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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狼文集
·冤上加冤的六天冤狱——出狱前后”系列之一
· 国安对我的特殊关照——“出狱前后”系列之二
·提前八九个小时,我被撵出了监狱
·“再就业”仅半天,我第二次失业
·连新任猴王也对“猴妃”悼念先王视而不见
·被单独囚禁的四十六天
·“李元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都来争取毫无顾忌地说出“1+1=2”的权利
·且说夜“狼”归元“龙”
·别指望党报记者的良知
·爱如青山——李元龙案辩护散记(上)
·爱如青山——李元龙案件辩护散记(下)
·善良人的不同“政见”
·原告审判被告的荒诞剧
·辱人者,必将自辱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我的申诉之二
·南辕北辙抓胡佳
·法院的即兴“立法权”——我的申诉之二
·不打自招: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裁专制 ——我的申诉之三
·重念国民党反革命罪邪咒——我的申诉之四
·硕鼠当春又新年
·你可以强迫我上床……
·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无钱六十逞英雄——贵州毕节老年苦力大背箩写真(上)
·中国,岂只这样一位人大代表
·监狱好胜敬老院——反丁玲笔法,书狱中奇事
· 我的“蜕化变质”——兼作退团声明
·因为,我是一只弹簧
·若为爱情故……——我的狱中日记之一
·清明时节泪纷纷
·究竟谁在造谣、诽谤——我的申诉之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前期病兆——我的狱中日记之二
·“无论怎样,我都等你回来” ——我的狱中日记之四
·祈祷声中,中秋节晴转阴雨 ——我的狱中日记之三
·令人费解的释放和监视居住——我的狱中日记之五
· 判我为敌的九大悖论——我的申诉之六
·“买身契”成了卖身契——我的狱中日记之六
·写在5.12大地震的第五天
·我想把中国的“普金”们塞进地震废墟下面……
·为三赢的降半旗叫声好
·《灾难铸就伟大的中国》的九大悖论
·悲情小麻雀
·永不熄灭的烛光
·落荒成都城
·将奥运会办成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将2008年奥运会办成首届无国旗奥运会,如何?
·求其友声
·螳螂之死
·“男女人”与民主集中制
·“神圣”的使命,何以只能做贼般地干? ——我的申诉之七
·不要再玷污蒋晓娟的母爱了
·不仅仅是写给国安某某的公开信
·党报如此"人咬狗"
·悲戚的“探监”——我的狱中日记之七
·我在狱中当“管教”
·伟大领袖打倒马寅初,是冤假错案吗?
·幸好我不喜欢奥运会
·我不是冲北京那鸟巢去的
·时钟可以倒拨,时间却永远前进——我的申诉之八
·冷眼看奥运
·汶川地震幸存学生应该如此感恩吗?
·如此“国嘴”韩乔生
·911发生的第二天
·沾胡总书记的光
·毒奶事件,还有谁该“下柜”
·我为什么要为杨佳能够保住性命祈祷
·蹉跎岁月的老房东
·为富不仁的发生、发展和登峰造极
·好意思“法定”11月8日为记者节
·万古知音只有天?——罗德远其人其诗
·从成年公象不“猥亵”未成年母象说开去
·从日攘一鸡到月攘一鸡的“进步”——我读新华网世界人权日网评
·没有平等,只有“更平等”的国度
·弃善从恶,重新做人?——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狱中诗歌
·含泪泣问:到哪里起诉离弃子女的国母亲、党妈妈?
·飞出牢笼的"反动梦"
·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看“躲猫猫”事件
·囚徒党员如此“效忠”党
·6月4日,泣问苍天
·纪念六四,何用“乱串”
·贵州毕节纪念六四20周年剪影
·朝圣石门坎
·假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底线的政权……
·围上“爱心颈巾”,我将招摇过市
·“跪谢警察年”折射出的警察特权思想
·“暴力袭警”获得巨额赔偿的特色启示
·美国的月亮,它为什么比中国的圆?
