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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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一:大学教育传统裂变)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主持人:从这个苏联模式,回到国际上更通行的“通才教育”。
   
   杨东平:“通才教育”的理念和改革实践也是9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长期以来,大学的人文基础教育通常是政治理论课,叫“两课”(指我国现阶段在普通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90年代末以来,很多学校开始尝试使用通识课程,用这样的概念充实大学人文和科学的基础教育。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都做了很多尝试,这个也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校正,改变以前片面培养高度专门化的专家的模式。
   
   主持人:这种“通才教育”的理念,应当说是很不错的,但现在出现大学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倾向,甚至一种职业一出现,一种专业就出现,教育的定位不是越来越宽,而是越来越窄。这个跟“通才教育”的理念是不是相悖的呢?
   
   杨东平:“通才教育”现在仅仅是在理念的层面上进入了大学校园。我们的学校还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不是以学院为单元招生,基本培养模式还是50年代这种过于专门化的教育模式;学校科系的结构还是按照苏联模式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学院下面要分很多专业,过去学院下面是没有专业的,比如计算机学院就是计算机学院,化学学院就是化学学院,现在学院下面又分专业、分系。50年代刚刚开始学苏联的时候,当时一共是200多个专业,到了80年代,最高峰达到800多个专业,这些年在不断地减少专业,现在大概还有300来个专业。学校人才培养还是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学科的基础上。这个跟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的培养需求是脱节的,也是今后教育改革仍然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现在博士硕士招生成世界之最
   
   主持人: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得特别快,现在的招生人数,特别是高层次的,比如博士生、硕士生,好像都成为世界之最,请杨先生评价一下这方面的得失。
   
   杨东平: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另外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大学扩招”。从1999年开始,不到10年的时间,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扩大了6倍左右。1998年才招生一百零几万,现在每年招六百多万,这个招生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制定“十五”计划时,国家规定本是争取在2010年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结果2002年就实现了,现在已经到23%左右了,这个数字增速是非常之快的。
   
   一方面,教育机会的扩大使很多年轻人得以享受高等教育,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社会对大学教育培养质量的抱怨,扩招以后大学教育质量是否滑坡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我觉得这个争议到2005年国家制定“十一五”计划的时候,画了一个句号。“十一五”计划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就是一句话“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无论是教师、学生的反应,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反应,这个评价应该是比较一致的——片面追求规模、速度,高等教育质量下滑。
   
   如果我们把高等教育增长的规模和教育投入的曲线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国家的教育投入,就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从2.9%到3.0%,没有明显的增长,但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增加了几倍。为什么呢?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教育产业化的这种经济主义模式。
   
   高等教育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扩大,实际上高校扩招的主体是地方性高等教育,省属高校扩招幅度很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降到了不到1998年以前的一半的程度,教育质量怎么保证?2005年以后国家采取了一个比较强势的政策,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现在基本上每年增长的幅度在4%到5%之间。回顾一下1999年到2003年,每年的增幅在40%左右,这个速度可能也是世界之最了。
   
   为何农村孩子上名牌大学的少了?
   
   主持人:温总理曾经非常担忧地说到,大学里的农村孩子为什么越来越少了?这是怎么回事?
   
   杨东平: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也是我2000年以来的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也做了一些调查。
   
   从宏观统计来看,说农村学生的比例降低,有些人会不服气,2003年左右农村学生的比例还是跟城市的生源持平,现在已经超过了城市学生,2006年的时候农村学生占53%。
   
   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感觉,温总理也提到,为什么大学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了?其实是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越来越少,这个现象非常明显。我们在一些学校有调查,清华、北大来自农村的学生,2000年前后是18%左右,一直是低于20%的;中国农业大学也是“985”高校,原来农村学生比例达到40%左右,最近这几年已经降到30%以下,这个速度是非常明显的。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正在从外在的显性的不公平转移为一种隐性的不公平,按照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布,虽然农村孩子上大学了,但享受的是另一种教育,农村学生、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比较弱势的地方性大学,高职高专比较集中,而在研究型大学比例越来越低。
   
   这个原因,还不全在于高校本身,而在于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教育。因为高校学生的结构跟高中学校是完全同步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中等教育学生结构的延续和放大。所以,问题主要出在高中阶段,重点学校制度正在成为加剧这个社会差距的制度。因为进入重点学校除了靠学业水平、文化制度,现在还有金钱和权利的勾结,还有择校制度,所以说高中阶段教育加剧了社会分化。
   
