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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寡头的“新闻自由”/毕研韬

   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美国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曾把新闻媒体与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并列,称之为“第四权力”。在西方,新闻媒体监督政府运行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今天,新闻媒体监督政府的动机正在受到质疑。
   
   行使“第四权”的动机复杂化
   
   2009年10月11日,白宫新闻主管安妮塔•邓恩女士在CNN节目中严厉指责Fox电视台,称其为“共和党羽翼”,不可与CNN相提并论。之前,白宫官方博客曾批驳“Fox谎言”。

   
   2009年9月20日,奥巴马总统接受了五家电视访谈,但拒绝了Fox的访谈请求。邓恩女士公开表示,Fox电视台对总统不友好,这就是总统拒绝的原因。对于白宫和Fox之间的口水战,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白宫的策略极具冒险性。香港《大公报》发表传播学者的分析指出,如果白宫激烈反击,Fox的收视率就上升;如果白宫反击不激烈,Fox的批评就升级。该文进一步指出,“用新闻来攻击政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电视台新闻本身的盈利能力不足。”
   
   坚信“新闻自由”的人士或许会反驳,这是新闻媒体在行使“第四权力”,是民主社会赖以运行的基石之一,并非Fox电视台提高收视率的营销策略。作为传播学者,在下必须提醒,如今新闻媒体行使“第四权”的动机已经复杂化。
   
   2009年10月22日,英国BBC邀请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简称BNP)党魁格里芬参加BBC的政治辩论节目,引发强烈抗议。在英国,BNP被视为极右政党,甚至被称为“新纳粹”组织。之前没有任何主流媒体给予其党魁露脸机会。BBC顶住各方压力如期播出了节目,结果收视率提高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800多万人收看了这期节目,收视率是平时的三倍。BBC声称这证明邀请格里芬是正确的。而节目调查显示,有22%的人表示在下次大选中会考虑支持BNP。
   
   有批评者说,如果BNP发展壮大,BBC功不可没。而BNP是个极端的排外组织,在BBC安排这期节目前,英国公平与人权委员会已经裁决BNP的党章违法。BBC则高扬“言论自由”大旗,强硬宣称拒绝BNP党魁就是“信息审查”。
   
   BBC邀请BNP党魁的真正动机何在?我们从BBC总裁马克•汤姆森在《卫报》的一篇文章可以找到线索。他说,这个节目会仔细研究各个政党在选举中的支持率,然后据此决定邀请名单和邀请频率。这是否说明收视率是其最终的考量?
   
   英国前内政大臣大卫•布伦基特对此评论说,“从中受益的只有BNP和BBC。它们确实需要拷问自己的良知了。”香港有学者指出,经济因素已是新闻自由的最大障碍。国内有传媒学者近日也声称,新闻自由化的最终受益者是媒体寡头。
   
   国立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行政学院院长Kishore Mahbubani(马凯硕)早就发现,“西方媒体由于不受任何监督制约,本身已成为滥用其话语权的另类专制。” 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仍有不少迂腐文人相信“新闻自由”的神话。
   
   媒体商业化的后果
   
   与此同时,世人必须警惕媒体商业化的后果。媒体为了扩张自身利益必然要求更大的新闻自由,必然进一步自我标榜为公众代言人、环境监督者。事实上,媒体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追逐“权力”是实现其价值的必由之路。从传播力学的角度分析,只有对媒体的制衡达到相当程度,只有当“为人民服务”成为实现其组织目标的最优选项时,媒体才可以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
   
   新闻媒体具有本能的“市场导向”,具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始动机。我的房东虽是一位普通欧洲公民却像哲人一样向我强调:媒体只在乎效益;它们不关心真相(Media wants your money. They don’t give a shit about truth)。房东的结论来自本身的生活感受。
   
   早在1977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就说过,所有对真相的追求都是对权力的追求。他明确指出,“对真相的追求决非是为了把真相的能量从所有制度中解放出来,而不过是将其从当前的各种霸权中分离出来。”通俗地说,媒体所谓的要求报道“真相”,不过是反对现行当权者对“真相”的解释权;媒体希望把这种“权力”部分地转移到自己身上。从社会进化过程看,这仍属权力斗争的范畴。所以,“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从来都不盲目信任新闻工作者。譬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都认为,新闻工作者具有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倾向,有为维护现行制度而充当统治者工具的可能。
   
   中国媒体亟待提升公信力
   
   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相。新闻媒体、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各色政客都不会提供绝对的真相;他们不过是在“提供自己版本的真相和现实”。这是政治传播学的基本常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新闻报道和民意调查都是宣传(propaganda)。美国《权力的声音》一书说,(美国的)局内人士(insider)认为,新闻媒体总逃脱不了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命运。这话听起来有些狂妄刺耳,但从政治运作过程看却不无道理,只是某些不谙世事的媒体学者不明就里。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声称,公共舆论“是一种想象出来的观念,或者说社会精英、政治人物们构建出来的一系列文本,目的是合法化其决策,维护其权力,推动器利益”。在信息化时代,新闻媒体是公共舆论的主要建构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政治运动,譬如新闻自由和“整治网络低俗化”,都是社会管制手段。
   
   笔者无意否定西方新闻自由,也无意推广“不可知论”(agnosticism或nescience)。事实上,笔者一直倡导解放中国媒体、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但在下深知,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是可怕的。所以在推动新闻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在媒体监督和监督媒体中取得平衡。当然,笔者坚决反对那种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打压新闻自由的倒退行为。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媒体政策不仅是该国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同时也是该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对目前的中国而言,更加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符合国家利益但不为国内既得利益者接受。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媒体亟待提升公信度和影响力,遗憾的是,短视的决策者拒绝更新理念。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本文原载香港《传媒透视》2010年2月号)
(2010/02/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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