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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32第五章第三節人民代表選舉


    第五章 上海財經學院[1](1979~1980) 
   
   
   第三節 人民代表選舉

   
   八零年,北京西單牆和上海人民廣場都恢復以往冷清的景象,市民們不再停下來駐足觀望,再也沒有大字報和演講。除了傅申奇的《民主之聲》和其它城市的少數民刊以外,大多數異議刊物停止運作。異議運動開始了必然的分化,不同的人走向各自不同的命定的歸宿。
   
   陳樂波、陳申申早已停辦他們的街頭宣傳欄。他們原先和廣場上的人雖然認識,但交往不算深。他們的父親獲得了中共中央高規格的平反和褒揚,使上海警方對他們另眼相看,除了偶爾提醒一下以外,并不想為難他們。而且他們的行為也的確沒有觸犯法律,甚至可以說他們做的都是當局喜歡做的事,比如批評華國鋒,擁護鄧小平,有些批評涉及毛澤東和中共,但也都是婉轉的和講究政治策略的。陳樂波原是文革中的工農兵大學生,但校方又把他送進了另一種特殊的短期學習班,等到學業結束,他的學歷就變成了正規大學生。這種由官方安排的「開後門」通常只有鄧小平、葉劍英那樣的中央領導人的子女才能享受,這種恩惠使他們很快平息了因為文革遭遇而產生的仇恨和憤懣,並有了一個新的信念,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陳樂波兄弟倆也很欣賞傅申奇的堅毅和執著,因此一直和傅保持著私人的來往。他知道傅在辦《民主之聲》,不但不勸阻傅的這種行為,反而提供一些幫助,有一期《民主之聲》的稿件還是陳樂波提供的。但是如果他知道傅申奇更多事的話,他或許會改變做法。
   
    七八年底高校擴大招生,趙振華進了復旦大學分校、秦林山進了外貿學院,七九年秋,陳軍高分考上復旦大學哲學系。有了緊張的學習生活,他們開始疏遠廣場上的異議朋友。他們的思想隨著瓌境的改變而改變,覺得最好退回書斋和學校,停止公開的社會活動,多學一點知識,積蓄力量,等待以後的歷史機會。他們對當局的改革姿態基本滿意,對前途抱有各種各樣的疑慮和希望。
   胡可思、廣磚、林牧晨和何永全等人,他們原來是廣場異議運動中溫和的為當局容忍的部分,他們對當時的時局滿意和不滿意各半,但是不滿意又怎麼樣?他們沒有從這場運動得到明顯的好處,但也沒有失去什麼。理智的考慮,當局的力量是強大的,他們即使輕舉妄動,也不可能有什麼結果,況且和毛澤東時代比較,這個新政府要好得多,即使有時年輕人的熱血沸騰,不甘寂寞的心理促使他們想做點什麼,最終也被他們的理智所克制。
   最後的一類是楊週、王輔臣他們這幾個,楊、王原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群體,在這場政治風雲中他們沒有得利,反而失去了一段時間的自由,戴上了「兩勞人員」[2]的帽子,這頂帽子有可能會伴他終生,但是他們是聰明的人,知道他們現在無能為力,而且即使他們想要繼續活動,也沒有活動的空間和機會,於是他們只能在悲憤中等待機會。他們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如果這些事發生在以前的年代,他們會被重判甚至殺頭。
   