·特务政治:催生反动思想的沃土
·与曹长青商榷:《零八宪章》是“谏言”吗?
·假如主人不想吃王八
·且看看守所如何以书为敌
·我这个政治犯“享受”的特殊待遇
·假如“侮辱国歌罪”的议案被采纳……
·新华社,不说“情绪稳定”你会死人吗?
·六四的校园静悄悄
·那坟前,开满鲜花……
·党报如此“人咬狗”
·野火烧不尽的老苗文
·共产党被“枪毙” 与如此“口交”
·死刑犯在看守所遭受的活罪
·我所见识的离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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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政治:催生反动思想的沃土

孩子到美国留学还不到一个月,在生活、学习和思想上,出现了两大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没想到他适应和转变得这样快,把英语学的这样好;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原来,他过去的21年,过的是那样的压抑,他的所思所想,原来是那样的深刻,有档次,用党话来说,也就是他的思想,原来也是“很反动”的。而第二个没想到,是促成第一个没想到的思想基础。
   自从坐过两年中共文字大狱之后,不少人半调侃、半认真地叫我是“反革命”或“反动派”。我的回答往往是:在反文明、反进步的一党专制制度之下,反革命、反动派才是好人。所以,我的看法,反动是个中性词,反谬误而动,你就是站在正义立场,是对的;站在谬误立场,反真理而动,你就是站在邪恶立场,是错的。正因为如此,只有敌视民主和自由,敌视文明和进步的人或组织,才会不根据具体情况,对一切反自己而动的思想和言论都持贬斥的态度。
   产生反动思想和言论的原因很多很多,不是本文想要叙说的话题。本文只想就事论事,根据我孩子出国留学这段时间以来的思想和言论,并套用毛语录论证:人的反动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特务政治催生的。
   我儿子生在所谓的“新中国”,长在所谓的“红旗下”,他的爷爷和妈妈都是党员,并非生来就有反骨,就具备了反动言论和思想的基因。读小学的时候,他戴过无数无辜的中国人鲜血染红的红领巾,算是当过中共政治童工;初读高中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想入团。我当时的态度是:我李元龙的儿子加入共产党儿孙组织,显得我口是心非,是我的耻辱。可是,儿子还是悄悄的入团了。也即说,到了高中阶段,儿子还是个中共眼中又红又专的“正动”份子。
   可是,继之而来的特务政治,或曰特务的卑鄙龌龊,让我孩子看清了“伟光正”党的真实面目。

   2005年秋季,仅仅因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文章,中共豢养的特务——国安将我抓捕入狱,后来还判我两年刑。我刚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或在家中,或将我孩子带到别处,特务们对正在进行高考最后阶段冲刺的孩子进行威胁、欺骗,将所有龌龊手段都用尽了。更伤害孩子,也让孩子更加清楚中共公检法卑鄙无耻,见识特务政治下作下流的是,中共毕节地区中级法院在判决我有罪的判决书中,竟然将特务威胁、欺骗到的“口供”,作为孩子的父亲我有罪的“证据”公然写进判决书。这让孩子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肯定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的思想因此急转直下,萌发了中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反动思想。从初中阶段开始,孩子就动笔写魔幻小说,可是,那时的小说纯粹是消遣性的。我出事后,孩子在其小说中加入了一些现实内容,说白了,国安的形象成了孩子小说里的反面角色。当初,我想让孩子远离中共的想法,没想到如今由特务政治帮我实现了。
