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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七十三岁高龄、身体一直多病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严寒之中,穿着厚厚的大衣、裹着围巾,亲自来到中国驻捷克大使馆递交一封信件。中国大使馆的大门紧紧关闭,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接受这封信。这个信封中难道含有炭疽病毒吗,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呢?看到这张照片,我既感到温暖,又感到辛酸。我在推特上发表了这段感想,有推友留言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咋就这么大,小胡还不及哈维尔的脚跟啊。
   胡锦涛是否轻如鸿毛我不感兴趣,而哈维尔确实重如泰山。在这封给胡锦涛的信中,哈维尔直接点出了胡锦涛便是刘晓波案的始作俑者。“刘先生的审判是一个你最终担负政治责任的政治命令的结果。我们相信,这次仅仅由于批评性地思考与谈论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而对一个受人尊敬的、著名的、杰出的公民的审判,主要是为了严正警告其他人不要追随他的道路。”哈维尔回顾了当年《七七宪章》起草的过程,以及他们为此受难的经过,认为刘晓波的所作所为与当年的他们是一致的。因此,哈维尔向胡锦涛大声呼吁说:“我们坚信并敢于要求你和你的政府,当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行使自己的核心使命:即思考、重新思考、提出问题、批评、创造性地采取行动并尝试开展公开对话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政府压制知识分子的表达时,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福祉就会被政府破坏。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时,当公民和平地相互结社、讨论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表达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
   在这封信件的签名者中,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瓦茨拉夫•马里,布拉格主教。二零零五年夏天,当马里主教以私人身份访华的时候,是我去机场接他的。他不像某些西方国家宗教界的高级人士那样,乐于接受中共御用的爱国教会的“盛情邀请”,到中国来享受上宾的待遇,而宁愿自己掏钱到中国,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与新教家庭教会和天主教地下教会以及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接触,以触摸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中国。在此期间,我陪同和安排他先后见了刘晓波、崔卫平、王东成、秦晖等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尽管因为语言问题,我们的交流时常遇到障碍,但与极权主义抗争的相似的经历,让我们彼此心心相印。当年,马里主教因为签署了《七七宪章》而被赶出教堂,被迫到一家酒店当了好些年的熨衣工。他伸出胳膊来向我们展示说,常年每天都拿着一个十多公斤重的大熨斗工作,让他成了一个肌肉饱满的大力士。我想,马里主教没有忘记四年多以前在北京与刘晓波的那场谈话,在当年推动捷克民主化的著名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是唯一与刘晓波见过面的一位。我也记得马里主教带我们一起祷告的情形,如今他凭着一颗基督徒的良心与哈维尔一起为刘晓波发声,这正是行公义、好怜悯的“好撒玛利亚人”的作为啊。
   关心刘晓波案件的还有一位德国的牧师、原东德著名的异议人士米夏尔•克莱姆,他起草了一封德国参加过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教练、赞助商以及各界人士致中共当局的信件,以表达对刘晓波案件的关注和抗议。独立中文笔会现任会长廖天琪女士给我转来一封米夏尔•克莱姆写给她的信件:“尊敬的廖天琪女士:很高兴收到您的信,并且乐意把您的签名放在呼吁联署上,您当然可以把这份联署继续传播让更多人知道。重要的是,中国那些为民主和人权努力的人,不应被大家忘记。二十年前我自己活跃于当时东德的民主运动中,曾经发起过联署信件和参与过地下报纸的发行。我很幸运没有因此长时间地被投入监狱。我愿意用自己的方式来尝试支持刘晓波,他是个勇敢而伟大的人。致以敬意。”这封短信让我深受感动。这封信让我想起在二零零八年秋访问德国的时候,会见过的多名关心人权和自由议题的牧师,他们的音容笑貌此时如在眼前。这封信还让我想起二零零九年“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数百家为六四受害者举行特别祷告会的德国教会。是啊,对于每一个真教会和每一个真基督徒来说,只要有一个肢体受逼迫,就是我们全体受逼迫;只要有一个肢体不自由,就是我们全体不自由。

   马里,一位捷克的主教;米夏尔•克莱姆,一位德国的牧师,他们却对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刘晓波,一位还不是基督徒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深怀肢体和骨肉之爱。以此反观海内外众多的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关心刘晓波案的究竟有多少呢?许多教会和基督徒自我辩解说:刘晓波不是基督徒,我们要先去帮助基督徒,暂时还没有力量去帮助非基督徒;还有人冠冕堂皇地说:刘晓波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教会可不能跟“政治”沾上任何一点关系;更有人躲在政权的阴影下扔出第一块石头:刘晓波多年来“折腾”政府,宣扬卖国言论,受刑乃是罪有应得。我要为这样一些没有爱心、拒绝真理的教会和基督徒祷告,求神让他们扭曲的心灵回转过来。圣经上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不公义的社会,便逐渐对周围的不公义司空见惯了,甚至自己也堕落成不公义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许多教会和基督徒将安全和安逸看得高过爱心与真理。但是,这种对周遭为义受逼迫的人的境况掩面不顾的安全与安逸,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当一座罪恶之城被上帝亲手毁灭的时候,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能够单独存活下来吗?
