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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侧记
·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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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我们的尊严
·眼睛与勇气
·假如他是一个老百姓
·《爱与痛的边缘》跋:为了痛,更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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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
·谭嗣同三题
·斯堪的纳维亚的海风
·一街一巷总关情
·坐看云起的从容
·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牛虻的忠诚
·锯木皇帝
·福克纳:一个羞怯的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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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即是千万家
·“巩俐第四”
·“真实”的谎言
·拜寿与拜年
·被遗忘的角落
·唱歌的警察
·独裁者的末日
·对自由的恐惧
·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过河卒子
·汉阳陵的秘密
·恢复体育的真谛
·奖项与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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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不是万能的
·冷漠是一种罪恶
·刘璇的自由
·麻将王国
·美丽的灵魂
·摩尔的“母与子”
·莫把生活当相声
·傻子的自由
·未还的孽债
·物业管政府
·新的总是锐利的
·咫尺天涯
·最后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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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香草山》(修订版)代序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
·后记: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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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皇帝的心思
·《压伤的芦苇》目录
·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赤子其人——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鼓浪屿访舒婷
·夹缝里的童心
·君•吏•士——解读《史记•酷吏列传》
·李鸿章:被丑化的先驱
·刘亮程:乡村里丰盛的平安
·流动在网络上的文字
·人类群星闪耀时
·沈葆桢:不情愿的失败之旅
·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
·尹珊珊:城市森林中的精灵
·月亮上的蝴蝶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读郑勇《蔡元培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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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中国人的奶酪?——从《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之“三部曲”看中国的法西斯思潮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一零年二月,在胡锦涛的家乡江苏泰州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个巨幅标语:“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如此气势磅礴的“藏尾诗”,绝非寻常的御用文人写得出来,需要有郭沫若式的学识和余秋雨式的才情。我很佩服这幅标语的作者,正如梁文道对《中国站起来》一书的评价那样:“真是文气浩瀚,佩服。”在被包装得花枝招展的《中国站起来》当中,作者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九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崩溃是有眼无珠。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崛起的趋势也是有眼无珠。”而在中文推特圈上,我看到了对此结论最精妙的一句点评: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国的乱象却梦呓崛起的,已经不是有眼无珠而是鱼目混珠了。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再到《中国站起来》,终于形成了“中国人三部曲”。这三本书的思想观念层层递进,清晰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轨迹。它们在票房上的成功,无非依靠两大灵丹妙药,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民粹主义。在任何时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能吸引一群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两大思想渊源,也是中共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今天的中国正在沿着法西斯的道路高歌猛进,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的白宫顾问麦克勒丁博士,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指出:“中国是经典的法西斯主义,第一个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少量的经济自由,没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需要戈培尔的时代,有多少野心勃勃的失意文人自愿献身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逐渐从“六四”之后被西方孤立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既然总设计师说了不问姓“社”姓“资”,全民经商的热潮很快席卷全国,对物质的欲望成为国人唯一的慰藉。随着经济的增长,意识形态的真空也越发凸显。于是,官方的需要和商业的利益的一拍即合,一群狡猾的书商顺势炮制出《中国可以说不》。这是八十年代具有理想主义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投靠主旋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走向商业化的开端。《中国可以说不》这个名字颇值玩味,这是一个祈使句式,不是“中国必须说不”而是“中国可以说不”,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中国还没有跟西方叫板的实力,邓小平反复教导说,要“韬光养晦”,不出头,不争霸。这几名作者对当时官方色厉内荏的心态拿捏得恰到好处,与当时中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呼应得丝丝入扣。他们“说不”的对象是西方,而不是屠杀之后手上还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他们深知,对西方“说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反而会得到当局的鼓励和愤青的追捧;而对中共当局“说不”则万万不可,肯定会被封杀、被喝茶、被和谐乃至被送进监狱。
   到了二零零八年《中国不高兴》出笼的时候,虽然作者依然是当初的几个商人,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他们与中国一样,早已今非昔比,麻雀变凤凰了。“可以说不”仅仅是小心翼翼地表达出一种可能性,“不高兴”则是理直气壮地描述一种实际存在的情绪。而一年之后《中国站起来》的横空出世,则不仅是一种“不高兴”的情绪的宣泄,而是一种站起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行动。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整整用了十二年,从《中国不高兴》到《中国站起来》则只用了十二个月,看来,这就是中国崛起的“加速度”。为此书作序的“不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宋鸿兵说: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二零零九年,我们振臂呐喊“别了,美国模式!”这里的“我们”显然自视为“民族英雄”毛泽东的传人。殊不知,刚刚告别司徒雷登的毛泽东立即与苏联签订条约,所出卖的国家利益让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对外条约都望尘莫及。左派从来都很无知,对此我并不意外。对于这种“史诗般的呐喊”,我只是略感奇怪:从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在长达六十一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难道并没有站起来,或者说站起来一瞬间又跪下去了,直到二零零九年,才由一个文弱书生来宣布中国真正站了起来?“站起来”是一个只能由伟大领袖宣布的事实,哪里轮得到一介书生来僭越呢,难道这个“臭老九”比伟大领袖还伟大?

