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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老三屆學生,學習認真,做事規矩,待人真誠,而且都有中共不喜歡的家庭背景,很快我們都成了親密的好朋友。相比較的是,大學整整四年中,我和同班的有些同學沒有說過一句話。
   *  *  *
   我的確屬於那種思想活耀,極不安份的青年人。當上海的人民廣場異議運動風起雲湧,許多青年人都對這個社會提出疑問的時候,當報紙上不斷地推出所謂的時代英雄,諸如遇羅克、王申酉、張志新,等等,我想我比他們都走在前頭,因為我從來沒有相信過共產黨的宣傳。其實這沒有什麼了不起,我熟悉的所有人,我周圍的所有人都和我一樣。後來,當我聽說有許多人認清中共,有所覺悟是因為林彪的出逃事件的發生,反而使我大吃一驚。我不明白在七零年之前,他們的頭腦是怎麼想的,是睡著了還是視而不見。
   如果世界上還有愚人的話,我想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等等可能都應該算。睡了太久等到起來時,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所以走路跌跌衝衝,撞到中共的槍口上了。他們的英雄業績,是建立在對中共歷史的基本肯定上的,否則沒有那麼多的執著和感情,中共宣傳他們也是因為這一點。他們對這個政權的否定性認識似乎都是自己吃了苦,刀割出了血以後才獲得的,這之前別人的苦難和悲劇似乎并沒有使他們動心和思考。這其中王申酉比較好一點,所以中共遲遲不肯給他平反,更不願為他宣傳。我相信,文革中或文革之前,肯定有許許多多與中共徹底決裂,對中共的本質有深刻認識的人死於屠刀下,但中共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存在,於是遇羅克們就成了時代的英雄。
    我的思想和性格早晚要和現實生活碰撞,這是必然的,無法避免的。我只是希望碰撞在我的頭腦中悄悄地發生,不要碰出火花,也不要造成對我的傷害。所以我和邱松年、張桁從來不談政治問題。我們每天看報,每天看電視的國際新聞和國內的政治新聞,但都不發表意見。經過了文革,這中共的政治還要談論嗎?結論早就有了。
   
   我最不喜歡的課程就是政治經濟學,還有就是哲學和中共黨史,我認為這些教科書從頭到尾散發著陳腐的霉味,誤盡天下學子,幾乎每一個事件和概念都值得重新推敲和修正。中國社會在廿世紀,除了二、三十年代以外,越來越落後了,如果說經濟落後的原因是政治,那麼政治落後的原因則源於錯誤百出,荒唐透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概念。
    我從來沒有打算以我個人的能力去糾正一個時代的錯誤,如果我這樣想的話,那是太不自量力了。我只是不想讓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放在我的頭腦裡,不想有砂子留在我的眼睛裡,這就是我研究的最早的動機和直接的目的。把那些理論搞搞清楚,為了我自己打掃一下這個垃圾場,這樣我會覺得舒服一點。
   當班主任蔣克珍在課堂上煞費苦心地談那一套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時,有時我也記一點課堂筆記,以備考試,但我更多的時間是胡思亂想。我真正感興趣的,并且用心的是對這些所謂理論的批判,這其實沒有功利性的考慮。好像有一只蒼蠅在課堂上飛過,即使沒有人真的會站起來打蒼蠅,但一定會有人想像著要打死這討厭的蒼蠅。打死蒼蠅對我有什麼好處?其實沒有好處,只是覺得它討厭,讓人心煩。
   如何打死這該死的蒼蠅?那就是不斷批判中共的理論和說教,直至創造出一整套合乎邏輯又適用於中國實際情況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如果有一點成功,對中國那是功德無量,對自己也算是功成名就。這些我都想過,但是這是在我要打死它以後才想到的。最早的動機既不是個人的名利也不是國家的前途,而是對胡說八道本能的討厭,以及因討厭而產生的義憤。
   那個時期,我自費訂閱了《經濟研究》雜誌,上面每篇文章我都仔細看幾遍,這是我真正的教科書。蘇紹智的一篇關係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文章給我很大的啟發和震動。我十分同意蘇先生的見解:就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規定而言,中國并不是社會主義,蘇聯也不是社會主義。從這一點出發,可以說中國和蘇聯的悲劇不在於馬克思主義,而在於中國的假馬克思主義。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接受了這一點,領悟到中國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社會主義,中國現階段不可以搞社會主義,中國今後改革開放的路就有了堅實的出發點。
   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社會,那是什麼樣的社會?這個問題蘇紹智沒有明說,故意迴避了。我心中的回答是:中國也屬於資本主義社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特殊形態。
   
