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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三:60年知识分子命运沉浮

[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中国]之三许纪霖:60年知识分子命运沉浮
   
   话题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事实上却被当时的社会抛向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主流,此时却发生了更多事情。当我们回顾历史,知识分子、政权、社会三者之间呈现的是怎样的关系?
   
   历史学家观点精粹:

   语录1 一般人对两类职业是有道德期待的,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拯救人的灵魂,一个是拯救人的肉体。
   语录2 从来不去考虑四年毕业后做什么,谁讲这个就很庸俗。大家关心的都是国家的命运、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
   语录3 大师是不能培养的,培养出来的都不是大师。
   语录4 今天是大学跟着社会走,大学生过早地失去了青春,过早地成人化,有的甚至在高中时就已经没有了青春。
   语录5 今天太多的知识分子都是严于律他、疏于利己,太多的批判、太少的实现。
   
   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今天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多少power,但总是有你做主的一块小小的地盘,能不能把你作主的地盘搞成一个特区,搞一个根据地。
   
   解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
   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
   
   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
   邓小平知道,不能靠张铁生这种交白卷的“英雄”,还是要靠陈景润这些实实在在、有学问不过问政治的书呆子来和西方竞争。
   
   现在知识分子待遇是好了,但是精神垮了,没有灵魂了
   这几年揭露了这么多抄袭案、腐败案,前两天中央音乐学院的老教授还晚节不保。客观说,虽然这些案例在大学里是少数,但问题是,风气坏了。
   
   知识分子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
   如果你是知识分子,那么你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人类所普遍公认的一些基本价值标准,有些是伦理价值标准,有些是政治价值标准。
   
   儒家的道德理想,晚清开始就慢慢破灭了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实在看不下去了,自杀了。他说,他不是殉清,是殉文化。中国文化亡了,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正在两极分化
   一极是学院知识分子,统称为专家——知识太多、公共太少,不再关心社会公共问题;另一极就是媒体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知道分子——公共太多、知识太少。
   
   出品:李玉霄 监制:赵国臣 制片:郭法德 统筹:vingie 本期编导:金波 郑晓艳 魏青科 本期后期:吴林涛 本期摄影:张贺庆 陈培(腾讯新闻荣誉出品版权所有)
   
   资料链接: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要尊重民意的话,首先是尊重知识分子”
   
   主持人:欢迎大家收看《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历史学家眼中的60年》是腾讯网在建国60年期间隆重推出的一档高档主流专业的历史谈话类节目,该节目将邀请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做嘉宾,就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今天我们请来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教授给我们谈知识分子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知识分子政策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事实上却被当时的社会抛向边缘。改革开放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主流,此时却发生了更多事情。
   
   许纪霖: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从古至今都是被代表,他们需要通过别人来表达,自身没有能力,也没有空间来表达意志。那么,谁在代表?历史上看来,一直都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通常是民意的代表者。如果说要尊重民意,首先就要尊重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要把建国60年以来的知识分子问题说清楚,首先要从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重心。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士(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它和农工商是完全不同的阶层;农工商是民,士是精英。士大夫有特权,不仅有经济特权,还有直接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的特权,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民意”。
   
   晚清发生变革以后,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此时,社会其他阶级开始(建立)起来,比如商人阶级和军人阶级。从晚清到民国初,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传统的士大夫相比,开始发生两个趋势的变化: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位置在下降,因为整个社会世俗化,他们不像原来那么重要了,相反,军人、商人地位却在上升。另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在上升。特别是在民国期间,知识分子控制了媒体和大学,通过这两者,他的社会影响力比古代士大夫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是想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以自己的理想来打造一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
   
   为什么破灭了?因为背后失去了支持他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的一页。建立新政权后,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气象,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并不清楚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新中国发生着什么样的关系。
   
   当时,解放军一进城,无论是进北平还是上海,带来的完全是新气象。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在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接受了新政权。
   
   举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例子。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不问政治,他们的兴趣只在中国建筑,但是一个小事情就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派了两个军官去敲他们家的门,给他们一张地图,说你们把北平城重要的文物圈出来,我们攻城的时候就尽量避开这些目标。梁思成当时听了很感动。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新政权的接受有时是看其对文化的态度,如果是懂文化的,就认为他们是文明的。
   
