”的范围自然相应扩大。故罗湖桥以南势必要与内地的高铁系统相衔接。此乃政治问题，绝对不容含糊。中共历来有“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理财方针，当年大炼钢铁即是一例。何况这次的经济账由香港自理，完全无需北京“埋单”。所以曾荫权政府秉承上意，“霸王硬上弓”，志在必得，出尽法宝令高铁拨款获得通过。而保皇派及功能组别议员亦心领神会，恪遵圣意而行。泛民议员无论怎样反对，毕竟无法扭转劣势。
   
   
   面对官商联手操控立法会的严峻局面，大批八十後青年挺身而出，以行动向港府说“不”。他们有的效法南韩农民的苦行方式，围绕立法会大楼慢行，象征“一步一步，改变香港”，此举别开生面，使人不禁恻然动容；有的毅然断食160小时，“饿其体肤”，宣示了诉求，吸引市民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示威第一线坚守阵地，包围立法会，向政府官员和保皇派议员施压。其声势之浩大，动员之迅速，组织之严密，均为回归以来类似示威活动所罕见。
   
   
   值得注意的是，示威者之中，前港大学生领袖陈巧文始终活跃在最前列。尽管她曾被警方扣上“袭警”的罪名，却依然无畏无怨地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反高铁大联盟”也不乏头脑清醒、智勇兼备的新人。其发言人司徒薇声言：抗争并未完结，“今日，我们共同踏前一大步，为人民力量欢呼，为我们共同创造未来欢呼。千里苦行，始于足下，斗争未完，咬住不放！”
   
   
   事后，中方红人梁振英在电台节目中称，青年们的行动表明尽管香港GDP不断上升，但低下层的生活却未能随之获得改善，因此激起部分人的不满。他建议政府加以留意。其实，梁的说法还是停留在把港人视为经济动物的层次，同温家宝所提的“深层次的矛盾”不沾边。
   
   
   据某论者的分析，胡温关切的“深层次的矛盾”指的是港人坚守原有价值观，不肯如澳门那样就范，事事听命于北大人。此说言之成理。这次八十後群体众志成城地反高铁，绝非仅由就业困难、待遇变差等经济环境每下愈况的原因所致。而是与公民意识的觉醒，环保观念的增强，社会公平的追求等多种精神因素分不开。就以陈巧文来说，她已从港大以一级荣誉毕业，正攻读研究生，其家庭经济状况不差，就业前景亦无需担忧。倘以梁振英的思维方式，该如何解释其积极投入反高铁行动呢？
   
   
   说千道万，香港作为连续16年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深层次”上不乏与普世价值水乳交融的地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八十後群体耳濡目染，思想与国际接轨，对政府施政的明显缺失他们是不会保持缄默的。毕竟他们没有经历过北京的“洗脑”，仍然保持独立的人格。
   
   
   在此，谨向你们致敬！你们肩负着本港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加油啊！
   
   相信在未来的“五区总辞”变相全民公投中，你们必能再放异彩，从而推动真普选早日到来，并对本港政制改革作出新贡献。
   
   
   （10-1-20）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