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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湘:陈独秀对苏俄经验的接受、反思与超越

王福湘:陈独秀对苏俄经验的接受、反思与超越
   
   文章来源:思與文 作者:王福湘 时间:2009-11-11
   
   人类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风雨苍黄之中,产生了一代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引导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由于理论信仰和政治立场的分歧,曾经形成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的可悲格局,终于两败俱伤,出师未捷身先死,其领军人物陈独秀和胡适都是失败的英雄。逝者如斯,现在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学术潮流也与世浮沉,自由主义的呼声颇有压倒共产主义之势。有人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后一句预言还有待时间验证,前一句断言其实并不太准确。就二十世纪上半叶来说,对中国社会思潮和历史进程的实际影响之大,先后转向共产主义的陈独秀和鲁迅的确都要超过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而陈比鲁犹有过之,其结局虽都是悲剧,但陈独秀命运的悲剧性则显然无人可比。目前学界对鲁迅和胡适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对陈独秀的研究却跟他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关于陈独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们只知道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若顾及全人和所处的整个时代,想一言以蔽之,那么,也许还是借用鲁迅的话较为确切,即:陈独秀一生都是「革命的前驱者」1,他是近代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和先驱,伟大的爱国者、革命家和启蒙思想家。他毕生致力于变革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特别注重从制度上探索中国和人类的未来,勇敢地进行政治革命的直接行动。他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光辉的旗帜,最优秀的楷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最正确的代表。

   
   一
   
   像接受维新思想和从事启蒙运动一样,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经验在时间上也是属于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最早的一批,而且,他的思想经过曲折的发展变化,自我否定和更新,始终处在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中。陈独秀早在1920年2月题为〈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讲中就使用了「与时俱进」一语,说明「天下无百年不变的法则」,时移事变,教育要「与世界一齐进步」2。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态度,最能体现陈独秀与时俱进的精神。他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成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指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4社会主义学说流行和共产党执掌政权的「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5。〈贫民的哭声〉等文毫不含糊地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五四之后,他的启蒙和革命活动重心从知识分子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军阀政府的逮捕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东来,加快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步伐,1920年5月陈独秀即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成为继李大钊之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接受了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和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终极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用来研究人类和中国的社会及其发展进化的历史,探索中国政治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从1920年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后到北伐战争前的几年里,写了许多文章,作了大量讲演,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为蓝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驳斥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且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团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说,他把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转变成了以马克思和列宁为旗帜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启蒙,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革命目标没有变,革命的道路即理论方法武器手段变了。他认为:唯物史观是研究过去历史之经济的说明,其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是经济制度的革命6,而改革社会制度的手段就是阶级战争。他这样概括共产主义者的主张:
   
   立脚在阶级争斗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加入世界的革命,扑灭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然后渐渐灭绝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及私有习惯与心理,建设无产阶级的工业与文化,最后达到废除一切阶级无国家的共产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破坏与建设之大略程序。
   
   而「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7,即「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份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8。他又根据列宁的著作,把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两派的对立归结为:前者主张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后者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前者是真马克思派,共产主义,后者是修正派,改良主义;而「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9。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理论上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上是依靠共产国际即苏俄帮忙的中共领导人。他提出了中国革命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进行的所谓「二次革命论」,但在行动上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和苏俄顾问的错误指挥,导致国民革命失败。这次失败既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转折点。血的教训和共产国际嫁祸于人的行径使他首先踏上反思并进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艰苦而漫长的历程,他仍然是「革命的前驱者」。
   
   二
   
   由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及其衍生形态的复杂性,由于二十世纪中国、苏俄和国际社会的复杂性,在陈独秀身上又很明显地表现出人类认识自我和认识环境的局限。这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进,苏联的成功和失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人性的变化和矛盾,总之,现代中国和世界的一切人事,都呈现为或短或长的过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一切都在运动中,联系中,矛盾中。当事情的真相还没有充分暴露或正在逐渐暴露的时候,当科学研究还没有把人的本质完全揭示出来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就难免犯错误,简单片面机械,或出现曲折和反复。陈独秀全盘接受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布尔什维克的苏俄当成导师和朋友,称赞他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就包含了这类时代的局限。他在树立了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的新观念以后,还保留着启蒙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和改造国民性等原有观念,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历史性变化的问题,即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地域性及个性的关系问题,思想上不无矛盾。他在强调阶级性党派性时,否定全民性国民性的存在,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时却又说老庄以来的虚无主义是国民性堕落的根源。陈独秀作为革命前驱者和领导者,更多地关心政治经济问题,做的工作多,犯的错误多,思想矛盾也多。他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后,对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有的话,这个阶段实行甚么样的政制,思想是模糊的,犹疑不决的。他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对民主的性质、价值和意义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以至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民主归属于资产阶级,有时又把民主主义分为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认为前者是少数人的、形式的、虚伪的,后者是多数人的、实质的、真正的,更未能解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贫穷的陈独秀却有时间。而且,他的「世界识见」异常广博,经历更非一般人可比,尤其能看到国内看不到的苏俄内部材料。他不背家庭包袱,一身轻松干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先交卸了职务,后开除了党籍,成立托派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关了五年,出狱后积极宣传抗日,却被王明、康生诬为汉奸,从此穷途飘泊,寄居四川乡下,靠北大同学会照顾艰难度日,于1942年病逝,比鲁迅晚六年。这是极为宝贵的六年。他把监狱当成研究室,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几年,一息尚存,依然著作研究不止。从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以后开始的革命反思,经过狱中的深思熟虑,产生了飞跃,又总结了国内外特别是苏联的最新经验,愈来愈彻底,终于达到那个时代的理论前沿。陈独秀至死也是「革命的前驱者」。
   
   在长达十五年的反思里,陈独秀不断逐步否定前一阶段所接受的斯大林式布尔什维主义,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新青年》时期的启蒙思想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寻求中国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可贵的思想贡献,从理论上和宏观上解决了建设何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世纪难题。
   
   三
   
   抗战初期,陈独秀作了一系列文章和讲演:〈民族野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为甚么而战?〉、〈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命题。他用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作用来解释现代国家和国民精神的盛衰强弱,提出中国二千年来停滞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新观点,「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换王朝,而统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脚色的,也终于是一班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发挥佛教等礼让退婴学说的,还算是其中优秀份子,……在这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器,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谓东方文化与精神文明。」10他深知资本主义制度含有缺点与罪恶,但根据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状态的比较分析,确认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在内部经济政治不成熟和外部影响尚在等待的条件下,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而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多次引用列宁的话:「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加上一句:「在中国更是如此!」11他相信「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但在具体研究了几个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之后,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而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又在深入研究了苏俄社会的阶级关系之后,指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民族工业,决不能学俄国的民粹派和中学为体的洋务派,也「不要学唯名主义者,一听到社会主义便肃然起敬,一听到资本主义便畏之如蛇蝎,厌之如粪蛆」,「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发展工业,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12坚持真正的唯物史观,使陈独秀不仅得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的结论,并且更彻底地认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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