   公义不能在教会中缺席,因为我们所信仰的上帝就是一位满有公义的上帝。美国神学家、人权律师侯嘉理在《公义在望》一书中指出,寻求公义乃是上帝给他的子民的一道直接的命令。但是,很多缺乏信心的人会在黑暗的、不公义的世界面前退缩,也有人刻意将圣经的话语淡化,妄想可以爱神而不爱弟兄,或是为自己找借口,玩弄文字游戏,与耶稣诡辩谁才是他们的邻舍。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旁观者跟凶手没有根本的区别:“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上帝所喜悦的是那些“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压迫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的人。在耶稣亲口讲述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那个去救助被强盗打得半死的受害者的“好撒玛利亚人”,在救助伤者之先,有没有先去询问伤者是不是信徒,是不是自己的同胞,是不是跟自己一样的“好人”,然后才决定是否出手相救呢?耶稣让我们去爱、去关心、去帮助、去医治的,乃是所有的人,包括跟那些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今天有多少华人教会和基督徒是如此而行呢?有多少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在实践“爱神,并爱人如己”这一“最大的诫命”呢?
   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存永恒的盼望的信仰,而不是让我们胆战心惊、躲藏在四面墙的封闭空间中的信仰。一九四五年,德国牧师马丁•尼穆勒曾经如此形容纳粹施虐时人们的旁观心态:“刚开始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又来抓社民党人和工会会员,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两者都不是;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还是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不正是华人教会和基督徒当下的处境吗?我们的软弱和孤立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岂能去责怪上帝?我们以为刘晓波的言论自由与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它们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既然中共当局敢于蔑视普世的人权观念,将争取言论自由的刘晓波关进监狱;那么,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偶像崇拜的我们,不也是一只脚踏在了监狱的门槛上?所以,关注刘晓波案,也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实践我们自己的信仰与良知。圣经中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伸冤。我们难道可以默不作声、袖手旁观吗?
   二零零九年的圣诞节,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的当天,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教导长老王怡弟兄传来一篇题为《主耶稣是避风港湾》的牧函。几天之后,我回到成都与王怡弟兄会面,他送给我一张发表了此牧函的秋雨之福教会的周报。这份周报印刷了数百份,这大概是中国大陆的范围之内,印刷量最大的论及刘晓波案件的纸质印刷品吧。在这封牧函中,王怡弟兄写道:“教会的责任一定是在这个不公义的世代,做一个陪伴者、安慰者、代祷者,甚至是庇护者。古往今来,饥饿的人,受苦的人,被迫害、被追捕的人,往哪里跑?他们都是去敲教会的门。神父和牧师们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去挪亚方舟的船票。就算他们的灵魂不愿意,也尽力保护他们的身体,留到蒙恩得救的那一天。”上帝设立教会,显然不是让教会成为某一特定人群的沙龙、俱乐部和协会。相反,教会是每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家,上帝的爱和公义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我想,这样的句子不是王怡弟兄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写出来的,乃是靠着那在天上加添他智慧和力量的上帝写出来的:“愿主在中国的教会,有勇气陪伴这个国家,经历当前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的漫长时代。愿晓波先生出狱时,主把一个蒙恩信主的刘晓波带回中国的知识界。主也把一个如明光照耀的教会,带到世人面前。愿刘先生的夫人刘霞的愿望实现,她的丈夫,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中国人。……求主帮助我们,成全他自己的美意。”
   让我们与捷克的马里主教、德国的米夏尔•克莱姆牧师站在一起,让我们与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弟兄及众同工、众会友站在一起,为刘晓波祷告并采取各种上帝许可的方式来关注和声援之。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硝烟弥漫,共产党的军队逐渐占据上风,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北大校长胡适在回复一名北大学生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这位一生都没有接受福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却一眼便看穿了中国苦难的根源所在。六十多年之后,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以及一切爱慕上帝的真理的人,难道可以这样无动于衷地将此厄运沿袭下去吗?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盼望和爱心以及信心与勇气,在上帝面前发出如此的誓言:我们愿意付出足够的努力,凭着上帝赐予我们的能力,在这个不公义的世界里,为上帝公义的国度及一切受压迫者打拼?
   谨以此文与华人教会及普世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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