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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33第五章第四節旅途上的王希哲


    第五章 上海財經學院[1](1979~1980) 
   
   第四節 旅途上的王希哲
   

    八零年,大多數異議刊物都停下來了,這些異議人士有了空閒,就想走動走動,互相認識一下。
   六月十日,王希哲和夫人應徐文立之邀赴北京一遊。在火車站接王希哲的是「李一哲大字報」參與者之一的龔小夏,她這時已經考上北大,對中國時局的看法與王希哲他們有了很大的距離。她對王希哲的評價很有意思,認為王是「李一哲幾位中智商最高、筆頭子最快,卻在理論上又是最不嚴謹的一個。」在火車站她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要幹什麼可別告訴我,我再不愿意去寫交代啦。」[2]
   透過這句很普通的話,卻可以看到異議運動自七九年開始的嚴重分裂。進入大學的異議人士離開了街頭宣傳和社會基層的秘密活動,成為新的校院派異議力量;剩下的異議人士,一部分回到家中,回到單位,沉默了或潛伏了;另一部分則堅持民刊活動,因為前兩部分人的離去使他們勢單力薄,所以需要四出聯絡,以便搞跨省市合作。
    《四五論壇》也在八零年三月停刊,但徐文立一直和全國異議人士保持著聯係。為了迎接王希哲,徐在北京西城區的甘家口旅館三樓安排了住處。甘家口旅館是那種專為採購員住的,打水都得自己的簡易旅館。房間是徐在西單牆前認識的自稱叫陳德堯搞採購的朋友包下的,此時正好空著,徐就撿個便宜白住。
   
   一見到王希哲,徐便緊握王的手說,「你來得好,我正要和你討論一下組黨的問題。」又說,「我們總要有個組織吧?這樣好動員國際的力量來支援我們。」[3]
   徐文立可能是當時異議人士中首先提到「國際力量」和「支援」的人,他說的「國際力量」和「支援」又是怎麼回事呢?是不是徐組黨的真正動機?
    這次會面,還有青島的孫維邦和安陽的劉二安,他們和王希哲一樣都不是北京人。這樣重要的會議徐文立不和北京當地的比較熟悉的異議人士商量,卻和不熟悉的外地異議人士討論,也令人深思。
   徐文立在異議運動中給大家的印象是個溫和穩健的人物,不久前他還在勸傅申奇「緊急下潛」,不同意成立全國性機構,這天卻一反常態。他建議組織一個政黨,叫做「共產主義同盟」。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還沒有嘗試多黨制的先例,我們應該試探一下這方面的可能性。」[4]徐希望在座的各位表示一下意見,若大家同意,就記錄下來,成為一個組黨工作的會議紀要,若大家不同意,那就算了。徐還設想,這個「『共產主義同盟』一定要公開,決不搞秘密的,要公開向中國共產黨打招呼,向政府注冊登記。但是考慮到我國一向對組織問十分敏感,那麼在籌備過程中要保密,要突然出現。」[5]
   王希哲立即表態:第一,他不參加組黨;第二也勸各位不要組黨,理由是組了黨,對當局是個挑戰,樹大招風,今後會面臨更大的壓力;第三,他主張改良。他說「現在不如先不要組黨,多讀點書,加強交流,逐漸達到對國家改革的統一認識,還更好些。」[6]
    孫維邦也表示贊同王希哲的意見。因為王希哲的威望當時是全國最高的,於是組黨的事也就作罷。王希哲出於謹慎把劉二安的紀錄撕碎,扔在馬桶裡冲走。[7]幾個人最後商定,聯絡各地異議人士一起搞一個類似王希哲原先搞的《學友通訊》的東西,定名為《學習通訊》[8],參加者輪流編印,通過郵寄方式互相傳閱。
    萬萬想不到是,房間的一角,警方早已安裝了錄音機。徐在西單牆認識的那個主動提供幫助的採購員是警方人員。
   在北京的日子裡,王希哲還和北大的王軍濤見了面。「他似乎並不善言,對我提出的問題總是簡單地回答。」[9]後來王希哲這樣描述那次回談的印象。從徐文立和王軍濤的不同的態度可以看出不同層次異議人士的思想水平和行事風格。對王軍濤和大學裡的異議人士來說,前面的道路寛得很,可以做的事也很多,何必孤注一擲的冒險。
   
