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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30第五章第一節大學第一年

第五章 上海財經學院[1](1979~1980) 
   
   第一節 大學第一年
   
   到財經學院的第一天是朱蓓莉陪我去的,那是七九年春節的前幾天。

   那天是報到,領書,沒什麼大事。我想讓小朱去看看學校,讓她分享一下我考上大學的喜悅,也見識一下大學,把她心中底層社會的陰影逐步減除。我希望她今後把頭抬起來,看著遠處,看著高處。
   上海財經學院座落在中山北一路三六九號,對門是上海外國語學院和復旦大學分校。雖然這個學校不是我早先理想中的,但是命運選擇了它。當我想到經濟建設必然是文革後國家首選的目標,經濟理論和經濟工作往後會越來越吃香,得到錄取通知時最初的沮喪漸漸消失。
   正門掛著學院的木牌子,門口右側有個寫著「傳達室」卻空無一人的小木房。對著門是一條不寬的水泥路,路兩邉是多年沒有修剪,雜亂的冬青和一些光禿禿的樹,冬青和樹之間是荒蕪破敗的花園。沿著這條小路走不多遠就是一幢半舊不新的火柴盒似的二層樓房,樓房後面是一個破破爛爛的足球場,旁邊停著一輛裝滿沙石的卡車,可能是準備修整足球場用的。操場那頭是幾幢小樓和一個後門。就這些,再沒有什麼了。
   文革初因為看大字報,我去過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給我的印象,校園很大很大像個公園,初次走進去很容易迷路。相比之下這個財經學院就顯得太小了,有些重點中學都比它大,而且還顯得太荒凉。四年以後,當我離開這個學校的時候,我想這其實是我國經濟和理論學術界的一個象徵。
   我和小朱走上那幢樓的二樓,在一個貼著貿易經濟系幾個字的教室前推門進去。登記的手續辦得很快,把名字一報,完了就是領書。周圍的人都是陌生人,雖然馬上就是同學了,但互相之間都沒有打招呼,面面相覷,擦肩而過。一般情況下,中國人總是過份拘謹的不善交際的,我們也不例外。
   完了出來,我和小朱的心情都很愉快,她是為我高興,我是為有書讀而高興,讀書是我的夢想,如今夢想成真。雖然是冬天季節,但我們正感受著人生的春天。那天她穿著一件紅色的呢大衣,臉給風吹得紅通通的,象一朵紅紅的玫瑰。只要有小朱在我身邊,我的心就覺得無比的安詳。一路上我不停地講話,她默默地但很陶醉地聽著我的每一句話。我們都對前途充滿著信心,愛情和事業,似乎都不成問題,想像不出今後的道路上還會有任何困難和麻煩。
    那天我們還商定,以後我在滬南服裝店的工資就由她為我代領,每個月我拿十元零用,其餘的大約三十元錢就由她管,或存或用都由她看著辦,我可以一門心思讀書。這以後,我很多年沒有去過滬南服裝店,其實想起和公司總經理的那場吵架我也有點不好意思去那裡見以前的同事。我們還決定等到我倆年齡的總和滿五十五歲(這是政府允許結婚的規定年齡)時,有了房子馬上就結婚。[2]當然房子始終是個問題,我告訴小朱,上海原企業主的團體──「工商聯」成立了一家名叫「愛建」的公司,正在造房子,房子先賣給華僑,以後造多了,還會賣給象我家那樣的「資產階級」。
   為了慶祝新生活的開始,我們在南京路上一家有名的飯店吃了晚飯。點菜付錢都是小朱的事,她點了三個菜,比我倆的規定多了一個,還額外要了一瓶啤酒,我又破例提議加一個她最喜歡吃的糖醋小排骨。這遠遠超過了我們規定的每頓外出吃飯不得超過三元錢的限額,但我們太高興了,所以都不在乎有一次破例。我一邊吃一邊講我的學習計劃和遠大的愿望,我很早以前就夢想成為一個大學教授或理論權威,現在有可能實現這個愿望了。她聽了也很高興,於是告訴我她母親對我的企望,她母親希望我成為一個技術工人,因為有些退休的老工人受聘成為鄉鎮企業的技術顧問,工資有幾百元,比國營企業工程師的工資還高,她母親看了很眼紅。七十年代後期,中共實行新政策,允許中國鄉鎮在國家計劃之外發展經濟開辦企業,而在這之前,這被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
