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杰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余杰文集]->[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余杰文集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
*
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
*
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经李和平律师推荐,我读到了一本名为《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的书稿,并与作者野靖环女士见了一面。这是一本每一页都让人目不忍睹的书稿,我一边阅读一边想:作者该是一位多么勇敢的人啊,像林昭、张志新和李九莲吧?当我与作者见面的时候,发现她是一位文雅、温柔亦不乏刚毅之气的女士,两鬓斑白而目光炯炯。十一年的上访与多次被抓捕、关押、劳教,重重苦难并没有压倒她,她在诉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言谈沉稳,神情平和,不像有些“上访专业户”那样语无伦次、泣不成声。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在巨大的痛苦渐渐沉淀之后,是灵魂深处的宁静安详与波澜不惊。
   作为李鹏的小儿子李小勇负有直接责任的“新国大”金融欺诈案的五千名受害者之一,野靖环放弃了国企工作人员的“体面”身份,成了上访“专业户”。二零零七年年三月四日,她与其他十六名上访人来到中央电视台,寻求央视舆论监督法院违法的问题。他们在央视东门旁仅仅停留了十五分钟,便被四十多名警察包围,强行带到海淀区永安路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拘留。由于有“前科”,她被拘留十四天后,又改成逮捕,转押至海淀区看守所。十六天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一年九个月。四月二十日,她被押送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团河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由此开始了在这个人间地狱“脱一层皮”的生活。
   被国家暴力机器剥夺自由,是无数追求自由和公平正义者付出的沉痛代价。我历来关注那些失去自由的人写的文字,如罗莎•卢森堡之《狱中书简》、葛兰西之《狱中札记》、朋霍费尔之《狱中书简》等。在当代汉语世界中,也有不少囚徒留下的文字,如王丹之《狱中回忆录》,江棋生之《看守所杂记》,徐文立之《狱中家书》,以及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黑色书系”中阿妈阿德之《记忆的声音》、秦耕之《中国第一罪》、李贵仁之《中国巴士底》等。这些文字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院的情形。野靖环的这本书则填补了一个空白——她所揭露的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狱”,即“劳教调遣处”。这是看守所与劳教所之间的中转环节,正因为其“流动性”的特征,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被关押者的人权更是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这一严重违宪而存在的机构,是处于人权活动家和法律学者视野之外的一个“死角”。这本书对调遣处的揭露,使得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流水线”不至于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有了这本书,“伸手不见五指”的劳教制度暴虐凶残的全貌便呼之欲出了。
   受虐者的非人化与施虐者的非人化

   如果不是阅读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被劳教人员都要先被关押在“调遣处”。为什么当局要多此一举呢?多了一个环节岂不是增加了劳教的成本?这套制度自有其设计的“合理性”:调遣处是给劳教人员“立规矩”、“学规范”的地方,如果是劳教时间较长的对象,在经过两三个月的训练之后,接着被遣送到劳教所;如果是劳教时间不长的对象,则有可能在此处完成其全部的劳教时间。
   法国思想家福柯通过对监狱制度的考察,写出了探讨权力的构造与运行的杰作《规训与惩罚》。他用“政治解剖学”的手段,将监狱史解读为“肉体史”和“精神史”两部分,他强调这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的历史”。遗憾的是,福柯不是中国人,他也没有到过中国,不知道中国的监狱制度和劳教制度的真相,更不知道中国有一个“调遣处”这样的机构。被宣布劳动教养的对象,是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而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却被国家暴力机器“合法”地剥夺人身自由并被送到比监狱更暗无天日的“调遣处”,这是生活在法治社会的福柯所无法想象的事实。我相信,以福柯的天才,若将《不虚此行》作为素材来研究,一定能写出更为精彩的《规训与惩罚》的续集来。
   作者将调遣处喻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她刚被送到调遣处,女警官的第一训话便让人不寒而栗:“从今天起,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是劳教人员!这里和拘留所、和监狱都不一样,这里是半军事化!别管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到了这里,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无论队长说什么,你的回答就是一个字‘是’,过门喊‘报告’,听到名字答‘到’。‘报告、到、是’三句话要牢牢记住!”女警官的嗓音清脆、尖利,她的话语直刺“新人”的心扉:“你们跟队长说话的时候,要距离两块砖的地方立正站好,低着头看着脚,不许看着队长眼睛。你们在外边跟别人说话,看着人家的眼睛是尊重别人;在这里你要是看着队长的眼睛就是不尊重队长,知道了吗?”在这番训话之后,在施虐者和受虐者、人与非人之间便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所炫耀的“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吗?
