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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没有童年的“名模”
·告别战争语言
·北大的俯就
·残忍的快乐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欲说还休的“语文”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城市的灵魂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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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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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

来源:观察
    我们都置身于一普遍道德律之下,且每个人都是由一个上帝赋予的核心所构成,而这核心就是我们在这道德律前有“拥有权利的权利”的终极基础。……所有人和文化都置身于一个非由人建构、也不能由人解构的普遍“更高权威”之下,所以无论是不同国家的不公义法律、任何文化的不公义习俗或任何宗教的不公义实践,只要它们容许或倡导对人格核心的侵犯,人们就可以尝试改变它们。
   ——斯戴克豪斯1
   

一个社会的成败首先是基本价值的成败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大都盼望能够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处境。但是,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实现,绝对不能依靠暴力和谎言。暴力和谎言可以维持暂时的稳定,却不能让统治者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让社会各阶层产生牢固的共识。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赖于一整套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基本价值、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而这一切又缘于宗教信仰。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婴儿,那么基督教就是他的子宫,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思想家艾伦•布卢姆指出的那样:“一切与价值有关的事情都是源自宗教。人们无需探究别的东西,因为基督教是我们的历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2
   每一种政治制度必然依托于某种基本价值。政治制度的成功,是由基本价值的成功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始于基本价值的失败。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为何成为赢家,苏联为何成为输家?苏联的国土比美国更加广袤,苏联的资源比美国更加丰富,苏联的飞机、坦克、导弹、潜艇的数量和太空技术等领域一度领先于美国,为何苏联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连苏联统治者和西方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没有料到?曾经在里根时代出任美国教育部部长、深受里根器重的学者威廉•J•本内特,撰写了一部重要的保守主义视野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通史》,在这本书中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
   细节之一:一九八三年三月,里根总统在“全国福音派协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警告宗教界不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道德平衡”,而应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里根第一次使用“邪恶帝国”这个词语形容以无神论治国的苏联,他认为冷战不仅是一场社会制度的竞争,更是一场道德之战、信仰之战,是善与恶的对决。3 “邪恶帝国”这个词语他只使用了一次,此后被无数次引用和广泛传播。夏兰斯基——一位保守主义的犹太思想家,后来当过以色列的内阁部长,他的《民主论: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力量》一书是小布什的枕边书,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深远——当时正被苏联当局扣为人质,关押在监狱中。夏兰斯基从苏联报纸上的一篇批判里根的文章发现了“邪恶帝国”这个词语,立即激动万分地用监狱密码在下水管道上向其他难友敲了出来。有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说:“一个真理词汇就能感动世界。” “邪恶帝国”这个真理的词汇不仅感动了世界,而且彻底震动与改变了世界。
   细节之二:一九八八年五月,里根总统访问莫斯科,站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乔治大厅,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对媒体发表讲话。在沙皇的黄金、水晶饰物、绚丽的挂毯以及圣徒们的画像中间,里根稳重地看着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说:“上帝保佑你。”七十年来,首次有人在这个地方大声地说出上帝的名字。4 共产革命以来,在这个国家,有数十万神职人员和信徒被处死,无数的教堂被摧毁。波兰记者、作家卡普钦斯基发现,少数教堂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被改造成“无神论博物馆”或“反宗教教育中心”,“这些展览场地全都经过精心安排,而且是出自最高阶层批准的一种设计。若是你在帝国时期来过这里游历,参观无神论博物馆更是严格规定、必要的行程之一”。5 然而,就在这个国家权力的核心地带,里根毫无顾忌地大声说出了“上帝”这个词语,苏联十二个时区的每个公民都能听到。一些听到这句话的苏联领导“霎时脸变白了”。一个苏联外交官回忆道:“共产主义无神论大厦在我们眼前受到了攻击。”
   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外部的压力或内部的叛徒,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更是基本价值的迷失和瓦解。苏联共产党以无神论治国,相信少部分人可以左右大部分人的命运,即由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精英阶层引导群体社会成员,创建一个没有上帝的乌托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一部分人或一个阶级的牺牲是可以容许的。然而,在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后,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遭到了惨败。最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收入了苏联改革的实施者、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多篇文章。其中,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史蒂文•科恩分析了当时苏联共产党一千九百万党员的心态,他们早已不相信画饼充饥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来看,与未入党的苏联公民没有什么区别”。6 与其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和党的教条,还不如说信仰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当苏共被解散的时候,居然连一个站出来保卫它的人都找不出来。
   早在一九七六年,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便撰写了一本研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的著作,他在书中描述了这样一名苏共少壮派官员: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又对自己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与此同时,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善于说谎而得意。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典型。党也清楚地知道党员们的这种心态,但党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信仰者,而只能满足于拥有这样一帮贪婪的分赃者。对此,史密斯总结说:“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苏共以为这样便可以长治久安,没有想到灭亡就在眼前。
   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惊人地相似。经过毛时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运动和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之后,中国成为一处基本价值缺席、道德伦理崩解的废墟,一个是非、善恶、真假、美丑混淆乃至颠倒的社会,用作家贾平凹的话来说是“废都”,用摇滚歌手何勇的话来说是“垃圾场”。最近,电视连续剧《蜗居》热播,博客作者陈泰然在一篇题为《除了钱,我们的底线在哪里?》的评论中说:“我们很久不谈‘理想’了吧?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犬儒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与金钱无关的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美好东西(比如道德、理想、价值观、人生观)都会被认为是最虚伪最恶心的东西。即便是重谈‘理想’时,我们的答案也多是‘赚很多的钱!’”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是什么?陈泰然认为:“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到了中国都会被强大的中国文化改造成‘四不像’,中国人不真正信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只是把有用的拿过来,稍加改造,变成自己谋利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信仰就更直接了——就是人民币。”
   在今天的中国,街头躺着车祸的伤者无人愿意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客车上几十名乘客坐视歹徒奸污少女而沉默不语,船主拒绝救助因抢救孩子而即将被河水卷走的大学生并宣称“我们只捞尸体”……这不是一个点正常的社会。但在笼统地批判社会大众之先,我们必须指出,党或者说权力,才是价值的破坏者和无价值的社会的始作俑者。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分析说:“文革和改革时代破坏了意识形态的尊严,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能给予党以合法性,并且把整个制度凝聚起来。党员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理想的投机分子,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人民不尊敬他们。”7 在今天的中国,道德底线变成道德高线:云南省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被捕之后宣称:“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于是,“温腐”成为网络上的“热词”,估计以后有可能收入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官员的无耻并不让我吃惊,比赵仕永更无耻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前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被处死前夕给高层写信,要求保全性命,“废物利用”,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作反腐教育之“活教材”;真正让我吃惊的是,普通百姓对“温腐”这种说法有相当的同情与理解,这表明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对官员的信心、对人性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全都降低到低得不能再低的地步。人们讨论到腐败现象候,常常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办法,如果我当官,我也会腐败。”这种对腐败和罪恶的“宽容”心态,正是腐败和罪恶滋生的温床。而人心的败坏比制度的败坏更加难以挽回。
    

