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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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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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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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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一零年二月,在胡锦涛的家乡江苏泰州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个巨幅标语:“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如此气势磅礴的“藏尾诗”,绝非寻常的御用文人写得出来,需要有郭沫若式的学识和余秋雨式的才情。我很佩服这幅标语的作者,正如梁文道对《中国站起来》一书的评价那样:“真是文气浩瀚,佩服。”在被包装得花枝招展的《中国站起来》当中,作者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九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而在中文推特圈上,我看到了对此结论最精妙的一句点评: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乱象却梦呓崛起的,已经不是有眼无珠而是鱼目混珠了。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到《中国站起来》,终于形成了“中国人三部曲”。这三本书的思想观念层层递进,清晰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轨迹。它们在票房上的成功,无非依靠两大灵丹妙药,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在任何时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能吸引一群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两大思想渊源,也是中共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今天的中国正在沿着法西斯的道路高歌猛进,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指出:“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需要戈培尔的时代,有多少野心勃勃的失意文人自愿献身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逐渐从“六四”之后被西方孤立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既然总设计师说了不问姓“社”姓“资”,全民经商的热潮很快席卷全国,对物质的欲望成为国人唯一的慰藉。随着经济的增长,意识形态的真空也越发凸显。于是,官方的需要和商业的利益的一拍即合,一群狡猾的书商顺势炮制出《中国可以说不》。这是八十年代具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投靠主旋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走向商业化的开端。《中国可以说不》这个名字颇值玩味,这是一个祈使句式,不是“中国必须说不”而是“中国可以说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中国还没有跟西方叫板的实力,邓小平反复教导说,要“韬光养晦”,不出头,不争霸。这几名作者对当时官方色厉内荏的心态拿捏得恰到好处,与当时中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呼应得丝丝入扣。他们“说不”的对象是西方,而不是屠杀之后手上还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他们深知,对西方“说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反而会得到当局的鼓励和愤青的追捧;而对中共当局“说不”则万万不可,肯定会被封杀、被喝茶、被和谐乃至被送进监狱。
   到了二零零八年《中国不高兴》出笼的时候,虽然作者依然是当初的几个商人,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与中国一样,早已今非昔比,麻雀变凤凰了。“可以说不”仅仅是小心翼翼地表达出一种可能性,“不高兴”则是理直气壮地描述一种实际存在的情绪。而一年之后《中国站起来》的横空出世,则不仅是一种“不高兴”的情绪的宣泄,而是一种站起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行动。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整整用了十二年,从《中国不高兴》到《中国站起来》则只用了十二个月,看来,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度”。为此书作序的“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宋鸿兵说: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二零零九年,我们振臂呐喊“别了,美国模式!”这里的“我们”显然自视为“民族英雄”毛泽东的传人。殊不知,刚刚告别司徒雷登的毛泽东立即与苏联签订条约,所出卖的国家利益让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条约都望尘莫及。左派从来都很无知,对此我并不意外。对于这种“史诗般的呐喊”,我只是略感奇怪:从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在长达六十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难道并没有站起来,或者说站起来一瞬间又跪下去了,直到二零零九年,才由一个文弱书生来宣布中国真正站了起来?“站起来”是一个只能由伟大领袖宣布的事实,哪里轮得到一介书生来僭越呢,难道这个“臭老九”比伟大领袖还伟大?

