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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北京60年:河东又河西——从“政治挂帅”到“经济至上”

   
    来源:民主中国
   
    中国民间社会历来就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前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去年则又是中共建制60周年。当代中国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统治的时代大致相当:毛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统治了30年;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就是硬道理” 也是30年。邓一向迷信经济万能,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后毛时代的30年“改革”本质上就是在坚持“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政策导向,本文将其概括为“经济至上” 30年。 毛的“政治挂帅” 30年蔑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直到文革后期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沿;邓的“经济至上”30年同样无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规律,抵制普世价值,致使今日中国,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沉重代价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导致大量城镇居民失业,农民失地,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且涉及社会不能接受的“原罪”问题。有学者撰文称:“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沉重代价,是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的GDP主义。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30 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高增长。这条“经济至上“发展道路,除了让少数人腐化堕落,社会充满了铜臭气味外,不仅丝毫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而且已导致了中国无法挽回的社会危机。
   
    如今,邓的“经济至上”政策导向,正把中国引向无论胡温高层怎样倡导科学发展,宏观调控,面对日益凸现的权贵与利益集团无法刹车的利益贪婪与疯狂掠夺的死局中。眼下,中国社会普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去骂娘”,不断激发出邓玉娇刺官、杨佳袭警等官民对抗、警民冲突的恶性事件。这便是后毛时代“经济至上”30年无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客观规律,抵制普世价值必然受到的惩罚。
   
    社会危机拉响警报
   
    今天,中国当政者从“政治挂帅”的极端,转向“经济至上”的另一端,当政者由于拒绝政治变革形成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一一暴露出来,社会政治、经济、治安等综合症、并发症连环爆发,整个中国已陷于无法解脱的焦虑、愤怒与不安中。这在本质上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的矛盾激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拉响警报。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
   
    这些年来,中国当政者正是因为迷信经济万能,无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的普世规律,才导致现代中国至今没有“宪政” 意义上的改革,这便注定了30多年来的“求稳定、谋发展”,非但没有克服或阻止现代化整合中国出现的危机问题,相反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推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将强化执政地位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捍卫,而拒绝尊重现代权力分离与制衡体制的社会管理客观规律,从而给官僚利益集团结缘与腐化提供了无法铲除的土壤。
   
    今日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在一个完全依赖 GDP 增长的支持执政权力的政治结构里,却丝毫也没有发展出新的政治正当性,进而导致了其意识形态彻底丧失了说服力和凝聚力。
   
    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诚然,经济的因素是整个社会形态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性原因。 但是,迷信经济力量可以解决一切,推崇“经济至上”政策导向,发展就会成为伪道理。阿马蒂亚•森曾认为,发展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紧密联系的过程,也是一种扩大人们所真正享有的经济自由和各种权利的过程。这种新的发展观强调每个经济主体不只是经济福利的接受者,而且是能动地获取机会、争取权利进而享有充分经济自由的人。个人选择和采取经济行为的权利及其可持续性,是发展的主要引擎。由此可见,只有改革制度,提供公民自由发展空间,让民众掌握自主的发展权,一个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动力。
   
    今日时代,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正在驱动现代化进程的全球高度整合,它使处于现代化整合过程的各国在发展目标上趋向一致,而作为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改革制度,实现普世民主化,这个客观规律是不容忽视与抵制的。因而,在现代化大潮流的推动下,民主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取向。20世纪后期随着全斗焕、皮诺切特的受审,米洛舍维奇的先后倒台,21世纪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以及近些年来的颜色革命,民主现代化已经召唤起世界性的热情,现在连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已成为不同文化中移植民主成功的典范。世界民主化在百年来发生的变化与走向,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性规律。
   
    “危机意识”困扰中南海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毛式以“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维护其合法性与邓式为图经济发展,要“稳定压倒一切” 支撑其合法性的两种努力都以失败谢幕。邓小平曾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今日的社会现实充分力证了毛邓两种违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性规律的路线都是行不通的。
   
    也许,中国高层从岌岌可危的现实中发现了问题。胡锦涛当政以来,多次在中南海向全党发出“危机意识”警报。于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似乎要纠正优先经济发展,片面追求GDP,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之后,中共又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视为的政治纲领和执政理念正式提出来。然而,直至中共“十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该党精英们始终没有表现出回应世界政治现代化整合的眼光与气魄,和顺应中国政治变革内在冲动的智慧和勇气,其“体制改革”方向不仅根本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反而在具体政策操作上不断封堵网路、压制言论,抓捕异见,特别是重判发起《零八宪章》签名的刘晓波,已经成为世界范围解读胡温当局对待普世价值的一种标杆意义的答案。这个答案的后果就是激发了民众的觉醒,并导致社会聚集起只能通过长期的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才能完成宪政改革目标的共识。
   
    中国当政者的世界态度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崛起,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国当政者的世界态度,也开始越来越强硬起来。2009年10月20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主页,借题炒作环球时报《‘中国模式’再被热议 》文章。该文借口美国《数字化日报》网站发表的评论说,中国已成为了“新美国”。而奥巴马访华时,新华网又刊出《外媒解读奥巴马访华称国际新秩序诞生》文章,竟借西班牙《国家报》之口说出:奥巴马谦虚地承认:世界正在更换主人。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当政者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与美的争锋表演,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出击性外交和“谷歌事件”上的强硬立场。尽管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上,中国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国际社会注视,但从其内在逻辑发展来看,只要当政者不反思仅仅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合法性和抵制普世价值的世界态度,最终必然演变成中西之间新的政治对抗。由此可知,中国仅仅迷信经济发展,强军富国战略,不仅赢得不了领袖地位,反而会引发新的国际冲突。最近,由“谷歌事件”引发的两国价值观冲突就是例证。眼下,中美双方就对台军售、达赖等议题互敬硬话。奥巴马3日又宣布承诺今后将对中国贸易采取更强硬对策,包括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继续向北京施压。中美外交冲突正在升级。《华盛顿邮报》1月31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中国对美国宣布对台军售计划作出的愤怒反应看来同北京新的胜利者姿态相一致。这种姿态使世界各国政府和分析人士感到担忧。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到互联网自由,到中印边界,观察中国事务的人士注意到中国政府、中国代表、以及国家智囊机构有影响力的分析人士口气强硬。”
   
    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改革政治制度,才能将新兴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纳入到新的政治体系中去。然而,中国毛后30年,却迷信“经济至上” ,困守老制度,背离普世价值而行,唯中国特色“核心利益”是崇。这是“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根本区别。也正是由于这种本质性的区别,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领袖。记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上海科技博物馆举行对话开场致辞中,对美国价值作了如下表达:“美国永远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核心原则说话,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族群。”
   
    由此而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领袖,就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的现代化规律,高举并捍卫了普世价值的旗帜。因为只有普世价值才具有全球贯彻下去的能力,其他任何试图游离世界民主化潮流之外的所谓“模式”“共识” “声音”云云,都不过是一己之私的“核心利益”体现,因此它无论经济上取得了多么暂时的成就,都会像前苏联也曾辉煌一时,但由于其背离普世价值,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冲突,而最终被“柏林墙坍塌效应”所推倒。
   
    但愿北京警醒!
(2010/02/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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