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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人生”与沈元之死--读宋诒瑞自选集有感 粤语有云：同人不同命，同遮（伞）不同柄。这是浏览香港女作家宋诒瑞自选集《快乐人生》之后，很自然地联想起的一句俗语。
“宋 诒 瑞 ， 上 海 市 人 ， 毕 业 於 上 海 幼 儿 师 范 学 校 及 北 京 大 学 东 方 语 言 系 ， 长 期 从 事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 曾 任 职 於 广 播 电 台 丶 影 视 公 司 及 国 际 学 校 ， 现 任 大 学 语 言 导 师 ， 业 馀 从 事 儿 童 文 学 创 作 ， 作 品 曾 多 次 获 奖 。”
这是宋著《少女心事》一书的作者简介。
香港作家宋诒瑞的社会题材小说关注社会生活的坎坷人生和世态炎凉,着重表现了"南来客"的生存困境,并在鞭挞假丑恶的同时,讴歌了真善美.在艺术上也有新的探索.
此见于大陆作者赵联的文学评论《悲天悯人情注人间》。由于我几乎没有读过宋的社会题材小说，所以无法置喙。
说起来，我们相识已届20年。那是在《新晚报》五十周年的报庆晚宴上。此前蒙该报的《晚会》文艺副刊编辑陈雄邦先生厚爱，我的文艺随笔得以每周见报。而宋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常常刊登于此。但彼此仅是神交。当晚我们同桌才得晤面。
真没有想到，这次结交给我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特别是使我度过了后来的困难时期。因为宋诒瑞一再推荐我在大型跨国企业任教，连我的女儿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也是她介绍的。由此可见其助人为乐及人缘之广，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她敬业乐业的精神。
关于后者，《快乐人生》中的一篇访问稿有所反映。该文题为《老人.童心---宋诒瑞》，作者李夏。文中写道：
有一年，（她教的）班里的人数比学校规定的多了一人，需要找一位同学调班，然而，没有同学愿意离开。于是，宋老师就请班长想想办法。她对班长说：“如果真的没人愿意离开，就请您委屈委屈，调到另一班吧！”班长真无奈，结果，在差不多下课的时候，班长突然大声喊道：“宋老师，我爱你！我不想离开这个班！”整个课室顿时鸦雀无声，人人目瞪口呆，宋老师见他那紧张的样子，起初也很惊讶，继而深受感动，觉得这傻孩子傻得倒挺有趣，就向校方请示，最后没有人需要调班。（《快乐人生》，银河出版社，2008年，181页）
笔者也曾当过教师，上述情景也使我“深受感动”。学生由衷的爱堪称最高的奖赏，是金钱买不来的。难怪其自选集以《快乐人生》命名。
不过，集子中两篇和沈元有关的散文：《我为什么要编撰《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书？》和《他“出事了”！》，却令我唏嘘不已。
沈元是宋诒瑞初中同班同座的同学；“在北大不同系，是比较相投的朋友”。1955年他“以当年高考文史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上，70-71页）这位才华横溢的优等生在57年反右中被定为“极右”，61年摘帽后由于其自学而取得的历史研究成果出类拔萃，被破格吸收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其后迭有佳绩。不料文革中被捕，1970年4月因“反革命叛国罪”遭处决。1980年4月获彻底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发出的《再审判决书》称：
原判认定沈元同志工作期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均系不实之词，不能成立。……沈元1968年9月1日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的事实属实，是违法行为，但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故原判以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现判决）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同上，72-73页）
据新近《观察》上王友琴文章记述，当年北大划右派716人，至2007年为止得知被判死刑的6人：
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他五人都被杀害於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歷史系学生沉元，一九七○年被处死；化学系学生张锡錕，一九七六年被处死。（王友琴：《第七个死者》）
2009年发现遭杀害的还有一位37岁的吴思慧，是物理系研究生。也就是说，被处极刑者共7名，“佔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无疑属“非常高的比例”。
人所共知，这些北大“右派”师生均属“精英”，但未展宏图即已陨灭，岂非“天妒英才”？其中沈元宛如光芒四射的彗星，却跟宋诒瑞“同座不同命”，谁为为之，孰令置之？
（2010-2-11）
（2010/02/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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