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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30第五章第二節上海青年經濟學會


   第五章 上海財經學院[1](1979~1980) 
   
   第二節 上海青年經濟學會
   

   上課時,曹陽從書包裡翻出來一張縐巴巴的紙給我看,這是一個叫「青年經濟研究會」的廣告,從名稱上來看這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他輕聲說:「怎麼樣,我就知道你喜歡。」我們相視而笑。
    當天晚上,我按告示上的地址,找到河南路上一條弄堂,然後推門進入。一個破敗的石庫門樓房,天井裡很暗,依稀看到好幾輛自行車在一個角落。這裡住著好幾家人家,我不知找哪家才好。抬頭看見一扇門,上前去敲,正好是青經會聯係人李存榮的家。走進裡面,房間裡的擺設很簡陋,靠天井的窗前放著一個很舊的實木方桌和兩張同樣很舊的方凳子,沒有什麼其他傢俱,裡間好像是睡房。我們就在桌前坐下談。
   戴一幅眼鏡,高個略瘦的李存榮一開始就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熱情大方,彬彬有禮,以及那個時代少有的坦誠和謙虛。
    文革開始時,五二年出生的李是六七屆初中生。上山下鄉去了奉賢農場,當過連隊裡的副指導員,在農場還加入了中共黨組織。由此可以想見他一定幹活很出力,表現很積極,另外他的工人家庭出身,也是他成為文革幸運兒的一個原因。
   七十年代初,他由農場調去復旦大學上學,三年後畢業成為「工農兵大學生」,以後分配在上海師大當馬列主義課教師,七九年調到教育學院。在理論方面他很下了一番苦功,不但對馬克思主義很熟,而且和其他同事相比,他有許多獨到的見解。當時他是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不但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而且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學說和真理。
    他向我介紹說,成立這個學術團體的目的是探討中國經濟理論,中國的改革是件大事,關係到國家的前途,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理論有許多錯誤和不足之處,完全不適應改革形勢。這正是我平時想說的話,所以我當場決定參加這個團體,填了登記表還交了一元錢的會費。他還告訴我,這個團體的其他成員情況,以及當局對它的態度。「政府從來沒有說我們任何的不是,相反還給我們很多方便和支持,因為我們是支持改革的,我們基本不涉及政治,所以沒有任何問題,」整個談話中他一直強調這一點。
   夜深了,清朗的月亮掛在我們的頭上,像個銀盤子。他送我出來到南京東路廿路車站,街燈下我們揮手惜別。那天是七九年的早春三月。
   
    這以後,我參加過在李存榮家召開的青年經濟會的幾次討論會,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每次都是二、三十個人像罐頭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熱氣騰騰的會議。我們坐的椅子和小凳子都是李家人向四周鄰居借來的。臨到開會,除了李存榮,他家人都躲到鄰居家去,以便空出地方讓我們開會。會議的氣氛總是很好,發言很熱烈,一個接著一個,從來沒有冷場的情況。但是問題也有,比如討論的問題時常過於空泛,我們化很多時間討論所有制問題,經濟規律在社會主義的作用等等,這些都是中國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中的重大問題,也是當時中國經濟理論界的熱門話題。我對這樣討論的效果并不看好,因為很多參與者,包括我自己,對許多重大的經濟理論問題缺乏了解,即使作為聽眾也不一定夠資格。我相信如果發表意見的人和聽講的人都是一知半解,那麼結果必然流於夸夸其談,毫無成果。我從來沒有發過言,只是注意傾聽和仔細觀察,即使這樣我還總覺得心裡有點不踏實。至少對我個人來說,學術上的收獲并不多。
   浮誇作風既是中共的病根也是中共的命根,即使四人幫倒台後的當時,也沒能得到糾正改進。其嚴重性在於久而久之,沾染上這個毛病的不僅僅是中共黨人。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毛澤東「關心國家大事」的教導中成長起來的,但是毛澤東的政權從來不把國家大事的資料和情況告訴我們,所以我們這一代,甚至全體國民都養成了隨便發議論下結論而又不負責任的浮垮習慣。
    但是李存榮可能是一個例外,因為他至少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很熟,其熟悉程度甚至達到使我吃驚的地步。有一次我為了寫一篇文章,想找馬克思的原話作為依據,這是當時中國的風尚,似乎馬克思的原話可以增加文章的說服力和權威性。我不知道馬克思是否說過這樣的話,只是根據我對馬克思經濟理論內在邏輯的了解,猜想馬克思應該說過類似的話。我把這個意思對李說了,李說我的想法是對的,然後他拿出很厚的《資本論》,隨手翻了兩翻,就找出了我要找的句子。
    我們也會發生意見分歧,原因是我們對馬克思學說的態度。和他的虔誠的相信相反,我持全面懷疑進而逐步否定的態度。我發現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建立在一個假設上,這個假設是:新科學技術和知識產品在市場上的交換是以完全價值形式實現的,但這種假設沒有現實意義,因為真實的市場情況是,知識產品往往是以價格低於價值的形式交換,即賤賣。所以創造剩餘價值的不是一般勞動本身,而是特殊的創造性勞動,勞動者中進行創造性勞動的首先是知識分子。
   在研究分析中把事物的許多變量中的一部分假定為或固定為定量,然後對剩餘的一部分變量或一個變量進行分析,這種方法在十八世紀的自然科學試驗中,比如物理或化學的試驗中,經常使用。馬克思把這種方法借用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有它的歷史意義,但正確性不能像在自然科學試驗中得到保證。
   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把經濟生產的諸要素的交換都假定為是經過市場公平交換而取得的,因此其價值在價格上得到了完全體現。在產品的生產過程中,馬克思發現產品的價值增加了,而生產過程中唯一的新要素就是工人的勞動,於是馬克思認為他發現了剩餘價值的真正來源。嚴格地說,馬克思的這一理論是不完整的,是偏面的,是建立在錯誤的假定上的。
   我還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犯有偏頗的錯誤,馬故意貶低和忽略了人類精神活動的作用。兩元論思想可能比「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來得更公允。李存榮當然不贊成我的想法,因此時時發生一些爭論,但這些爭論并沒有損害我們的友誼,反而使我們彼此更加了解,更加親近。
   我曾經把我的文章拿給他看,又請教他為什麼雜誌社老是退我的稿。他想了想說:「那些雜誌社的編輯往往認為大學生不能談大問題,大問題要權威的經濟學家才能談,更大的關係到國家政策的問題和基本理論的問題他們也不能談,要由政治領導人來談。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只有靠我們慢慢地改變。」他還說,「有時候我看你的文章,覺得和看別人的文章不一樣,你可能是有意挑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但編輯就看了不舒服,這可能也是退稿的原因。」這番話說得我心服口服。
   李存榮還說過一個很重要的見解,就是盡可能不要相信,不要引用中國政府發表的各種經濟數據。我十分贊同他的看法。中國政府提供的經濟統計數據完全不可信,無論統計方法還是數據處理等等,幾乎每一個環節都存在嚴重失真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文革派掌權時說文革時期經濟很好,等到他們被打倒,另一批人上台,就說中國的經濟形勢一團糟,到了崩潰邊緣,雙方都毫不臉紅地拿出完全不同的經濟數據。
   