   《中国站起来》当中最让我作呕的一句话是:“我看见工人农民的血汗正在浇筑着中国崛起的基座。”一不小心,数亿工人农民就被这个曾经当过盲流、如今登堂入室跻身名流行列的“人文学者”理所当然地“代表”了。那些被羞辱、被欠薪、被压榨的工农大众尤其是在自己的祖国“暂住”的农民工,是否认同中国的这种“低人权优势”,是否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血肉来奠定“中国崛起的基座”呢?不过,已经爬到基座的中下层、分得一点残羹冷炙的《中国站起来》的作者,对工农大众的心思意念根本不感兴趣。奴隶变成奴才,是奴才最大的骄傲。当大家都无耻的时候,无耻就不再是一种失德;当耻辱者都变成无耻之徒的时候,无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美德。所以,无耻是无耻者的投名状。这十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昔日的朋友如何一步步地从“绝地战士”变成“黑武士”。我曾经送给他一本我写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希望他了解那些死于天安门屠杀的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孩子、死于山西黑窑的孩子、死于四川大地震的孩子的悲惨命运,从而洞悉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在《耻辱者手记》中有一篇题为《城里的姨妈》的散文,描述了城市贫民的困窘与坚韧,让我感动不已。造成千千万万“城里的姨妈”的苦难的,造成了千千万万死不瞑目的孩子的悲剧的,难道是西方殖民主义吗?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难道是美国大兵吗?大饥荒中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难道是因为美帝的封锁吗?孙志刚之惨死、唐福珍之自焚、赵连海之被囚,难道都是美帝施加的黑手?一言以蔽之,这些苦难不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乃是盘踞在中国人头上的中共专制政权造成的。动了中国人的奶酪的,不是愤青们臆想出来的帝国主义,而是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和孕育这个党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今,无视这一常识、扭曲这一事实的,在余含泪与王羡鬼之外,又多了一个人。
   《中国站起来》是对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全盘否定,是对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全盘否定,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的全盘否定。与之对应的,这本书也是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次法西斯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极权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慈禧太后和义和团式的闭关锁国、虐民自娱的政策的全盘肯定。一贬一褒,表明这本书的写作是曾经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卑贱的一次下跪,所以那个喜欢三跪九叩的钱文忠教授才欣然为之作序。这些学者名流完全忘记了中国人生活在“动物庄园”中的现实处境,声嘶力竭地为“和谐社会”和“大国崛起”充当吹鼓手。当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还不够和谐,这时就需要一个奥威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于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便成了顺手找来的靶子。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之外,还得像划右派一样划出一群卖国贼和汉奸来,作者找到的“汉奸”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鲁迅和胡适,仿佛是这三个“汉奸”让中国的崛起迟到了半个多世纪。
   作者用一连串煽情的排比句攻击胡适,其恶毒不亚于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胡适运动中的那些大字报——“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毕竟胡适已经是死老虎了,在批判完胡适之后,他立即将矛头对准当下的“崇洋媚外”者,“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这种说法跟几年前王绍光攻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一脉相承。很不幸,我就是这样一个五年来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一个字的“精英人物”,但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完成“西方殖民势力”任命给我的“中国的思想警察”的任务,我只知道每年有几十天的时间国保警察在我门口站岗。这种阴险的告密行为,连普通的五毛党都做不出来,可以载入冉云飞正在撰写的《中国告密史》了。
   《中国站起来》的作者自以为读了几本“人类学”著作,就可以对中国和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既反对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反对近代化和全球化。在他看来,“自由贸易的真相是抢劫”,“自由市场的真相是枪炮和霸权”,“自由竞争的真相是不让别人发展”。按照他的设想,中国干脆退出WTO,干脆像北韩一样切断网络,干脆像毛时代那样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我想起十年前我们一起编纂《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因质疑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揭露韩战之真相,而被教育部和中宣部围剿的那段往事。如今,其他两个编者已经“觉今是而昨非”,恨不得跑到北韩去当宣传部长,如圣经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韩寒说,通往北韩的道路,是由每个人的沉默铺就的;韩寒却不知道,中国还真有“直将北韩当天堂”的、“过于聪明”的副教授和副研究员。这些摇着羽毛扇的纵横家,真该去投靠毛新宇少将,通过合纵连横,将毛三世推上皇位,如此方可实现其帝王师的梦想。读书越多,离常识越远,这是左派文人之通病。同样是以“中国”为论述对象的著作,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我看到的是顾影自怜和胡言乱语;而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的《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一书中,我看到的却是理性与睿智——苏小和在《每个人的全球化》一文中写道:“我看见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相对宽阔的信息通道中自由游走,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年轻的人们开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虽然仍有人坐井观天,仍有人画地为牢,但世界已经为我们打开,每个人都在全球化之中,只要有足够的怀疑精神,只要学会在多元状态下思考,我们就再也不会轻易被遮蔽,被蒙骗了。”换言之,全球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去中心化,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昔日的名气充当别人的“导师”。那怪那些“左狂人”对“自由”二字恨之入骨,因为在这个信息越来越自由流通的时代里,要想骗人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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