   “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
   
   主持人:在美国轰炸日本的时候,梁思成也帮助美军在地图上勾出日本的一些文物,比如说金阁寺,比如说不能轰炸京都。这都显示了对古典文化的一种态度。
   
   许纪霖:解放军走了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拥抱在一起,他们觉得义师来了。虽然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是这一件小事让他们觉得至少在政治上是认可共产党的。解放以后,林徽因当时已经重病卧床,她忽然像换了一个人,在床上指导师生们设计国徽,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林徽因是国徽之母。
   
   举这个例子是说,解放之初,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觉地拥护新政权的,他们有过一段“蜜月期”。因为新政权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知识分子曾经渴望的国家独立、统一和清除腐败。这些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比自由更高的目标。
   
   主持人: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圈子是右翼知识分子,是英美派的。
   
   许纪霖:他们当然是英美派的。新政权一开始是赢得知识分子的民心的。这不是指个别人,是普遍的。就连梁思成、林徽因的好朋友金岳霖(大哲学家)也说过,国家有自由了,自己个人的自由少一点也不算什么。从这句话,能看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是什么。
   
   但是“蜜月期”持续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新政权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纳入到新的体制、新的生活,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但是,对很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参加思想改造即使不是自愿的,也有自觉的成分。因为他们政治上接受了共产党的新政权,他们也愿意了解马列主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他们有这样的好奇心,甚至也想能够和新政权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但是思想改造并不是花了三五年时间缓慢进行的,而是急风暴雨式的,想得通要改造,想不通也要改造。改造中虽然有学习,但是更重要的是自我检讨,需要他们深挖自己历史、思想当中的资产阶级的“根”。
   
   主持人:所以,知识分子团体的凝聚力原本是非常强的,通过这种检讨,人心一下子散掉了,变得相互不信任。
   
   许纪霖:对。但是,当时共产党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是相当不错的。
   
   主持人:对,当时还是工薪制度。
   
   许纪霖:解放初,通货膨胀还很厉害。当时知识分子是实物制,他们的工资是发大米或小米,是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所以手中还有些钱。当时共产党干部还是供给制,什么都是公家给,并没有零花钱。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就非常羡慕夏衍(夏衍是知识分子),说,你还有稿费,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你比我有钱。可见,解放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
   
   1952年、1956年搞过两次教授定级、艺术家定级,一级国家演员、一级教授等的分级制度。一级教授待遇是非常高的,有(每月)400多人民币。
   
   主持人:基本上赶上毛泽东了。
   
   许纪霖:非常高,而且级差拉得很开。
   
   “搞现代化,首先要靠知识分子”
   
   许纪霖:四十年代以后通货膨胀就更厉害了。知识分子一沦为赤贫,就开始和国民政府离心离德。堂堂大教授闻一多,在三十年代有三四百大洋的工资,《骆驼祥子》里写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每个月七个大洋就可以养虎妞,生活达温饱。这笔钱足够养一家十几口人,甚至还可以养几个保姆,已经是贵族式的生活了。到了四十年代,这几个大洋不值钱了。大教授闻一多不仅要到中学兼课,还要自己刻图章来赚一点零花钱。
   
   主持人: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恶化。
   
   许纪霖:不仅没有改善,到了后来还要靠美国面粉来救济。像朱自清这些有民族骨气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很不满,就不去领美国救济粮。打内战打到这种程度,最后只能靠人家的洋面粉,这是国耻。后来这么多知识分子倒向新政权,和国民党“烂掉”也有关系。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错的,有“蜜月期”。1957年 “反右”运动,却伤害了55万知识分子。 “文革”就更厉害了,不要说知识分子,连干部都无一漏网。
   
   邓小平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和毛泽东是不同的。邓小平出过洋,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见识过现代化的大世面。他知道欧洲富强的原因是依靠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是宝贝。“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在江西时,他看到民间疾苦,所以,七十年代末,“四人帮”一被打倒,重新要搞现代化,他就意识到,首先要靠的应该是知识分子。
   
   主持人:所以他提出“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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