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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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敏144000
·白烨先生的《80后的现状与未来》
·给扒粪者说,自由中国的建议 :
·2010年4月9日 地震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這裡
·有什么樣的民眾,就有什么樣的統治者。
·每個人,不論處在何种境地,他要想些什么,都有他的自由,极權統治者不論用何种方法,都無法阻止。
·獵頭族, 婆羅洲沙巴獵頭族,砂勞越獵頭族...
·最有可能是變成了火山,噴射岩漿,是火山的活動形式之一。
·祝你 全家死光光 討人厭的鬼傢伙!!!
·總要有犧牲的!這是一句壯語!
·互相為敵的人,又怎么建立高度的精神文明呢?
· 保羅見了這異象,我們就認定是 神呼召我們去傳福音給他們,於是立刻設法前往馬其頓。
·神經緊張 性情乖謬
·跟往事乾杯
·焦點人物:波蘭總統列赫.卡臣斯基
·受到包括用牙籤插入生殖器在內的酷刑。
·高智晟:神與我們並肩作戰(7)
·《神與我們並肩作戰》序:珍惜台灣 關懷中國
·廖祖笙又和妻子同房,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塞特,因為她說:“ 神給我立了另一個後裔代替梦君,因為"杀人恶魔"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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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拉說:"神使我歡笑,凡聽見的,也必為我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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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臨 到 眾 人 的 事 都 是 一 樣 :It is the same for all. :眾人的命運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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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又道:“不但消滅了人,而且,一下子消滅了所有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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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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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看这个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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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4日 最新地震列表\中国、日本、均有地震出现
·重逢,在世界的盡頭
·就算是專家,也末必能真正了解自己
·"不是!”那中年人叫了起來:“如果我是中國人,為什么中國人要殺我們? 大批大批地屠殺我們?為什么要將我們的領袖逼走?為什么?”
· 那些照片,展示著核子武器是何等的丑惡和可怖,控訴著人類文化的畸形發展, 反而給人類帶來了多么大的禍害,使人印象深刻,永久難忘。
·“你是奸細?”.... 很明顯..我們之中有奸細..
·若不是他對於科學探索,有者殉道者的精神,絕做不到這一點。
·你已经被“Wawasan 2020”骗了20年,还要被“1Malaysia”多骗20年?
·對面的女孩看過來
·2010年4月15日地震
·中国政變, 中国共产党被推翻, 反對陣營成立臨時政府
·中国政變, 胡锦涛主席被推翻, 反對陣營成立臨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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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順民。不會有暴君。”
·“背叛”
·[本性難移]我心中想說的是:人做了虧心事,就容易“見鬼”,尤其到了晚年,所做的虧心事,連想找一個人纖悔都做不到,心中的內疚無處發泄,在心理上就會形成陰影。
·[本性難移]我心中想說的是:人做了虧心事,就容易“見鬼”,尤其到了晚年,所做的虧心事,連想找一個人纖悔都做不到,心中的內疚無處發泄,在心理上就會形成陰影。
·[算帳] : 不過,一旦失勢,這种帳,總是要算的。  
·怒殲惡魔團:“當你們希望自己的組織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犯罪組織之際,你們便是應該料到會有這樣結果的了,快下令你的手下,別再作無謂的反抗了,你們是絕無希望的!”
·義士楊義七刀宰殺撫順共匪拆迁狗頭 以暴易暴殺共滅共將成潮流
·這是“人民”與“老百姓”合法權利也
·雅各娶拉班兩個女兒為妻.拉班對雅各說:“你因為是我的外甥,就要白白地服事我嗎?告訴我,你要甚麼報酬?”
·“犀照”也成了一個專門性的形容詞,用來形容人的眼光獨到,明察事物的真相。
·我想了一想:“我會對他們說,你有可能成為一個大科學家,而所有的大科學家,在小時候,總有一些成年人不能容忍的怪行為,叫他們不必在意。”
·穷人和富人都是是国民, 为什么穷人就要被虐待? 要挽救祖国,必须砍掉暴君的头。马拉说:“你们要保证人民的幸福,必须砍掉暴君的头"
·2010年4月16日 最新地震列表(实时)
·后備:羅克又道:“譬如說,大規模的戰爭是減少人口的一個過程,在戰爭中,人不論賢愚,都同時遭殃,一個炸彈下來,多少优秀的人和愚昧的人一起死亡,人類的進步,因之拖慢了不知多少。”
·美雜誌疑炒作卡米拉自殺
·所謂「卡米拉自殺」的消息,極可能只是八卦雜誌基於假料再加想像編織出來。
·美国国会, 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是什么意思
·地球人喜歡理論,重于寶際,所以進步的過程,會反覆曲折,真是可惜。
·拉結就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說:“ 神把我的恥辱除去了。”
·“人民”與“老百姓”可以合法宰殺胡锦涛狗頭, 可以合法滅胡锦涛共匪..明白嗎?
·“地球人的行為是多方面的,像我們曾討論過的,為甚么沒有人拚命,只是順從暴虐,也不是絕對的,歷史上有很多拚命,推翻暴虐的事例,你應該知道這一點。”
·确然,地球人忍辱愉生的多,奮起反抗拚命的人少,這才形成人類的歷史,直到近前,仍然有著少數暴君統治看大多數人,竟然可以隨意殘殺的行為出現的原因!
·在一個人人都是評論家的時代,人們往往為了挑骨頭而忘記吃雞蛋。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  陈独秀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要爱中国而不是爱中共,中国人醒醒吧!
· 拉結和利亞回答雅各,說:“在我們父親的家裡,我們還有可得的分和產業嗎?
· 2010年4月18 & 19日 地震列表
·28 那人說:"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為你與神與人較力,都得了勝."
·猴子看,猴子做. Monkey see, monkey do
·青海玉树地震灾区发生余震1227次
·背罪为奴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醒悟?解决所有人类互动问题的答案,便是自由。
·這樣,神給他改名叫以色列。
·客家人的来源. 客家歌曲: 客家人系有料,客家姑娘 ,我是客家人
·我們不是藉由好行為得救,而是藉由耶穌的救贖。
·他們彼此說:“看哪,那作夢的人來了。
·那三個匪徒正准備展開殺人的惡行,所以立刻有了惡報──變成了他們自己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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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never talk about 自由主义 ^0^ “自由人道主义” ^-^