权力催生的“传统文化热”能够支撑起“大国崛起”吗?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天安门的枪声之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像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遗留下巨大的价值真空和信仰真空。当局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何填补这一真空呢?如何让这种填补不与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发生冲突呢?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官方的主要策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掀起传统文化的热潮,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大公无私”、“输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转型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者,并以此重新树立正在消逝的统治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支点。
   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富于争议的概念。传统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那么,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学在此后一千多年里成为官学,成为主流的价值体系,儒家当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晚清改革家谭嗣同认为,中国是“百代皆行秦政”,所谓“儒表法里”,讲求严刑苛政和帝王权术的法家思想是中国政治的主宰,所以传统文化少不了法家。当代学者陈鼓应提出道家是传统文化的主流,鲁迅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比士大夫多得多的老百姓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来生活。而在中国民间还有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那就是中土化了的佛教。中国的佛教剥离了原始佛教中“怒目金刚”、“舍身饲虎”的精神,既为上层阶级提供一种精巧的心灵按摩,也为下层阶级提供一种来世转运的梦想。当然,除了儒、法、道、释之外,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西方的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成为近代传统之一部分;而与之对峙另一脉络——基督教信仰及其价值系统,尤其是一八零七年马礼逊入华两百年来在中国扎根、发芽、成长、壮大的新教精神,也构成了中国近代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是鲜活的、动态的,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要被全盘打倒和否定的,其中也有可能实现现代转化的、符合普世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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