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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3被人整死,2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15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洗毛芋子”而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给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年8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洗毛芋子”10多人,扣饭300多人,罚款罚苦工20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1960年1月到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8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洗毛芋子”而后自杀26人,被干部活活打死2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15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9人,占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441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212人,打过人的19人,捆过人的48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4人病在床上,10天不给饭吃,死了3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11岁女孩,她被迫干了5天5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1960年二、三月份,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饥饿,群众“吃青”现象比较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某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先后开会毒打6人以示范。还在会上公开说:“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整这些人要有斗争性,不执行就反右倾。”并规定偷一棵胡豆或一个包谷罚一元,偷一个红苕罚5元。从此,这个公社打人、扣饭、罚款、抄家成风。据统计,全社159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就有89人,占56%。被打的社员565人,被罚的478人,被抄家的588户。对社员施的刑罚有:“吊半边猪”、“鸭儿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据检查团调查,有44人在吊打和扣饭后致死,有19人打成残疾。另据樊执中1961年11月13日对南屏的报告:一,该公社伤亡496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伤、打残的62人,因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而致死的有392人;二,被罚款的有387户,罚款额为12400元。白鹿管理区社员张绍荣拿了7根红苕,被干部捆绑吊在树上,罚款20元。张妻交了19元请求放人,干部们不仅不放人,还拿出5元罚款买酒办菜,在旁吃喝。
   1960年2月至3月,太平区委副书记唐某(农民称他为“唐阎王”)在“突击落后”运动中,搞所谓“拆散落后窝”,强令他认为的“落后”院子的178户社员“大搬家”,不愿搬的66户都被斗争,有19户被重点批判,8人被捆,当场逼得社员钟相成投水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合川县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残、打伤的有62人,因病但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的有392人。这些非正常伤亡大都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据乔志敏报告,公社党委书记谭某不仅在干部会上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他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生后开会毒打6人示范,在会上说:“劳动力多得很,打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全社队159名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有89人,占干部总数的56%,被捆打的社员565人被罚款478人,被抄家586户。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4月,先后吊打过社员18人。社员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5天即死。这个管理区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凡是犯了“错误”(偷吃了东西)都被送去“劳改”,“劳改”时间有一个月的,也有两个月的。“劳改队”劳动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员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其出工,3天后死亡。社员周代珍的儿子从修铁路的工地病重抬回,生产队长让社员马上挖坑埋掉,不准抬回家,经社员多方说情后,抬回去多日才死。
   有了公共食堂以后,干部就掌握了农民的饭碗,扣饭是干部整治农民最常用的办法。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落实到每个人的肚子里。1960年1月,金堂县农民因饥饿而外出逃荒。1月19日,金堂县委向各区、公社、管区发出了《关于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紧急通知》,文中规定:“外流劳动力,其家属应写信找回,到期不回,伙食、粮食自行负责,公社一概不管”。农民外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粮食定量省下来留给家里人吃,现在外出的人粮食定量被扣,对外出农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后又加以发挥,要外出人员家属天天写信,哪天不写,就扣哪天的饭。有的公社规定了各种扣饭的条款,扣饭就成了社员的家常便饭。在饥饿的时代,管食堂的人常常决定社员的生死。
