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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凤阳,瞎指挥到了荒唐的地步。违背农时,不按节令种植,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节种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种麦子、立秋栽烟叶的离奇事情。这是因为,虽然农时错过了,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还没有撤消,虽然违了农时,但计划还是完成了,向上级也好交待了。为了完成县委定的70万亩水稻的任务,有些地方把没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经长得不错的旱粮栽水稻。门台公社宏光大队本来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强令“旱改水”。1958年旱改水1600亩,平均亩产50多斤;1959年旱改水850亩,平均亩产31斤;1960年旱改水900亩,平均亩产只有2-3斤。为了种水稻,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个人、25条耕牛运了3万斤稻种到60里外的总铺公社去泡种育秧,干了29天,连种子也丢了。第4生产队有500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社员不愿意,还是犁掉了480亩。结果每亩只收300斤山芋,而剩下的20亩黄豆每亩产200多斤。还是门台公社宏光大队,1960年春,麦子一版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多个劳动力去黄湾支援。行程两天,到那里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粮没运到饿着睡了一天,回来又走了两天,花了8天时间,只干了半天活。结果,自己的麦子遇上了雨,损失很大。
   这样荒唐的事还有很多: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8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队秦塘小队1960年3月种麦子7亩,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驻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 ,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亩,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仅1960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烟叶,结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多斤。
   县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个不种”:不“条播”不种,下不足多少种子不种,不施多少肥不种,不“畦田化”不种。在农业上还要搞很多“化”,如车水风力化,运输车子化,车子轴承化。结果一化不化,劳民伤财。
   刘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刘府大队生产队长汪贵珍因地制宜打了一亩半旱秧,公社王书记知道了,开会斗争汪贵珍。汪辩解说:“我电因地制宜,为了多打粮食。”王书记说:“听党的话,就应该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干部;不听党的话,打多少粮食也是坏干部。”结果撤了汪的职。
   由于全县统一指挥,不断地有“中心任务”。每一个中心任务来了以后,就要动员社员不分昼夜“突击苦战”,在工地“安营扎寨”。要求社员“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大雨小干,小雨中干,不雨大干”,不少妇女因饥饿和劳累过度,患了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调农业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生产。凤阳从1959年11月10日到1960年5月8日,全县农村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的每天就有3万到5万人,最高时达7万人,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63%。此外,还常年修土铁路的劳动力3700多人,修公路的2000多人。县委计划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亿元,比1958年增长14倍,工业职工从1957年的924人增加到1961年的8724人。还抽调了25000多农民搞工业。秋种没结束就动员农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还不让农民回来。留下来搞农业的全是妇女和小孩。
   大办钢铁运动最高峰时,共有63000多人赴钢铁前线。县委的总结报告说:全县“建成平炉3000余座,1立方米高炉875座,1.5立方米高炉163座,6.5立方米洋高炉2座,冲天炉18座,红炉129座,炼钢炉3290座之多。现在临淮、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已初具规模。”
   2,三年饿死九万人
   凤阳,一个不到40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9万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新修《凤阳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7年净减少了89113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3.41%。全县人口直到10年以后的1967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即全县人口为38万人。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长率2.44%计算,1961后全县应有人口419315人,照这样计算,1961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这个数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应当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虑外流人口,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若单看农村人口,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凤阳县志》同一资料,1961年农村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89125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6.56%,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7年,即10年以后,人口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口减少远远高出26.56%。在这期间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时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净外流人口一万多人。
   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1957年380711为基数,则饿死95178人。这和陈振亚说的1959-1960年两年饿死60245人大体相符。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写道:“1960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1961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沁岗村,“全村34户,175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10户,39人。”
   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 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饿死14285人 ,占26.6%,这个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饿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亡48人,占68.6%。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小溪河公社饿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饿死 1139人,占24.2%。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饿死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 的3.4%。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孤老与孤儿。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月份仅10天时间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 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 ,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58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颳的是鬼头风,颳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59年我们队实际只有2000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10000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582人,死了80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60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11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3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3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3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42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6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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