   我問她的願望是什麼,她低著頭想了一會才說,她只希望我好,我好了她就滿意了,這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她對自己的文化學習沒有信心,說「我學不好,你不會怪我吧?」
    *  *  *
   和我同桌的曹陽同學,七二屆的中學生,當時才二十三歲。他因為曾經胃出血的關係臉色略顯蒼白,尤其顯得格外清秀、英俊。全班六個中共黨員,他是最年輕的一個。他的父親是上海市一個郊縣的黨委書記,是個真正有權有勢的官員。曹陽卻從不炫耀他的父親和他的家庭。
   中共習慣把官員稱為幹部,因此許多人常常把中國的幹部級別和官員職位混淆,造成誤會。當聴說某人或某人的父親是高幹,就會以為那人或那人的父親是個高官,或者至少是個官員。尤其西方人容易上這個當,因為在西方國家沒有幹部和幹部級別一類的概念。其實幹部級別的確切含義是指中共黨內的資歴而不是指官職,以及與官職相關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通常來說,幹部級別僅僅代表一種身份,就像清朝「八旗」[3]那樣的貴族身份。有的人幹部級別很高,但不一定擔任政府職務或中共職務,可能僅僅是個普通的農民或工人;有的人幹部級別很低,但卻可能是中央領導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文革時期的王洪文。
   進校不久,曹陽就被系領導指定為班長。他無論做工作還是待人接物都很熱情得體,在老師面前也懂得維護學生利益,所以同學們都很喜歡他。
   有了班長,第二步就要確定班委會和課代表,這是中國大學當時的規矩。因為我的高考成績班上第二,以前又擔任過團幹部,所以穿一件灰色短呢上裝的班主任蔣克珍就來教室找我。她在我的前排坐下,身子朝著兩排課桌間的過道,然後把臉轉向我。她四十出頭,圓臉,膚色粗黑,剪一頭短髮,做事、說話都很干脆,大笑起來聲音很響很尖,這時候便像個紗廠擋車女工。她是五十年代的工人調幹生[4],畢業後擔任財經學院的政治指導員,復校後她成為貿經系黨支部副書記。我第一次看她講話的樣子就斷定她是半路出家的知識分子,缺少那種高雅的氣度。
   她說話開門見山,要我當學習委員,我拒絕了。她又說那麼你當個課代表吧,我也拒絕了。我也沒說什麼理由,要說也說不出什麼。學習委員算是班幹部,那可是個好差事,方便和系領導接近,給領導一個好印象,以後可以分配到好工作,那可是一輩子的事,許多人眼紅著呢。但是我想的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對今後的畢業分配我根本不感興趣,往後的四年誰保得準發生什麼事呢?而且我也不希罕領導的好印象。說穿了,我只想自己安安心心讀書,自己讀書還忙不過來呢。她看我毫不動心就怏怏地走了。
   我沒有給她面子,甚至一句客氣的希望她諒解的話都沒有,因此我有些忐忑不安。以後每次見到她時我就注意她的臉色,她倒是沒什麼,總是笑呵呵的,所以我想大概是我多慮了。逐漸地不知怎地我開始有點佩服她,因為她給我們上商業經濟學課,講課非常認真,而且很有條理,並不是完全照搬書的內容。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不得不承認她備課時化了不少心血。但是我從感情上還是不喜歡她,我斷定她是個中共黨棍。所謂「黨棍」就是依靠中共權勢過日子,聽命於黨的號召的那些人,平時沒事,中共的政治運動一來,他們就跳出來,就動手整人。中共壞並不僅僅毛澤東一個人壞,那些黨棍是中共劣根性的具體表現和社會基礎。即使有了文革的教訓,中共的黨棍們遠遠沒有悔悟,對於中共造成的歷次災難,他們認為他們沒有責任,一切錯都在上面,因此他們問心無愧,活得舒坦。
   