   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食堂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贺连续扣饭两个月,第一个月每天只给三两原粮,第二个月只给二两,到最后5天一颗粮食也不给,朱被活活饿死。社员蓝权在水库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蓝没办法,每天挖野菜充饥,不久饿死在山坡上。社员冯银山一家7口人,有4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口人全部死绝。江津县大河公社龙会管理区社员范如英,患有严重肿病,支部书记李某强令他挑粪,在挑粪中倒在路上死亡。荣昌县社员李洪英患有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干部不要派李下田,结果,李妻被干部打了几个耳光,还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后几天死去。荣昌县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区50多岁的女社员杨慈民被干部怀疑为偷鸡,押送到管理区吊打一顿,第二天放出,杨在回家路上晕倒,神志不清,管理区支部书记高某即令将杨埋掉,临埋时杨还在呻吟挣扎,结果还是活埋了。
   农民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其借口除了“偷吃”、“不服从领导”、“散布右倾言论”以外,反“瞒产私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59年,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到10月份,秋征任务才完成了70%,在上面的压力下,县委慌了神,企图通过打人、捕人来完成任务。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这是一个残酷斗争的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于是打人就普遍化了。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打人比长山会议更普遍、更残酷。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贫农,生产小队长)打残病死1人(新下中农,财经大队长)。县委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农村如此,城镇如此,机关、工厂、学校也如此。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
   1960年9月,永川县水碾公社,在党委书记叶某(县农水局长兼)主持的一个会上,作出两条决定:一,凡干部有瞒产私分的,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二,凡社员有小偷小摸的也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会后作出60户迁移的计划。这个公社在叶某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员占全社总户数的60%,被吊、打、捆绑的有48人,被扣饭的有76户。当时,叶某任县委工作组长,这个工作组的15名干部就有13名干部亲自打人、罚款、抄家,叶亲自吊打过7人。
   一份报告称,涪陵县马鞍公社,县里安排社员每天的口粮为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但是这个指标还经常被干部扣除。太乙大队有一个作业组6户人家就有5户被扣过口粮。社员夏道珍由于在青黄不接时拿了队里的一点苞谷,被干部发现,七算八算,算出要扣口粮1700斤。此后,每次拨口粮都按20%扣除。有人说这样扣是要饿死人的。队长说:“一年扣不完扣两年,两年扣不完扣三年。饿死一个抬出去,饿死两个挑出去!”另外,大队将还没有收割的作物分配给社员看守,如被别人拿走,就成倍地扣除看守人的口粮。大石大队第三生产队郑得荣看守的苞谷被人拿走了一百多个,就扣他口粮96斤。因此,这个公社继续出现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大石大队1-9月上旬死亡51人,占总人口的6.3%。社员体质很差,90%以上的妇女都停经,今年只出生两个小孩(干部家属)。
   江津县双龙公社对社员罚款名目有十多种:吃青胡豆罚款,开会缺席罚款,逾假不归罚款(社员离村外出必须请假),死猪罚款,死猪不报罚款,完不成包产数罚款,中午休息时捉鳝鱼罚款,插秧间距大了(不符合上级的密植标准)罚款,小孩损坏庄稼罚款(即小孩饿了偷吃青庄稼),等等。铜梁县西郊公社二管区规定,摘一颗青胡豆罚款一角(当时社员一天的工分才几分钱)。安居公社葫芦管理区规定,社员外出超过假期,每天罚款1元。
   1961年1月4日到6日,省委刘文珍和江津地委张凤伍到大足、铜梁、壁山等县检查了14个食堂,看到的都是停伙、饥饿和死亡。1960年的死亡率都在7%以上。狮子公社糖房管区三食堂,社员万子民的小孩扯了几棵牛皮菜吃,队长不仅扣了万全家4口人两天的饭,还把万子民捆走来游街示众。壁山公社借阁管区党支部书记对社员实行抄家、罚款、扣粮、扣饭。社员拿一个苞谷扣口粮10斤,拿一个红苕扣口粮6斤。他让一个8岁的孩子一次要挑120斤煤,挑不够就要扣饭。这个管区70%的社员被扣过饭。刘文珍等从壁山回永川的路上,看到三个社员担着箩筐,其中有一些坛坛罐罐。停车一问,女社员叫周敬明,是马坊公社的。她丈夫生病没有吃的,她去找炊事员要点吃的,炊事员答应让周自己去拔点萝卜。拔萝卜时被作业组长发现了,说她偷。退回了全部萝卜,还罚款37元。这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一个多月的工资。她丈夫又饿又急,死了。她还不起罚款,只好带着几个小孩改嫁给永川的社员丁树林。丁树林把自己节约下来的一点米拿出来请作业组长吃了一顿饭,请求免去罚款。作业组长坚持要罚,把女方的一些家具作价18元作抵偿,还剩下19元用公债券补齐后才放他们离开马坊。刘文珍等没想到一个作业组长就能对农民如此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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