   对于孩子的这段恐怖而又屈辱的经历,我曾经起过问问他、以便为特务政治“树碑立传”的念头,但是,后来,我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是的,我希望他尽快忘记那恐怖、屈辱的一幕幕,而不能再一次伤害他。
   当年,在网上得知我的事情后,山东律师李建强来到贵州毕节,为我提供法律援助。来到毕节后,李律师即陷入特务政治的汪洋大海。他的言行受到特务严密监控,第一次与他一张桌子吃饭的,有假装成毕节某律师同学的女国安,开庭那天,女国安就坐在国安席。第二次与他陪饭的,表面身份是某某的同学、好友,实则身份可疑的好几个大汉。李律师在某人的配合下,被“请”去洗桑拿,其间,他被迫与电脑分开足足三四个小时,电脑拿回来的时候,已经上不成网,许多资料不翼而飞。凡此种种,孩子都是耳闻目睹的。再对特务下作手段痛恨的同时,他的反动思想,肯定因此得到了升华。
   我出事后,录有孩子小说的电脑被国安抢走。快要出狱的时候,张国安和另一个国安来看守所威胁我的那天,我要求两个国安归还我的电脑。国安说那是“作案工具”,归还的可能性很小。我说,电脑不能还,将电脑里硬盘取出还我也行,因为里面有我孩子写的小说。张国安说可以。出狱后的一天,我到毕节地区国安处去索要我的电脑、日记本等物,谁知张国安竟然给我看一份据说是省国安厅下发的“文件”,他很特务地将文件的上半部遮住,指着露出来的那一条给我看,说:“上面有文件,电脑是作案工具,不仅不能还给你,连里面的硬盘我们也不能还给你——我们要保持电脑的完整性和原始性。”我当即质问张国安等:“你们摸着你们的良心说说,我的电脑在你们手里,哪个地方你们没有打开看过?连我学习电脑操作下载到的有关六四的图像,我不知道下载在什么地方,你们也找出来了,还说什么保持电脑的原始性。”
   后来,我给孩子讲了这件事情。气愤之余,他说:“我过去存在那台电脑里的小说,要不要已经无所谓,因为,后来我重写了这部小说,现在,我还准备将你被他们关起来这两年的事情揉合进去。”
   由于特务政治的迫害,孩子学习大受影响,最终没有考取他心仪的外语学院。出狱后,我已经不是多少有些办法的人民记者,而是人民敌人了,以孩子就读的三本学校,毕业后我完全不可能给他找个工作。去年三、四月份,被特务政治破釜沉舟的我,萌动了让孩子到美国留学的念头。我和孩子曾经分析:留学,我们最大的困难,一是美国方面的学校录取孩子与否,二是录取之后有无特务阻挠?
   孩子被录取了,签证到手了,历尽千辛万苦,孩子和我于去年12月24日从成都赶回家乡毕节那天,刚一进门,妻子就说:“国保正在到处打听:听说李元龙的孩子要出国留学去了,国际航班上怎么不见他孩子的名字啊,他孩子是否还有另外的名字?”
   我一听,当即改变了原先让孩子向亲友道别的打算:这几天就不要出门了,也不要在电话里、电脑上和任何人提到留学的事情。那本《在未知的中国》——百年前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石门坎的传教士写的书——也别带去了,免得海关说这里面有国家机密。能在机场少呆一秒钟,就不要多呆一秒钟。
   我乘飞机从贵阳送孩子到上海的打算,也只好放弃,我去了,可能会引起特务更多的关注。我还一再告诫孩子,如果在上海机场被特务拦下,不要和这些家伙争吵,没有用的。我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提什么要求,我都会暂时答应下来,至于“承诺”会否兑现,你走了再说。
   从孩子12月27日晚上12点到达上海机场后,直到30日上午8点,中间整整56个小时,没有孩子的一点消息。如果不是中国的特务政治,我只要没在网上看到空难消息,那我就不用担惊受怕,但是,胡思乱想中的我认为:有可能,孩子被“绝对忠诚于党”的人拦截下来了!
   我们不怕外国人,我们怕的是自己的“同胞”!