   傅申奇卻是個廣場上的異數。從表面上看,他有一份上海工廠不錯的工作,他完全可以像他的朋友何永全一樣退下來,雖然沒有書斋,但可以退到工廠。但是他心有不甘。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也很聰明,最大的缺點卻是有強烈的虛榮心。
   他所熟悉的一些朋友先後進了大學,使他產生強烈的失落感。在那些新考上的大學生面前,傅絕口不提他曾經考上師範學校的事,他覺得很丟臉,因為這證明他考過大學卻考不上;另一方面,他對七九年春鄧小平的突然翻臉一直耿耿於懷,因為他在當時是真心擁護鄧小平幫派的,那時共青團市委經常派人找他,使他一度以為自己能搭上政治號快車而飛黃騰達,然而到了八零年這種夢想完全落空了。他的處境十分難堪,回到工廠老老實實幹活的話,臉上無光,工廠的同事或許會嘲笑他說:「廣場的英雄回來了。」骯髒的車間,笨重而又乏味的勞動,他早已受夠了。不回廠的話,又能怎麼辦?民刊看的人越來越少,異議運動的前途和他個人的前途一樣,看不到曙光,也聽不到鷄叫。
   在徬徨和迷惑中給他安慰的是,七九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越來越多的異議朋友互相聯係,找他的人越來越多,他的名聲像蒲公英白色的絨毛一樣飄得很遠很遠。他現在相信,他成了一個人物,成了上海異議運動的代表。南邊的王希哲,北面的徐文立只知道上海有傅申奇,而不知有楊週、更不知有喬忠令。尤其令他陶醉的是,香港的報紙上也有了他的名字,而能夠看到香港報紙的是全世界的人。
   *  *  *
   傅申奇和香港掛上鉤是在七九年夏天。那時,因為《民主之聲》,傅申奇和王希哲建立了通信關係。王希哲是傅心目中的導師和偶像,也是傅辦民刊最重要的支持者。王沒有多餘的錢,但王的幫助比直接給錢還要好。王給傅不斷地介紹香港朋友,張永強、劉英傑、劉山青、陳仕強等等大約二、三十個。這些香港人都給傅寫信,表示尊重和敬佩,畢竟在專制統治下辦民刊不是輕鬆的事。有十多位香港朋友曾經來到上海,他們往往出於禮節和支持各半,給傅留下一點錢。如果傅停止辦《民主之聲》,那等於宣告上海異議運動的結束,那些在香港人眼裡徽不足道,在傅的心裡卻十分重要的錢就不再流入傅的腰包。至於那些香港人是些什麼人,傅申奇不便打聽。要打聽的話也無從打聽,連王希哲也不知道那些彬彬有禮的香港人的背景呢。「管他們是什麼人,只要我沒有做什麼出格的事,就可以了,」傅當時這樣想。
   劉山青曾經到過上海,和傅有過深談,臨走留下一百港幣,相當於傅一個月的工資,但是若干年以後出獄的傅申奇曾經表示不滿,「他只給了這麼少的錢,卻在被捕後向警方坦白了。」
   八零年初的時候,滿腔的憤怒和委屈把傅申奇對當局的最後一點好感和信任都驅逐了,他決心和這個政權誓不兩立,他覺得是這個政府把他推到了懸崖峭壁。
   傅申奇曾經和徐水良一起去海運學院慕名求訪倪育賢。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 徐和倪討論政局和異議運動的立場和策略時,傅突然插嘴說,「 我們要設法籌錢買槍,,進行武裝鬥爭。」這話把倪嚇得一跳。 倪在分手時對傅說:「我們是初次見面,有些話不能隨便講的,今天你對我講了就算了,如果對其他人說了,要出事的。」這次見面,使倪對傅有了深刻的印象:不僅沒有政
   八零年春節前夕,傅申奇請了二個星期的病假,病假單上是「胃出血」。看病之前,傅先吃了一碗鷄血湯,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做。他知道大便化驗的結果會檢查到血,因為傅曾經胃出過血,所以醫生會認為他的胃又一次出血了,這樣他就可以得到半個月或一個月的病假。
   傅申奇在春節期間到了武漢,會見了幾個活耀人士,除了武漢的秦永敏、朱建斌等以外,還有杭州的楊曉雷和河南的劉二安。這幾個人都很激進,恨不得一天把局面改變了。最後,傅申奇也動心了,決定聯絡各地民刊,準備秋天在武漢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民刊機構。
   在武漢的另一個場合,傅和秦永敏、楊曉雷還私下談了成立秘密組織「中國民主黨籌備小組」的事。[4]
   為什麼當時要成立政黨呢?有什麼事非要打出政黨的旗號才能幹呢?除了往自己的頭上套一根絞索,並把紋索的另一頭交給當局和警方以外,實在看不出這幫剛見面幾個小時的異議人士秘密成立政黨的必要性。
   或許他們受中共的影響太深了。中共的理論認為,要幹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的政黨,中共的勝利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共的宣傳又把中共的成立說成好像是幾位來自全國各地,互相之間缺少了解的人開一次會而已,卻隱瞞了俄國共產黨的背後支持和操縱,這使這些幼稚的年輕人把組黨看得十分容易,好像有趣的兒戲一般。
   
