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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藏中和谈的突破点(旧文重发)

   安乐业:探索藏中和谈的突破点(旧文重发)
   
   
   文章摘要: 通观从2002年到至今的藏中第六轮接触,仍然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之中。一方面,这个主要取决于北京方面的诚意不够,采取了"借接触拖延解决问题"的战术,如此谁也无法向北京施加压力。现今的藏中接触反倒成了北京缓和国际压力的工具
   

   
   作者 : 安乐业,
   
   
   發表時間:8/6/2007 《自由聖火》
   
   通观从2002年到至今的藏中第六轮接触,仍然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之中。一方面,这个主要取决于北京方面的诚意不够,采取了"借接触拖延解决问题"的战术,如此谁也无法向北京施加压力。现今的藏中接触反倒成了北京缓和国际压力的工具,而且,北京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控制西藏喇嘛转世和言论等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控制。这也说明了当年(即1979年)藏中接触的主因非解决西藏问题而北京没有顶住苏联强烈关注西藏的压力。 真如一位西藏网友对笔者说:"具体都谈了些什么呢?确实比较感兴趣,期待进一步的报道。不过很有可能是北京做给世界看的一场戏而已,就北京来说可以缓解国际压力。就西藏来说可以怎样呢?这样的事情如果仅仅是演戏的话对西藏是否有损失?不能无原则地退让,虽然境内的西藏人期待仁波切的归来,但是还要以长远的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三区的统一不能妥协。还有西藏的适当外事权也要争取。保障西藏民族在西藏的多数。明晰西藏产权。西藏拥有自己的旗子。 实行真正的政教分离,中国政府不干涉西藏宗教事物。向世界全面开放西藏。不过,以中国今天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所以西藏问题的进一步国际化是西藏人讨价还价的资本。当然这是就政府之间谈判来说的。 "
   
   另一方面,达兰萨拉在解释"西藏接触"方面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比如,最近达赖喇嘛特使嘉日洛珠先生扬言说:"中国当局指控达赖喇嘛搞分裂。在我看来,真正的分裂分子是一些极左派的中共干部,他们是文革残余势力,例如现在的中共西藏自治区书记。大家看到,他们现在的言论不仅仅不负责,我也告诉跟我会谈的中国代表,这样的人太给中国丢脸。难道中国愿意让这样的人来对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新面貌吗? " 其实,这些左派中共干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阻力,只是一群实施决策的打手而已。 嘉日先生身为调节者不应该指责实施决策的那帮人士,更应该指责谁在指使这帮人士,因为,嘉日先生毕竟不是党内或北京统治下的人,有必要向对方说清楚藏中接触无法进展的根本原因,这个问题党内或北京统治下的人是无权过问的禁忌。 或者要向北京问清楚外交部发言人为何一直否定他们为达赖喇嘛的特使?难道这也是那些左派中共干部的行为吗?笔者说过"宁要藏人跟藏人接触不可,首先斯塔先生等人必须要跟平措旺杰(平旺)先生与他的主张(即平旺先后两次致胡锦涛的信件)达成共识,才能有资格接触达赖喇嘛特使谈西藏问题,否则,谁也不会愿意参与这场假戏,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一场不见血的自相残杀式假戏。尤其是统战部并非决策机构,而是个地道的实施决策的单位,身为藏人的斯塔先生等人更不例外。 " 难怪前三轮接触中向北京方面没有说清"独立"(Independent)和"自由"(Freedom)的区别,辛亏第四轮接触中才嘉先生才向对方说清楚了那些字的区别,对此,达赖喇嘛应该增任一名懂中文的特使,否则,并非没有前功尽弃的可能。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也不是什么划时代意义的许诺,因为,邓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华国锋主席的副手而不是有实权的领袖,而且,从1977年四月左右"华国锋呼吁全面恢复西藏的风俗习惯"看,这一切源于华国锋而非邓小平。邓小平后来取代华国锋的一次谈话中道出了以上推理的正确性,在 1980年8月26日, 邓小平对班禅喇嘛谈话时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 …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你的《七万言书》有一部分是对的,有的部分是错的。邓小平希望班禅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 而且,同年5月3日,西藏流亡政府派遣的二支考察团(即丹增南杰,络桑金巴,彭措旺加,次仁多加,白玛甲布)从印度前往西藏。第二支考察团被北京政府以"挑拨群众造反,危及祖国统一"的罪名驱逐出境。最重要的证据还是1980年3月14日-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所谓"西藏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制定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4月7日转发了这个纪要。据北京媒体报道:所谓"同年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具体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座谈会始终贯穿和集中实践了邓小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会议指出:发展西藏建设,仍然应当主要依靠西藏党政军和各族人民,同时中央各部门也要加强对西藏工作的正确指导,组织全国各地给他们以支援和帮助。" 邓先生对西藏问题等采取的最关键性的步骤应为1984年5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这个法案意味着解决民族问题立了法,法是裁定"是"与"不是","真"与"非"的工具,而容纳不了"是非兼并的空间"。
   
   因此,谁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北京如何才会接受这个选项呢?从《谈判学的》角度讲,双两方之间并不存在沟通不足的障碍,而有沟通过度的结果。因此,笔者建议国际社会以及各援藏团体和个人,本着地球村利益均衡、人类得以相对幸福的愿望,应当敦促各国在"西藏问题"解决之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并在"西藏问题"谈判业已谈出实质性结果之后, 各国可以收回对西藏流亡政府的承认,这恰恰是推动"西藏问题"最终获得解决的最佳举措之一。 最近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尼玛次仁在拉萨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的沟通渠道一直是开放的。达赖喇嘛必须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并且停止'破坏'活动"是北京方面授意的老调,没有任何新意。当然,藏中和谈的突破口应当是北京收回1959年时任总理周恩来签署的所谓"解除西藏地方政府职务声明"入手,修改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核心。这有利于围绕雪域高原为水源的亚洲人民(包括中国)继续生存和悬而未决的印中边界谈判,世界均衡的地缘战略等重大问题的解决。
   
   8/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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