刘晓波:独裁制度对人的道德谋杀 ZT
   (博讯2007年4月05日 转载)
    刘晓波更多文章请看刘晓波专栏
   
    “烈士”,曾经是毛时代中国的高尚荣誉,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妻儿兄弟的事迹,

   曾经是家喻户晓的革命传奇。
    (博讯 boxun.com)
   
    “叛徒”,曾经是毛时代中国的龌龊称呼,无数人毙命于这个称呼之下,
   就连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不列外。
   
    这正是独裁制度反人性的残暴和冷酷之处:它鼓吹一种大义灭亲的革命伦理,
   正面是无条件地为革命付出一切,反面是为革命必须消灭一切。
   
    首先,它是拼命鼓励牺牲精神和烈士情结,
   把一种普通人难以承受的道德高调强加给整个社会,
   要求所有人为革命而无条件地付出,即便是付出所有亲人,也在所不惜。
   
    其次,它鼓吹为了革命必须做到六亲不认,只要敌人,即便是血缘至亲,
   也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早在斯大林时代,御用文人高尔基就写过著名政论《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他说:“如果'同血缘'的亲人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他已不再是亲人,而只能是敌人,所以不再有任何理由饶恕他。”在毛时代的中国,为革命变成为“党和毛主席”,所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以至于,为了保卫毛主席,不惜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大义灭亲。
   
    第三,它对受害者的家人使用株连的手段,也就是把受害者的亲人当作人质对受害者进行道德敲诈,从而把受害者逼入难以两全的道德困境。
   
    比如,吴祖光先生健在时,有一次去他家,聊天中,我问起吴老:就因为几句话,您就由一位著名剧作家变成大右派,是否后悔?
   