   地区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
   
   上海、北京录取率可达80%,但是最低的省只有30%
   
   主持人:地区差距现在也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杨东平:文革前高等教育院校总量很少,能够上学的人很少,而且那个时候中央部委院校比重比较大,因为是面向全国招生,现在也没有人研究过当时地区差距的情况,但从社会反应来看确实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现在进入所谓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各地高等教育的招生能力差异造就了各地录取率的巨大差异。比如上海、北京,应届考生录取率可达到80%左右,全国平均录取率不到60%,最低的那些省只有30%多,像贵州等。另外,人口大省录取分数线非常高,比如山东、湖北、河南。高校招生的主体现在是省属高校,9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把300多所中央部委学校都下放给地方了,中央部委所属的院校除了教育部的75所,和属于其他部门的,现在就100所左右,2/3的原中央部委高校都下放给地方了,所以现在即使中央部委院校在各个省的生源分布完全均衡,中央部委高校的招生名额只占每年招生总数的17%左右,各个地方的录取率主要是由省属高校招生决定的。
   
   地区差距,是高等教育里面相对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某种程度上还是要看省属高等教育发展的能力。如果打破分省定额这样的录取制度,全国排大队的话,这确实也是不太可行的,会造成教育机会更多地为城市人群、优势人群所享用的后果。
   
   关于高考改革的方案,国家也在制定,我们研究院也提出一个方案:多样化、多元化。比如,研究型大学可以自行组织联考,按其特定的需要来招收学生,不见得一定要全国“一刀切”,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选拔学生,它的趋势应该是更加多样化,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
   
   要改革的不仅仅是高考制度
   
   主持人:现在有人抱怨学生考试压力大,这个您怎么看?
   
   杨东平:在新的背景下,全民的教育热情很快就转化成了对考试和分数的狂热追求。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体教育文化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造和更新,而同时它的对立面消失了。
   
   80年代以来一直发展到90年代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的现实,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对中国传统的死读书、读死书这种科举教育的复活和强化。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这种教育是被批判的,陶行知、蔡元培都是批判这种传统的先锋,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旧教育也是很反感和持批判态度的,这个价值观跟杜威、陶行知非常相似,甚至是一脉相承的。1978年以后,传统教育为什么会复活?主要就是只恢复了考试制度,教育文化和教育改革没有同步进行。我认为不该把所有教育问题都归到高考制度,小升初、初升高制度也都需要改革。也有人说高考指挥棒会影响高中,但不会影响小学,也不影响幼儿园,影响小学的是中考制度,是小升初制度。
   
   高等教育改革急需回归学术本位管理
   
   主持人:现在大家议论非常突出的还有一个学风问题,一些大学抄袭成风,甚至抄袭剽窃行为不端的当事人层出不穷,原来是一些教授,现在是一些校长、院长。这些情况大家非常感慨,在“17年教育”里高等教育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反而频繁出现。原因是什么?
   
   杨东平:一方面跟我们整体道德环境的退化有关,整个教育界跟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是相连的。对于大学发生的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背后可能还有一些特定的原因。今天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原因之一,是学术共同体、学术自律、学术精神的流失。
   
   50年代重建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计划经济的强烈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由于我们没有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90年代以来,这种官本位、行政化的回潮比较严重,过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传统已经基本消失了。现在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学术共同体已经没有能力裁断某些问题是否为学术腐败,而是要找组织部,要找纪委,甚至要找法院来评价。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重建大学学术本位的管理,区别于官本位的行政化管理。
   
   很多学校也在开始设立教授委员会,也有人认为现在教授本身的素质和水平就有问题。我想还是要从制度建设上着眼,如果我们有学术自治,能够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自律的管理,情况会逐渐改善。最近有一个教育新闻,吉林大学实行所谓“政学分离”的改革,规定各级学术组织,行政干部都不得参加,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都不得参加,真正做到由教授来管理学术事务,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尝试和一个开始。
   
   为何我们难以产生“大师”
   
   主持人: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已经产生一百多年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有一些大学校长,现在对他们的口碑也很好,比如北大校长马寅初,人大校长吴玉章等;改革开放初期,就是您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也有一些校长很出色,比如刘道玉;现在大学规模越来越大了,值得尊重的校长反而不是那么多了,口碑能够进入社会、名声能够远播的校长越来越少。您觉得这种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如果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原因是什么?
   
   杨东平:这个现象大家是有共识的,也是公认的。这些年没有造就很多的学术大师,也没有能够培养出非常优秀的大学校长。虽然我们对高级人才、创造型成果、创新型国家的呼吁和渴求非常强烈,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渴望的人才辈出、大师云集,是制度文明的成果,不是完全靠短平快的激励政策就能够产生、能够造就的。钱学森非常担忧,他最近几年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好几次言论,觉得60年没有培养出优秀的拔尖人才。这还是跟大学实行行政化管理有关,没有真正按照把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规律和逻辑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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