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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来源:观察
   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为扭转台湾经济的颓势,一厢情愿地将希望寄托于大陆身上。谁知,陆客游台和陆资入台,都是雷声大而雨点小,对台湾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于是,一边是急欲从大陆得到更大的好处的马英九政府,一边是企图以经济利益将过去不听话的台湾牢牢锁定的中共当局,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拍即合。于是,台中展开便新一轮的“陈江会”,以签署一系列两岸经济合作的协议。
   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台湾经济之病症可以靠大陆的外援来“起死回生”。就好像一个病人倘若失去了造血功能,靠别人输入再多的血也救不了命一样。更何况那个输血给你的人,还“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故意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呢。台湾的复兴,还得靠自己,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星云大师的看法:“台湾现在处于弱势,佛家说逆来顺受,但不是没有尊严的。我想台湾要创造我们道德的伟大、人格的伟大、文化的伟大、包容的伟大、慈悲的伟大、人格道德的提升,这比经济啊、大炮飞弹啊,都还要重要。”
   此次陈云林访台,去年“开大门走大路”的声明犹在耳边,为避开呛声群众,他却未走航站大门,不敢直面抗议民众,而是搭车经机场道路走旁门离开。为保护陈云林,台湾警方当天一早就在清泉岗机场部署重兵,约两千名警力拉起两层封锁线,把航站围得像铁桶一般,同时封锁中清路长达一公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甚至租借至少三十户民宅监控,屋顶到处可见特工人员。有台湾媒体感叹说:“令人宛如置身战地或重返戒严。”我想,陈云林沿在途看到这样宏伟的阵势,大概也会感到洋洋自得吧。以陈氏在北京的地位,不过是一名“一抓就是一大把”的副部长而已,出门连警车护送都不可能有,又哪里享受过这种国家元首一般的待遇呢?而台湾当局为这个如此低层级的官员不惜兴师动众、翻天覆地,简直就是自贬身价、自取其辱。
   虽然台湾警方和台中市府无所不用其极,盼阻绝民众向陈云林呛声的机会,但陈云林仍难逃如影随形的呛声群众。不但参观中台湾房价最高豪宅“联聚信义大厦”时,有抗议民众挥舞着“我是台湾郎”的T恤并高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陈下榻的裕元花园酒店更成为各路人马“围攻”的标的,民进党市议员推出“一中一台”的气球、台联议员施放高空烟火、“海洋之声”电台出动计程车、救台湾行动联盟升台湾国旗,各出奇招向陈云林呛声;法轮功成员和在台藏人也在酒店周边持标语表达抗议。由此可见,经过了三十年的民主历程,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即便国民党梦想重回到两蒋时代的“一言堂”亦不可得。“万马齐喑”唯有“一马(英九)鸣”的格局,也只有在彼岸才可能出现——在中共治下,十三亿民众都只能听一个人的“胡(锦涛)言乱语”。

   陈云林毕竟是一个见过些世面的外交官。遇到台湾民众的抗议,他并没有像被在剑桥大学被学生扔鞋子的温家宝那样恼羞成怒、大失风度,而是颇有雅量地对媒体表示:“对乡亲们表达不同意见,反对我来,不欢迎我来,我们会绝对尊重。”于是,大陆媒体以《陈云林:绝对尊重不同意见》为题作大幅报道,仿佛以陈云林为代表的中共政权,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了。作为上国使节,即便遭遇到藩国蛮夷之不敬,亦能“如蛛丝般轻轻抹去”。陈云林不仅表示尊重不同意见,而且还加上“绝对”二字,就差没有捶胸顿足、赌咒发誓了。但是,大家该相信他吗?
   我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陈云林为什么要“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共的解放军还没有在台湾登陆,中共的宣传部还没有管制台湾的媒体,所以他不得不作出一副礼贤下士、兼听则明的姿态来笼络人心。如果有一天,中共的解放军在台湾登陆了,中共的宣传部统领台湾的大小媒体了,下至陈云林、上至胡锦涛,必定会立即变脸,拿出他们在大陆“防民之口,如同防川”的那一套做法来,哪里会容得下一点不同意见呢?而台湾可怜的民众就只能“道路以目、沉默似金”了,哪里有机会发得出一丁点不同意见呢?
   当年的国共之争,共产党便是通过玩这套把戏席卷大陆,将国民党逼到了小小的孤岛之上。如今,国民党难道又要重蹈覆辙,再度接受中共“请君入瓮”的建议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共产党在实力尚未占绝对上风的时候,将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套术语说得天花乱坠。学者笑蜀编辑有《历史的先声》一书,副题为“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本书摘选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间中共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比如毛泽东一九四四年答记者问说:“中国是有缺陷,而且是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比如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比如《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社论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顽固坚持一党独裁长达六十年之久,比之当年的国民党更酷烈千百倍。这些话,如果不看出处,简直就是刘晓波等异议人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反动言论。自然,这本书很快就被静悄悄地查禁了。
   就在“陈江会”把酒言欢、阳光灿烂之际,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北京当局开庭审判刘晓波案。比起那些用各种“身体语言”向陈云林呛声的台湾“老乡”来,刘晓波可是一位“温柔书生”。二十多年前,在六四屠杀前夕,刘晓波挺身而出与戒严部队谈判并劝说学生撤离广场,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屠杀。此后,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以一支笔对抗一个帝国,如余英时先生赞扬的那样:“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它有一天回到文明主流。”刘晓波四度因言入狱,长期受到警察的监控和骚扰。此次因为参与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令中共当局如坐针毡,遂再度对他下毒手:先是非法绑架,再是宣布逮捕,然后悍然开庭审判,既罔顾国际舆论,更不屑于国内民意。
   “陈江会”的笑谈与刘晓波的受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息息相关。台湾民众可要小心了:今天中共如此对付刘晓波,明天就会如此对付你们。他们对自己治下的百姓都如此残忍,对企图染指的你们又怎会心慈手软呢?在刘晓波受审的前一天,北京便已是风声鹤唳。政治警察和派出所所长等多人上门来约我谈话,一大队人马围在我家门口。他们威胁说,因为刘晓波案开庭,不准出门,若非要出门不可,必须坐他们的车辆。像我这样受到“优待”的人士,在北京便有数十人。这个庞大的政权如此外强中干,可谓心虚到了极点,仿佛不是他们在庭审刘晓波,而是他们自己在受审。他们连起码的司法公正的面纱都不要了。
   我想问一问陈云林,问一问胡锦涛:你们何曾尊重过刘晓波和其他中国公民的“不同意见”,更遑论“绝对尊重”呢?如果你们不尊重大陆民众的不同意见,你们宣称的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当然是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像刘晓波这样一位“动笔不动手”且手无寸铁的作家,共产党都要将其投入黑牢;那些走上街头用种种方式抗议陈云林访台的“乡亲”们,如果在中共治下,该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幸亏解放军没有在台湾登陆,幸亏中宣部没有管制台湾舆论,所以,刘晓波的近作《大国沉沦》还能在台湾出版,而陈云林即便是说谎,也不得不表示要“绝对尊重”不同意见。台湾人民有福了,台湾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才获得的民主自由,应该好好珍惜,不可为了蝇头小利而拱手相让。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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