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0年 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在其获奖演说《文学的理由》中说，“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地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高行健先生就是一位流亡作家，他于一九八七年离开中国，流亡法国。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作家要想自由写作，只有流亡这一条必经之路。
    我个人的经历也印证了高行健先生的这一论断。我在中国大陆生活了近五十年，看到中共独裁统治灭绝人性，奴役人民，草菅人命，把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多亿人口的大中国变成了一座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的大囚牢。中共自知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所以，害怕听到自由的声音，害怕人民的觉醒，更加拚命地去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变本加厉地执行两手抓：一手抓枪杆，一手抓笔杆。所谓抓枪杆，那就是牢牢控制着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用以对外扩张，对内镇压人民群众；所谓抓笔杆，就是死死地掌控着舆论工具，实行一言堂政策，只许自己放屁，不许别人讲话。老百姓被欺压被驯化的如同任人宰杀的羔羊，有苦难言，有冤难诉。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作为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作家，面对祖国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现状，能不用自己的笔为民疾呼吗？然而，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你的嘴被贴上封条，有口难言；你的手被捆绑起来，有笔难书。除非你出卖自己的灵魂，违心地写些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抑或为中共歌功颂德。我不能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只好选择沉默。但这种沉默，正如高行健先生所说的“如同自杀”。我不甘沉默，不愿“自杀”，还想为苦难的民众鼓与呼，还想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出力，所以，我像所有为了追求自由的作家们那样，选择了逃亡。我来美两年多，充分感受到自由的好处，在海外华文网站、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揭露中共黑暗统治的文学作品和时事评论。这些文章在中国是无法发表的。正因为我发表了这些文章，受到了中国当局的监控；我仍在国内的妻子，还受到中国国家安全局警察的多次骚扰。今年，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愈趋严厉，作家刘晓波、谭作人“因言获罪”，而且被重判，充分说明中共暴政变得更加穷凶极恶。热爱自由的我，担心受到中共的迫害，成了一个有家不敢回的流亡者。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故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
    高行健先生是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这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理应为之庆贺。然而，邪恶的中共当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禁止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他的作品。不仅如此，而且还开除了他的公职，查封了他在北京的住宅。从此，高行健先生宣布，他不再回中国去。高行健先生的铮铮铁骨令人敬佩。今年是高行健先生七十大寿，我给高行健先生的贺信是：

   “当您落笔写下方块字的时候，您已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再次注入了辉煌。
    当您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时候，您已挻起了华夏儿女伟岸的脊梁。
    当您遭到肖小犬儒们抨击的时候，您的作品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圣经》。
    当您宣布不再回不自由的中国的时候，您更加凸显出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当您稳健步入人生七十大寿的时候，您已把炎黄子孙的血脉澎湃在人类洪流的浪尖上。
    您是中华民族的精灵，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以上贺信表达了我对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华夏第一人的崇敬！
（2010/02/22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