    差不多半年後,我對「青經會」的來籠去脈有了大概了解。這個團體其實是上海最重要的民間異議團體,甚至有可能是四九年以後,中國最大、最完整的異議團體。[2]人數最多時達到六十人,其中有近十名中共黨員,其餘大多數都是共青團員。成員的社會職業主要是大學生、教師以及工人。
    儘管每一個成員都走過不同的人生道路,嚐試過各自的酸甜苦辣,現在我們卻走到一齊來了。我們都想打破謊言和困惑,尋求知識和真理,我們都是這個社會、這個制度不同程度上的叛逆者和批判者,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青經會是個異議團體。
   在討論經濟問題時也會涉及到政治問題,但是青經會的成員都注意巧妙地避開。并不是害怕討論政治,而是覺得單純談政治太過淺薄。比如官方認為我國是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表面上是政治性問題,但內在卻關係到生產力水平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等經濟問題,如果把內在的經濟問題搞清楚了,政治問題也就迎刃而解。突出政治是中共專制統治下的一個特點,凡事都和政治聯係,所謂「上網上線」,經過文革突出政治的風氣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弊病。青經會不談政治,改談經濟,其實是對中共思想傳統的深刻反叛。
   李存榮想通過經濟理論研討,爭取民間異議團體的社會生存,進而追求漸進的社會進步,實行社會改良。也是出於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他反對任何性質的像文革那樣大起大落的政治變動和社會動蕩。但是,這些思想他輕易不表露,對外人他只是簡單地說,青經會是青年自發的學術團體而已。他的深沉、穩健和改良主義思想傾向塑造了這個團體良好的風格。
   由於立場溫和,講究策略,青經會始終沒有遭到當局的直接鎮壓,但是也因此不為社會所知。它的默默無聞和因為行為不端反而大紅大紫的魏京生是兩種很有諷刺意義的社會現象。
   *  *  *
   經過李存榮的介紹,我認識了七六年十月人民廣場三十萬人群眾大會的最早先發起人──張欣,當時他已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學生,也了解到青經會成立的經過。
   七八年四、五月份,「青經會」由李存榮、張欣和王名畫三個人共同發起。這以後,他們,再加上邵華強、諸仲欣等人,每星期一次在李存榮的家裡會面討論以經濟為主的各種問題。七八年年底,「青經會」理事會組成,標誌著這個團體的正式成立。理事會由李存榮、張欣、邵華強、沈建新,徐靜鎦(女)、謝維其和李林德等七人組成,其中四人是大學教師,三人是大學生。理事會討論規定了以「思想解放,學術討論」為綱領的團體章程和會費制度。
   張欣和李存榮認識於七七年的春天,其中有一個不平常的故事。
   七七年三月,張欣在淮海路茂名路交匯處國泰電影院對面的墻上(也就是陳樂波以後辦大字報專欄的地方),貼了題為《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一些看法》的長篇大字報,文章提倡物質刺激,反對平均主義,主張把中國經濟逐步引向市場經濟模式,最後署名為「安曉章」,還留了新安中學的聯係電話,當時張在那個中學當體育教員。淮海路的交通因為民眾爭著看這張大字報的縁故而中斷。
   依當時的政治標準來看,這張大字報是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宣言書,雖然大字報的作者不會殺頭,但坐牢的可能性很高。當時張欣是這樣想的:假若毛澤東的那一套仍然不變,我寧可坐牢,以保持精神上的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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