   幾天後,傅申奇和其他幾個人一路北上,到了北京先見了嚴家其,又在他們的暫住處鐵路公寓和徐文立見了面,彼此交換了對形勢的看法,傅申奇熱情邀請徐屆時出席他們擬議中的武漢會議。
   「我們只要一動,公安就會抓人,你信不信?」老成稳重的徐文立說,「召開全國會議,依我看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反而會激化矛盾,招來更大的壓制。」「我們必須緊急下潛,」徐一邊說一邊做了個往下的手勢。他不久前看了《緊急下潛》這部以二戰時期一艘潛艇故事為題材的美國電影,所以以此作比喻。[5]
   傅申奇原來頭腦還有些發熱,急著想幹些什麼事,現在給徐文立的涼水一潑,立刻覺得徐說得有理。徐文立又加了一句,「我們也不把話說死,可以酝釀,聽聽大家的意見。」經過討論後,他們最後一致決定先穩住陣腳,等待時機,取消武漢會議。
   但是傅申奇和徐文立渾然不知的是,與會者中有一個態度最激進的湖北人,他手裡的黑色小提包裡有一個精緻的只有警方才會有的小型錄音機。[6]
   
   傅申奇從北京回到上海的家中,偶然的機會得知新的選舉法已經公佈,人民代表選舉已經在上海各個大學進行。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部都轉移到選舉上去了。
   競選人民代表的風是從八零年春節過後不久刮起來的,這是文革後第一次選舉人民代表。和以前的選舉不一樣,以前的候選人都由當局指定,選民能做的就是在指定的代表名下劃個圈。新的選舉法規定,任何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公民,只要有一人提議,十人附議就可以成為非正式候選人,然後是預選,從非正式候選人中產生一定比例的正式候選人,再經過選民正式投票,得到一半票數以上的候選人就當選為人民代表。這是文革後的又一件新鮮事,雖然新的選舉還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實惠,但大家都很高興,因為這是文革後的新氣象,標誌著鄧小平時代是一個太平盛世。
   按照中央的統一安排,上海是全國最早推行這項活動的城市。 當時有不少非官方消息,雖然不能得到證實,但民眾情願相信是真的。一個消息說和鄧小平、陳雲關係都很好的王震支持這次人民代表的競選活動,他曾在上海師範學院學生徐振宇參選的上報文件上批示「我們贊成他這樣做」,從而肯定了學生自主參選的做法。王震的態度表示了鄧小平、胡耀邦當局對選舉的積極立場。
   八零年三月份,選舉工作在全上海三十多所高校開展,由於是新法選舉,當局十分重視,唯恐失控。其他高校都還算風平浪靜,上海復旦大學和上海師範學院卻不同凡響,產生兩個不同的典型,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上海復旦大學的典型是新聞系學生徐邦泰,上海師範學院的典型是學生徐振宇。
   
   徐邦泰四九年九月出生於上海。他父親曾在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為校長的的黃埔軍校學習,是該校十九期畢業生。他的母親是英山人,英山原屬安徽省,現屬湖北省,是多山少田的窮地方,卻出了許多英豪烈士。徐的外祖父李次山,早年留學日本,曾任上海律師公會會長和安徽同鄉會會長,為廿十年代滬上一代名流。接任他上海律師公會會長的是後來成為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他與許多投生政治的安徽人相熟,如陳獨秀[7]、張群[8]和魏文伯[9],也曾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撰稿。陳獨秀做牢五次,他曾保釋陳兩次。他也幫助過一些安徽籍的共產黨人,如曾經坐牢的柯慶施和陳庚[10]等。柯慶施和陳庚時常找上門要錢,仗義疏財的李次山對這些年輕的同鄉人總是客客氣氣,慷慨解囊,即使自己手頭一時沒錢,都要借了錢來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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