   后来证明,这是一场虚惊。
   孩子出国不到一个月,几乎每天一篇文章,有时候一天两三篇。是的,这几年,被特务制度压抑得太久的他,现在终于可以大口呼吸,大声说话了。孩子远比我想象的有思想,有深度得多,这让我连连感叹我对孩子的了解太少了。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所写的内容和语句,有不少是特务政治不待见的,可谓“准异见作者”。 近一个月以来,儿子已经两次走进美国教堂,他不仅发出了“信仰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信仰”等感悟,在一篇文章里,在谈到连沙特人也知道、会用facebook时,儿子感叹道:“下课以后我还是难过。沙特人,我们曾经瞧不起的沙特人,男的包头巾,女的裹面巾。但是至少人家言论比我们自由——人家可以用facebook而我们不可以;人家只是自己遮住自己面部,我们却被人将信息的国门遮挡起来。这到底算什么?”
   在另一篇文章里,儿子写下了如此深刻的文字:
   小学时老师说我聪明,很有个性;中学老师说我成绩退步,少做点其它事,多学点教科书;高中几乎是一塌糊涂,老师说我懒,根本不花心思在教科书上。我讨厌教科书!我想读文学名著,我想在奥林匹斯山诸神的世界里遨游;我不想再呆在这个地方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适合在这里生存。我想打棒球,在方形的土地里打出全垒打;我想写小说,倾注我所有的想象力,写个天荒地老,写个天昏地暗,从早上写到晚上,再继续到第二天早上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知道什么是疲倦。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让化学和数学见鬼去吧!让政治见鬼去吧!让语文书上魏巍的作品见鬼去吧!让那些红色的课文见鬼去吧!让被篡改过的历史书见鬼去吧!
   在以自己两年半在中国的大学生活为蓝本,长达近十万言的中篇小说《行走》里,孩子写到:
   如果我在中国这个三本学院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被强X和潜规则的话,如果在中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有什么顾虑的话,如果我没有走过这条充满坎坷的通往机会之国的路的话,……我何必离开我的家乡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半个地球之远;我何必离开我喜欢的中国菜,去尝试那我不习惯的西餐;我的笔下何必丢弃我写了15年的方块字,去写那弯弯拐拐的西文;我的父亲和继母何必卖房子,也要把我送到美国!
   我想去美国留学,可是我之所以想去美国留学,多半是被国安逼去美国的!……
   天哪,上帝啊,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啊!拿到签证之前,我一直不敢告诉大家我要去留学,就是因为怕国安。现在我拿到签证了,可以去留学了,他们还是可以阻止我。说到底,飞机离开地面之前,我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丝毫都不能不畏惧他们,他们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我已经退学了,要是被他们阻拦了,美国我去不成,中国这边我也没有了退路。如果他们真的插一手,我到底怎么办?
   对了,去年12月24日获得签证后在他就读的大学办理退学手续时,曾有个“教师”问孩子:你的“团籍”是转到哪里,还是保留在学校?孩子不假思索地说:不转也不保留,我退团!
   过后,孩子对我说起这事,开心地说:在我们的学校里,肯定,我是第一个主动公开退团的人!
   我在监狱期间,特务们不止一次问过我:你把你的思想灌输给你的孩子没有?我说,思想不是“灌输”得了的,他要入团,我表明了不愿意他入的愿望,但他还是入了,我也没说什么。而今,孩子却以能够主动弃团如敝履为赏心乐事,在为孩子的言行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为生养自己的国土感到悲哀:如果不是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如果不是无孔不入、不择手段的特务政治,我的孩子,千千万万个孩子,何以会活得这样的憋闷,活得这样的沉重。
   我也为曾经出现过陈独秀、瞿秋白的中共感到悲哀。欺骗和谎言,特务和监狱是达不到目的的。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也要“革命”,哪怕上百万人、上千万人死亡也要“出政权”的铁杆颠覆国家政权的家伙,你依法把他抓进监狱,甚至枪毙了,都可以理解。像李元龙这样的人,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什么“鸿鹄之志”,只是不愿意唯党首是瞻,不愿意被党卖了还要帮党数钱的人,他只是写了几篇说真话、心里话的文章,你们把他抓起来,他也按照你们的要求保证,如果保住饭碗,他就不再写反动文章的人,你们技巧些,心胸稍稍宽广些,放了他,于你们没什么损失,于他的一家老小,可是非同小可,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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