   所有的課我都不怎麼喜歡,除了英語課。教我們英語的先是一個廿歲的小老師,剛剛從外語學院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不久,又換了個頭髮花白的老教師。她說話講課的樣子像個充滿愛心的老母親,教的課也非常好,處處顯出她豐富的教學經驗和良好的學養。英語課從第一課ABC開始,這對於英文有些基礎的同學們,就覺得沒意思,她就建議那些同學上課時可以做其它事。這和我們以前習慣的中學教學完全不同,中學裡的老師從頭到腳管著學生,現在大學裡的老師成了學生的朋友,這種新感覺使學生們很感動也很舒服。
   不久,學院成立了一個英語高級班,集中了全校各系近二十位英語基礎比較好的同學,貿經系包括我在內有五個同學被調到這個班。教課的庄老師,是一個和靄可親又令人肅然起敬的老先生,聽說五九年才從美國留學回來。頭髮梳得很整齊的庄老師平時穿一雙白色回力牌球鞋,因為中國的中年人都穿皮鞋,不穿球鞋,所以庄老師走進走出,都顯得於眾不同。那時我想可能美國人特別喜歡穿球鞋,他保留了這一奇特的美國習慣。財經學院留洋回來的教師并不很多,他可能是水平最高的教師之一。我們高級班的教材是一種盜版的英國人編寫的課本,內容比普通班使用的許國璋編的教材有趣味得多。
   我很喜歡庄先生的課,他的教授方法使我聯想到美國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和創造能力的啟發式教育。在這個英語高級班上,我的長項是單詞量,我的弱項是聽力和發音。每次聽寫的時候,我就大出洋相,成績可能是全班最差的一個。剛開始的時候,庄老師用英語講課,我一點也聽不懂,反應不過來。整本教科書,沒有一個陌生的字,但老師唸課文時,我沒有一句話聽得懂。我的發音也同樣地可怕,好幾次輪到我站起來讀課文時,老師的眉頭就會湊起一起。像我這樣的學生在這個班上也有幾個,他們和我一樣都是文革中自學英語的人。
   文革時我自學英語,只注重學習英語詞彙,囫圇吞棗地看完一本又一本英文讀物,卻忽略了聽力的訓練。七二年,中美關係開始接近,上海廣播電台開播英語班,那時我在崇明農場,如果堅持每天聽,我的聽力可以得到改善,但我那時卻覺得那個英語班對我來說太淺易,而放棄了這個機會。到了這個英語高班,我追悔莫及。
    張桁是我們班裡出來一起上高級班的女同學,和我同齡。進大學之前,她從里弄生產組借調在一個中學教英語,她的聽力和發音、以及語法顯然都很好,常常受到庄老師的好評。她是一個很溫和的人,我喜歡和她開玩笑,有一次我故意說她姓名是張牙舞爪的張,橫行霸道的橫,她便裝著生氣。有時候我也和她討論一些經濟理論問題。她是個有獨立見解的人,但對我刨根究底的學習態度和研究的方法並不贊同,有時她會說,「你為什麼想得這麼深呀?這是理論家的事,我們只要過得去就是了。」
   高級班的另一個男同學邱松年也來自我們班,但我們從來不討論理論問題,因為忠厚老實、不善言談的邱對這些問題完全沒有興趣。他是六七屆的高中生,文革中也在里弄生產組呆過。他是我外婆家的鄰居,他的父親在香港擔任會計師。當時學校學生宿舍一直不夠,許多比我們住得遠的同學優先住進了,卻輪不到我們。邱松年和我一樣,并不喜歡住校。在我來說,家裡的生活條件遠比學校的好,況且我們每天騎自行車來回學校和家之間是很好的體育鍛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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