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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流亡海外
二000年 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在其获奖演说《文学的理由》中说,“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地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高行健先生就是一位流亡作家,他于一九八七年离开中国,流亡法国。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作家要想自由写作,只有流亡这一条必经之路。
我个人的经历也印证了高行健先生的这一论断。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近五十年,看到中共独裁统治灭绝人性,奴役人民,草菅人命,把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多亿人口的大中国变成了一座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的大囚牢。中共自知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所以,害怕听到自由的声音,害怕人民的觉醒,更加拚命地去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变本加厉地执行两手抓: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所谓抓枪杆,那就是牢牢控制着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用以对外扩张,对内镇压人民群众;所谓抓笔杆,就是死死地掌控着舆论工具,实行一言堂政策,只许自己放屁,不许别人讲话。老百姓被欺压被驯化的如同任人宰杀的羔羊,有苦难言,有冤难诉。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作为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作家,面对祖国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现状,能不用自己的笔为民疾呼吗?然而,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的嘴被贴上封条,有口难言;你的手被捆绑起来,有笔难书。除非你出卖自己的灵魂,违心地写些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抑或为中共歌功颂德。我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只好选择沉默。但这种沉默,正如高行健先生所说的“如同自杀”。我不甘沉默,不愿“自杀”,还想为苦难的民众鼓与呼,还想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出力,所以,我像所有为了追求自由的作家们那样,选择了逃亡。我来美两年多,充分感受到自由的好处,在海外华文网站、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揭露中共黑暗统治的文学作品和时事评论。这些文章在中国是无法发表的。正因为我发表了这些文章,受到了中国当局的监控;我仍在国内的妻子,还受到中国国家安全局警察的多次骚扰。今年,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愈趋严厉,作家刘晓波、谭作人“因言获罪”,而且被重判,充分说明中共暴政变得更加穷凶极恶。热爱自由的我,担心受到中共的迫害,成了一个有家不敢回的流亡者。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故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
高行健先生是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这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理应为之庆贺。然而,邪恶的中共当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他的作品。不仅如此,而且还开除了他的公职,查封了他在北京的住宅。从此,高行健先生宣布,他不再回中国去。高行健先生的铮铮铁骨令人敬佩。今年是高行健先生七十大寿,我给高行健先生的贺信是:
“当您落笔写下方块字的时候,您已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再次注入了辉煌。
当您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时候,您已挻起了华夏儿女伟岸的脊梁。
当您遭到肖小犬儒们抨击的时候,您的作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圣经》。
当您宣布不再回不自由的中国的时候,您更加凸显出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当您稳健步入人生七十大寿的时候,您已把炎黄子孙的血脉澎湃在人类洪流的浪尖上。
您是中华民族的精灵,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以上贺信表达了我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华夏第一人的崇敬!
(2010/02/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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