    吴老回答的大意是:有后悔,但不后悔自己的祸从口出、当了右派,而是后悔连累了老伴,害得她被毒打致残,后半辈子只能与轮椅相伴。我与凤霞结婚时,曾向她作过“对你一生负责”的承诺,但我没有做到。
   
    新凤霞去世后的五年中,吴祖光,这位挺过了政治疾风暴雨且终生不改仗义执言脾气的作家,他本来还算硬朗的身体一下垮掉了,以至于,思维敏捷且童心不改的他,竟然终日精神恍惚;一生靠写作入世的他,竟然于瞬间失去了语言能力,陷于永远的缄默。
   
    我猜想,在新凤霞去世对吴老的巨大打击中,肯定包含着那份挥之不去“后悔”,后悔自己连累了爱妻。
   
    一 以顾准为例
   
    顾准,毛泽东时代中国最优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遭遇就是极权制度反人性的鲜明例证。
   
    中共掌权之初,顾准曾有光明的仕途,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但在“三反运动”中,顾准犯了温情主义的“错误”,被摘掉了乌纱帽。 1957年,顾准因批评苏联专家而被打成右派,家人受到牵连。为了解脱家人的困境,顾准让子女与他划清界限,并积极“改造”和“反省错误”,换来了 1961年秋天摘帽。在摘帽的大会上,顾准即席发言,对党给予的格外宽大表示衷心感激,并表示继续改造“反动思想”,争取尽快做个好公民。
   
    但在文革中,顾准再次被戴上“右派”高帽,而且是“极右”。他的家人也再次被株连,其妻汪璧再次变成“狗右派的臭婆娘”,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为了五个孩子,汪璧提出离婚,尽管顾准非常不情愿,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告诉他:自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正是对家庭的愧疚让顾准同意了离婚。
   
    但是,离婚后,汪璧并没有摆脱挨整的厄运。1964年,她曾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此事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她身上又多了一桩包庇并帮助“极右分子”销毁材料的“罪行”。残酷的整肃和离婚的内疚,把汪璧推向了绝境。1968年4月8日,汪璧服毒自杀,扔下五个孩子。她在遗书上写到: “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五个孩子早就与父亲划清界限,母亲的自杀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庇护,他们就把全部怨恨发泄在“害死”妈妈的父亲身上,再也无法原谅顾准。妻子的自杀和孩子的怨恨,也把顾准置于更为严峻的道德困境,使他终身无法摆脱良心自责,也加速了身体衰败的过程。1974年11月,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并扩散,已无法医治,只有等死。他已经太久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了,死神叩门之际,他更渴望在孩子们的安抚下闭眼,起码,在临终前能见到自己的骨肉,哪怕只看一眼!
   他以哀求的口吻一次次托人传话,但无一得到回音!
   
    为了用摘掉右派帽子来换取孩子们的谅解,一生倔强且行将就木的顾准,
   不得不忍受奇耻大辱,在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右派帽子是摘掉了,但孩子们并没有为父亲的人格付出而感动,直到顾准永远地合上双眼,
   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1949年后,在顾准的生涯中,为了亲人他曾作过两次妥协,两次妥协换来了两次“摘帽”,
   但他牺牲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和道德清誉,却并没有换来家庭的完整和子女的理解。
   
    二 阿伦特的三重谋杀论
   
    著名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对独裁杀人作过极为精彩的分析。
   她指出:极权制度的残酷性在于它对人的三重谋杀。
   
    首先,权利上杀人。极权制度践踏和剥夺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因为摧毁人的权利是全面控制人的基本前提。
   
    其次,个性上和精神上杀人。极权制度通过文字狱的恐怖和灌输式愚民来实施精神暴政,意在彻底杀死人的个性、独立思想和精神创造力,使人失去自主性和自发的创造力,最终把人变成无灵魂无个性的行尸走肉——愚昧而懦弱的顺民。
   
    我以为,阿伦特对极权制度的极端反人性的最深刻揭示,在于她对极权制度的第三种杀人——道德上杀人——的精辟分析,给株连式迫害带给良心犯的道德困境提供人性化的理解。
   
    这种道德谋杀,不仅仅是指通过政治恐怖和利益收买把人变成犬儒,也不仅仅是通过谎言灌输把人变成白痴,更在于极权制度通过把反抗者置于两难的道德困境来摧毁人的良知抵抗。
   
    在基本权利已经被剥夺的政治恐怖下,勇者的反抗只能诉诸于良知,良知可以让人作出牺牲:1,宁愿为坚守道义而死,不愿为背叛道义而苟活;2,宁愿为不害人而死,不愿因害人而苟活。
   