   幾天後,王希哲夫婦南下,經過南京見了徐水良,又去上海見了傅申奇。王向徐、傅兩人談起了甘家口會議。「組黨的事我已決定,就這麼了,」王希哲斷然地說。他以為他的話還是管用的,徐文立也順從了,其他人沒有理由不贊成。
   當時,徐、傅也表示同意。不但不搞政黨,也不再提這件事,免得驚動警方。但是,徐水良說的是真話,傅說的卻不是實話。或許,他的思想搖擺不定,激動起來就想成立政黨,組織千軍萬馬和共產黨對著幹,冷靜下來又覺得現在組黨不切實際。但是不管傅怎麼想,他沒有透露半點他已經在武漢商議和組織「中國民主黨籌備小組」的事,而且,越往後,他在組黨問題上下得賭注就越大,越來越失去理智。
   王希哲輕信了,還以為傅是緊緊追隨他的忠實同志,在所有問題上傅都赞成他的意見。所以王希哲後來說,「在所有民運人士中間,我比較滿意,比較放心的就是傅申奇了。」[10]
   他們也談到理論問題,交換了各自的看法。這時的王希哲,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主主義者,而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即毛澤東一直提防和反對的修正主義者。在這一點上,他和鄧小平當局有共同點,所以他不主張反共。
   王希哲告訴傅,他「贊成考茨基[11]、伯恩期坦[12]、盧森堡[13]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批評,認為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才是當今國際共產主義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14]。傅申奇表示完全贊同,并且送給王希哲一本考茨基一九二七年写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傅稱這本書對他的思想影響很大。
   *  *  *
   傅申奇首先想到讓王希哲和兵多將廣的青經會成員見面,李存榮沒有多想就同意了。李存榮看過王希哲參與寫作的李一哲大字報,印象很深,也很佩服大字報體現的精神和見識。會面安排在李家,除了李、傅,還有張欣、邵華強等七、八個人。當時李沒有叫我,是因為我忙於寫作,李認為我對社會活動沒有太大的興趣。
   李存榮先介紹青經會的一般成員和活動情況。除了每個星期的討論外,青經會還曾經辦了一期名為《探索》的刊物,曾策劃過辦一份名叫《大眾經濟》的週報,但最終沒有辦成。為了辦這份週報,還打算在青經會內部搞「股票」集資,一股兩元。王希哲對這些情況好像不大在意,於是李存榮話鋒一轉,談到青經會成員徐振宇三月份當選人民代表的事。[15]
   徐振宇是中共黨員,當時是師院專修科學生。師院選區有二千六百多名選民,徐以一千三百四十票險勝當選。競選過程中,邵華強是他的軍師,出謀劃策出了大力,師院的幾個青經會成員也都在各自的系裡為徐拉票。李存榮為了這事特意去過徐的宿舍,為了避人耳目,當他們在房內談話時,邵華強守在宿舍門口放哨。
   這時王聽不明白,問為什麼要這樣保密?李解釋說,徐振宇的青經會身份是保密的,如果當局知道他和青經會有關係,很可能會阻撓他的當選。
   接下來,王希哲介紹了廣州和全國的異議形勢,然後接下來開始談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他相信這是個受大家歡迎的話題,這也是最能表現他的思想水平的話題。
   王希哲談話中有一個見解得到了大家的認同,而且都認為他分析得十分透徹十分精闢。他的意思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勞動愈來愈多,得到的民主權利卻愈來愈少,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異化」問題,異化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存在,在中國也不例外。異化問題以後成為王若水和胡喬木之間的一場筆戰,但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卻是王希哲。[16]
   李存榮事後回憶說:王希哲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確比較熟悉,書是看過的,見識也有一定深度,能明明白白說出中共官方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根本不同當時也沒有幾個人。但是他不贊同王在全國民刊問題上的一些做法和看法,覺得過於激烈,大有和鄧小平對著幹的味道;又感嘆地說,「這麼聰明的人,如果上大學的話,他的思想會更進一步,成就也會更大。」
   張欣的看法和李存榮又不同。張認為王希哲理論的主要依據是馬克思主義和巴黎公社的原則,與青經會的思想水平相比,王希哲的思想已經落伍。青經會對馬克思主義從不迷信,并開始持批判態度,更不認為巴黎公社值得後人學習。
   肯定巴黎公社和無產階級專政是王希哲的一貫思想。王曾經說過:如果我們承認階級的存在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那又怎麼可能設想沒有階級的專政呢?又說,關鍵在於無產階級能不能以公社原則為榜樣建立起一個自下而上的真正民主的監督系統去監督他們,使整個社會生產按照工人階級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方向發展,‥‥‥我們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公社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它是最合理的、最人道的專政。[17]
   王希哲在李家對著這些青經會成員也這麼說,表明他以往公開發表的這些話不是作為一種策略的表示,說給官方聽的,而是他的真實思想。這種思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的紅衛兵經歷有密切的關係。當時張欣和其他人都這麼想,但是他們沒有說出來,王希哲畢竟是遠道而來的客人,畢竟是北京西單牆和上海人民廣場都十分敬重,甚至不得不佩服的大帥人物。
   文革初期中共大力反修正主義,那時巴黎公社被官方捧得很高,文革後期先進的異議人士已認為巴黎公社作為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中間站,其原則既沒有理論意義也沒有現實意義。張欣說,「難道今天我們還要走巴黎公社的道路嗎?馬克思可從來沒有說過巴黎公社是社會主義革命,那只不過是法國無產階級的一次起義罷了。」 其他人也都說,讓王希哲去迎接巴黎公社革命吧,但願中國不要發生那樣的事,否則中國返向資本主義的改革又要耽擱。
    另外,王希哲認為中國異議運動可以分為三條戰線:第一條是黨內改革派;第二是以知識分子為首,包括文藝界和理論界;第三條是青年工人和青年學生。[18]果第三條戰線有一個領袖人物的話,那就是王希哲,再不可能有其他人了。但是,王希哲和上海青經會的這場討論恰恰說明了作為異議分子的青年工人和作為異議人士的青年學生在思想認識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完全不是一個水準。反抗中共的專制政治是兩者的共同點,但反抗的方式截然不同,王希哲主要是革命主義,李存榮主要是改良主義。王希哲雖然有時也認同改良主義,有時也走改良主義的道路,但畢竟不能自覺地與革命主義決裂,因此已不可能成為新一代大學生心目中的領袖人物,他的光煇像拂曉的星星一樣越來越暗淡。
   
    王希哲在上海會見了青經會成員後主動要求會見徐邦泰,會面由傅通過青經會的張欣秘密安排。王帶著一個三洋牌錄音機,坐公共汽車去到五角場──復旦大學的所在地,傅申奇推著自行車早已等在復旦大學的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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