   《中国站起来》当中最让我作呕的一句话是:“我看见工人农民的血汗正在浇筑着中国崛起的基座。”一不小心,数亿工人农民就被这个曾经当过盲流、如今登堂入室跻身名流行列的“人文学者”理所当然地“代表”了。那些被羞辱、被欠薪、被压榨的工农大众尤其是在自己的祖国“暂住”的农民工,是否认同中国的这种“低人权优势”,是否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血肉来奠定“中国崛起的基座”呢?不过,已经爬到基座的中下层、分得一点残羹冷炙的《中国站起来》的作者,对工农大众的心思意念根本不感兴趣。奴隶变成奴才,是奴才最大的骄傲。当大家都无耻的时候,无耻就不再是一种失德;当耻辱者都变成无耻之徒的时候,无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美德。所以,无耻是无耻者的投名状。这十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昔日的朋友如何一步步地从“绝地战士”变成“黑武士”。我曾经送给他一本我写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希望他了解那些死于天安门屠杀的孩子、死于三鹿毒奶粉的孩子、死于山西黑窑的孩子、死于四川大地震的孩子的悲惨命运,从而洞悉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在《耻辱者手记》中有一篇题为《城里的姨妈》的散文,描述了城市贫民的困窘与坚韧,让我感动不已。造成千千万万“城里的姨妈”的苦难的,造成了千千万万死不瞑目的孩子的悲剧的,难道是西方殖民主义吗?在天安门广场上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难道是美国大兵吗?大饥荒中数千万民众被活活饿死,难道是因为美帝的封锁吗?孙志刚之惨死、唐福珍之自焚、赵连海之被囚,难道都是美帝施加的黑手?一言以蔽之,这些苦难不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乃是盘踞在中国人头上的中共专制政权造成的。动了中国人的奶酪的,不是愤青们臆想出来的帝国主义,而是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和孕育这个党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今,无视这一常识、扭曲这一事实的,在余含泪与王羡鬼之外,又多了一个人。
   《中国站起来》是对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的全盘否定,是对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全盘否定,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的全盘否定。与之对应的,这本书也是对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次法西斯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极权主义的全盘肯定,是对慈禧太后和义和团式的闭关锁国、虐民自娱的政策的全盘肯定。一贬一褒,表明这本书的写作是曾经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卑贱的一次下跪,所以那个喜欢三跪九叩的钱文忠教授才欣然为之作序。这些学者名流完全忘记了中国人生活在“动物庄园”中的现实处境,声嘶力竭地为“和谐社会”和“大国崛起”充当吹鼓手。当然,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还不够和谐,这时就需要一个奥威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于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便成了顺手找来的靶子。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之外,还得像划右派一样划出一群卖国贼和汉奸来,作者找到的“汉奸”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鲁迅和胡适,仿佛是这三个“汉奸”让中国的崛起迟到了半个多世纪。
   作者用一连串煽情的排比句攻击胡适,其恶毒不亚于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胡适运动中的那些大字报——“最无能的男人总是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最无知的精英总是抱怨大众过于愚昧听不懂他的伟大思想,最无耻的失败者总是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胡适博士三者兼备焉。”毕竟胡适已经是死老虎了,在批判完胡适之后,他立即将矛头对准当下的“崇洋媚外”者,“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这种说法跟几年前王绍光攻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一脉相承。很不幸,我就是这样一个五年来不能在中国大陆发表一个字的“精英人物”,但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完成“西方殖民势力”任命给我的“中国的思想警察”的任务,我只知道每年有几十天的时间国保警察在我门口站岗。这种阴险的告密行为,连普通的五毛党都做不出来,可以载入冉云飞正在撰写的《中国告密史》了。
   《中国站起来》的作者自以为读了几本“人类学”著作,就可以对中国和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既反对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反对近代化和全球化。在他看来,“自由贸易的真相是抢劫”,“自由市场的真相是枪炮和霸权”,“自由竞争的真相是不让别人发展”。按照他的设想,中国干脆退出WTO,干脆像北韩一样切断网络,干脆像毛时代那样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我想起十年前我们一起编纂《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因质疑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揭露韩战之真相,而被教育部和中宣部围剿的那段往事。如今,其他两个编者已经“觉今是而昨非”,恨不得跑到北韩去当宣传部长,如圣经所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韩寒说,通往北韩的道路,是由每个人的沉默铺就的;韩寒却不知道,中国还真有“直将北韩当天堂”的、“过于聪明”的副教授和副研究员。这些摇着羽毛扇的纵横家,真该去投靠毛新宇少将,通过合纵连横,将毛三世推上皇位,如此方可实现其帝王师的梦想。读书越多,离常识越远,这是左派文人之通病。同样是以“中国”为论述对象的著作,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我看到的是顾影自怜和胡言乱语;而在财经作家苏小和的《我们怎样阅读中国》一书中,我看到的却是理性与睿智——苏小和在《每个人的全球化》一文中写道:“我看见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相对宽阔的信息通道中自由游走,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年轻的人们开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虽然仍有人坐井观天,仍有人画地为牢,但世界已经为我们打开,每个人都在全球化之中,只要有足够的怀疑精神,只要学会在多元状态下思考,我们就再也不会轻易被遮蔽,被蒙骗了。”换言之,全球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去中心化,没有人可以依靠自己昔日的名气充当别人的“导师”。那怪那些“左狂人”对“自由”二字恨之入骨,因为在这个信息越来越自由流通的时代里,要想骗人可没有那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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