    极权制度为了杀死人的良知,就把人的良知反抗置于两难的境地,让良心犯无法成为烈士或英雄。也就是说,它利用株连亲人的方式让良心犯无法逃避害人,逼迫良心犯在两种害人之间进行选择:要么因悔罪出卖而背义害朋,要么因守义护友而害亲人。以至于,在最为残暴的极权统治时期,一个处于道德上两难困境的良知者,甚至在选择自我了断之时,也无法从两难困境中解脱出来。因为,良心犯挣脱两难困境的自杀,也会为其家庭带来灾难。比如,在毛时代的中国,政治迫害下的自杀是罪上加罪,在其他的指控之外再加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之罪。而作为犯有这样滔天大罪的良心犯的家人,也要一辈子背上“自杀之罪”的十字架。
   
    阿伦特深刻地指出,在面对这种两难困境时,无论良知者的主观意愿如何,也无论他作出怎样的决定,但从客观效果上说,他都无法摆脱害人的结果——要么害别人,要么害亲人。如此,良心犯已经不可能在是与非、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而只能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出选择。
   
    这样,极权统治就在道德上彻底消除了清白的之人,至少使良心反抗变得不那么纯粹,变得模棱两可。因为,所有受害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他人的加害,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牺牲精神本应具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在斯大林暴政的大清洗时期,克格勃要求其审判人员在审讯中“要提及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的联系”。于是,审讯官就把被审者亲属的个人用品放在审讯桌最显眼处的地方,让被审者知道自己的亲人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更过分的是,独裁者对某些重要良心犯的迫害,甚至在被害者基于保护亲人而作出妥协的情况下,也决不会兑现诺言,照样在肉体上消灭良知者。比如,布哈林之所以妥协认罪,主要是为了保护妻儿免于被株连,但他的认罪并没有为他自己和她的家庭带来赦免。
   
    三 后极权时代反对运动的人性化及责任伦理
   
    阿伦特的精彩分析,既源于她对极权本质的透视,也源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深切的人道关怀。对于深受“烈士崇拜”和“叛徒情结”的国人来说,可能一时间很难理解和接受,但我以为,阿伦特的三重谋杀论对今日中国民间反对运动的责任伦理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虽然,与毛时代相比,一方面,后毛时代的独裁统治,其效力逐年递减,镇压的残暴性也逐渐下降,在民间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同时,人性和人伦的意识开始回归,亲人们也大都能支持或理解良心犯的选择,良心犯也有了顾及亲人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对民间反对力量的打压仍然是中共政权的既定方针,当良心犯身陷囹圄之时,虽然妻离子散的悲剧大大减少,但株连式迫害仍然被沿用至今,妻离子散的悲剧也没有完全根绝(比如师涛的妻子便离他而去);虽然株连的力度很少会让亲人也遭遇牢狱之灾,但狱外的恐惧和麻烦是免不了的,良心犯的亲人处在狱外的心狱中;警察会对“不听话”的家人进行各种形式的骚扰。比如,常年的跟踪和监控,通过干涉家人的住房和工作,使亲人在经济上受损。
   
    在此情况下,阿伦特对独裁反人性性质的分析,有助于国人对警察政权反人性的残暴性的理解,更有助于清除民间的“烈士崇拜”和“叛徒情结”等毒素,使今日中国的民间反对运动摆脱“革命英雄主义”的冷酷,而回归“自由人道主义”的温暖;摆脱空洞的道德高调,而回归平实的反独裁事业。
   
    在中国,民间反对运动所投身的事业,本身就充满风险,这已经是足够残酷的现实,所以,民间同道太不应该雪上加霜——动辄发出懦夫、叛徒、特务的相互指责甚至漫骂,最后演变为“诅咒VS诅咒”之争,“谎言VS谎言”之战,甚至沦为没有底线的不择手段,极大地恶化了民间内部的生态环境。而太应该雪中送炭——相互鼓励、安慰、理解、同情和宽容;狱中的硬骨头固然可敬可佩,但良心犯的妥协也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对良心犯的亲人在狱外的软弱,应该给予充分的同情和理解。也就是说,高调的牺牲精神只能用于律己而不能用于他人,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中坚人士最应该具有人性化的责任伦理,让民间反对运动变成可以相互温暖的人性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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