   我開始想寫一篇別開生面的文章。這樣一篇文章,如果寫成了,發表了可以在中國的學術界出名。為什麼急著要出名呢?急著出名并不符合我的性格,我一直認為有本事的人必然出名,但又一直反對在條件沒成熟之前就貿然行事。當時,我并不認為我已掌握了經濟學這門學科,我只是對經濟學基本概念有初步的了解和初步的想法而已,但關鍵是我對這門學科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因為有了興趣,所以就想以此為自己一生的事業,就想今後有機會一直搞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但是大學畢業以後,我更多的可能是搞實際工作,而不是搞理論工作。要搞理論工作的唯一途徑是考研究生。但我想我不可能考上研究生,因為我的專業成績太差。在蔣克珍的眼中,我是個離經叛道者,她不可能給我好的成績和評語;我也沒有這麼好的耐心和時間去背誦那些荒唐可笑,毫無價值的理論教條。如果在我們的班上讓學生們評選誰可以當研究生,一定是成績好的學生會被評上,再怎麼評也不會評到我的頭上。所以我就想到寫文章出名這條路上,普天之下我沒有其它的選擇。
   當時的中國百廢俱興,但也問題百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是失業問題。為了安置回城知青,各單位盡量擴充人員,一個人的工作兩個人做的現象隨處可見。政府為了社會的穩定,避免表面上的失業,犧牲經濟效率在我看來是飲鴆止渴。當時沒有人研究這個問題,那麼我想就讓我來試試看吧。
   七九年的秋天,也就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下半個學年,我著手寫我的第一篇經濟論文,題目是《中國失業問題芻議》。我在這篇文章主要談了這樣幾點:
   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失業問題,并且將嚴重威脅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社會穩定。
   失業問題是現代社會勞動力供求關係的產物,其產生是必然的,不是好事但也不是壞事。
   百分之五以內的失業率可以接受。作為「勞動力的貯水池」(馬克思語),失業能直接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和改善勞動力結構。
   對已經出現的失業大軍必須有應對之策,應逐步建立勞動力市場,充許勞動力自由流動。
   
   文章并不很長,大約四千字,我在打字社化了幾元錢自費打印後,分發給各個相關雜誌社、各個大學和政府機關,又把它貼在我們教室外的走道上。
    政府機關沒有反應和回信,可能他們對失業問題還沒有足夠的認識。北京大學的經濟系給了我一份蓋有紅色公章的回信:「你提的問題,現在國內還沒有人研究,我們教研室經過討論以後,覺得很有啟發。」我把那封紙質很差的信和信封小心冀冀地保存起來。
   
   我去淮海路上的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見了經濟所的一位權威人士──厲璠先生。那位清瘦矍鑠,很有風度的研究員仔細地看了全文,然後慢條斯理地說,「中國沒有失業,只有待業,待業和失業是兩個根本不同性質的概念,我們不能把待業說成失業。」又說,「建立勞動力市場就是允許勞動力作為商品買賣,這也就是允許剝削,我們國家是不可能實行的。」整個談話中,他沒有說一個字的肯定或鼓勵的話。
   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其實也很可恨,望著他臉上飽經風霜的皺紋,我忿忿不平地想。他們在文革中活該被批鬥,因為在文革前他們蒙著自己的良心為這個壞政權歌功頌德,他們在五七年也活該被打成右派,因為五十年代初他們沒有搞清中共是怎樣的一批人之前,就舉著小旗在街上歡迎中共的軍隊。他們不僅曾經是受害者,也是盲目的幫兇者,他們對社會的不負責任最終導致社會對他們的不負責任。
   但我沒有說出口,因為他能接待我,和我談這麼多,已經是一種恩惠。我是通過「老道」的姐姐才有幸見到這位權威長者的。「老道」的姐姐已經結了婚,通過她丈夫的關係,現在她調到上海社科院工作,有一份相當輕鬆的工作,終於脫離了紡織廠車間裡震耳欲聾的噪聲和繁重的「三班倒」[5]工作。
   我感到由衷的失望。按理,像我這樣進行理論探索中的年輕人理應得到政府和老一輩理論工作者的支持和鼓勵,但是他們不但沒有支持,反而潑了一盆泠水。他們應該看到理論的荒蕪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步伐,但是他們無動於衷。
   我把我的不服和反抗都放在最後的一句話裡,「那我們走著看,我預計不到五年中國的失業就會被政府和理論界承認。」他也滿不在乎地說:「好吧,我們就走著看,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我們畢竟是社會主義社會。」他還加了一句:「如果那時大家都承認,那麼我也會承認。」
   我相信不是我的文章不好而遭到冷落,而是因為那些理論家對中國社會漠不關心,這種不關心已經遠到了冷酷的程度。或許他們長期受到侮辱和傷害,文革後他們僅僅得到短暫的平靜,并沒有恢復理論探討的勇氣和對社會的責任心;或許他們傷透了心,認為僅僅平反還不足以使他們對這個政府,這個國家說肺腑之言。在老年人寒氣逼人的目光裡,我太少不更事,甚至太幼稚天真了。
   
   正當我感到苦悶的時候,我們班的女指導員來了。矮小的,有一張孩子臉,梳著小辮的她很和氣地說她看了文章,覺得這樣主動地思考和探索問題是好的,正是黨中央提倡的。只是文章中最後提到的兩點解決方法,一是勞動力自由流動,二是引進外資,可能做不到。我說是呀,我也考慮到這些措施一下子難以做到,但這是方向,相信今後會逐步做到的。班級指導員的工作是關心學生的思想和生活問題,按理是不管專業學習,那麼為什麼是她來找我談這篇文章呢?當時我沒有細想這個問題。
   臨近年底,蔣克珍來通知我,讓我參加全院學術討論會,這是財經學院復校後第一次這樣的會議。會議決定安排幾個人在會上宣讀論文,我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學生。我并沒有特別的高興,因為原來我的期望是引起全國理論界的哄動,現在僅僅引起學院的注意,那只是比沒有好一點。
   因為失業問題還是個禁區,我不想讓教師們在會議上為難,所以決定在會議召開之前的一個星期趕寫另外一篇論文。寫什麼好呢?既要和我們學校有關,又要顯出我的實力。結果我找到了一個最好的題材,就是我們的教科書《商業經濟學》,這本書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教授高鴻業編寫的,他是當時這這個領域的國家級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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