   我在与作者交谈时,她站起来向我示范了一下打饭的过程,让我看得傻了眼:两只手端着饭盆、在女警察面前低头、弯腰、双臂伸进放在地下的菜桶里,要伸到离菜最近的位置。这个动作跟下跪也差不多了——男队就完全就是下跪,而女队要稍稍“文明”一点。这样的位置可以使队长用勺子盛了菜之后稍微抬起来一点儿就能放到你的饭盆里。同时喊报告词:“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打饭。”打饭后,还要喊:“谢队长!”这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使得打饭的效率大大降低。那么,管理当局为什么要为此而牺牲效率呢?这个程序刻意将被劳教者置身于比乞丐还不如的位置上,它的设计者们就是要让被劳教者丧失起码的尊严感。当一个人沦落到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地步,对其实行统治就易如反掌了。
   调遣处的难友们总结出警官们的四大工作法则——“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在调遣处,野靖环因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人权,曾遭到被禁止上厕所、罚站、不给看病等惩罚,因为年龄和案件的敏感度的关系,她没有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但是,她看到了若干难友们被殴打以及被警官故意挑动互相殴打,比如一位血压高达一百八十的老太太,被女警官强迫一遍遍地练左转、右转,这名女警官用折磨别人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野靖环感叹说,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却成为一个冷血残忍的狱卒,“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写下了五名女狱卒的真名。她在获释之后曾给她们去信,希望唤醒她们的良知。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如石沉大海。于是,她不得不公布她们的名字和职务,这也许是促使她们收敛其恶行的唯一办法:杨亚楠,九大队大队长;杨敏,九大队副大队长;袁源,九大队副大队长;张宏,九大队民警;李颖,九大队民警。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人的亲人有可能阅读到此书,当她们的亲人拿着这本书去质问她们的时候,她们该如何回答呢?我更相信,在未来实现民主宪政的中国,这些作恶者都会像德国电影《朗读者》中的那个女主人公一样,因其狱卒生涯而受到法庭的审判,这一审判不是为了报复,乃是为了公义。
   劳教制度将被劳教者变成非人,而劳教制度的实施者们也不自觉地非人化了。这些狱卒同样也是女儿、母亲和妻子,当她们假日去探望自己的妈妈的时候,敢告诉妈妈自己刚刚折磨了一个与妈妈同龄的老太太吗?当她们下班去幼儿园接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敢告诉女儿自己刚刚虐待了一个别的小朋友的妈妈吗?谴责某一个狱卒或警察的“坏”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无论是个人的良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教育都不足以制止她们人性的沉沦呢?野靖环从亲身经历中思考此现象发生的原因:“这些劳教警察,他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默认制度中的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把虐待、折磨劳教人员当作一种工作方式。绝大多数警察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在犯罪与作孽,或许也会有良心不安,但都会以‘执行命令’、‘为了生存’来为自己的道德过错辩护。他们越是肆无忌惮的折磨劳教人员,越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会从中获得快乐。”
   这一思考相当深刻。从被动作恶到主动作恶,是绝大多数狱卒和警察的“成长历程”。如德国思想家阿伦特所说,要成为那个“平庸的恶人”,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怜悯心”;如捷克思想家帕托什卡所说,罪恶的根源便是:“个体所扮演的角色退化为技术过程中一颗简单的齿轮,再确切一点说,便是非个人性。”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暴力的实现有“三部曲”:首先,暴力必须被认可(通过合法的命令、规范);然后,暴力必须变成一种手段;最后,这些手段必须变得大众化(通过规章条例)。在此过程中,残忍的行为也许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工作来完成,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最高尚的美德从此变为“认同几乎所有组织内部规章制度,而不再是自己的良知”。所以,纳粹集中营中的冷血狱卒并不是人类精神的独一无二的畸变,“我们不应以为只有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会促生这些条件。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团河调遣处,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只有一步之遥。
   “极权资本主义”时代的血汗工厂
   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极权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更为准确的定义。比如,在城市的野蛮拆迁和农村的新圈地运动中,用推土机将所谓的“钉子户”压死,向抵制征地的农民开枪,这些杀戮将资本主义最野蛮的一面展示无遗。而确保这些野蛮行径变成现实的,是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以及那些向共产党抛媚眼的西方跨国公司。从江泽民与澳门赌王的四姨太高歌一曲,到雅虎将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中国的安全部门,从花旗银行的董事挂名写《江泽民传》,到沃尔玛一边组建党组织一边订购中国的奴隶劳工生产的廉价产品……老祖宗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世界上居然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如同“披着羊皮的狼”的“共产党”。
   整个中国都是血汗工厂,看看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那些血汗工厂中的农民工的处境,看看山西的黑窑中那些被拐骗去的奴隶童工瘦骨嶙峋、形同鬼魅的模样,再回顾中学时候学过那篇夏衍写的《包身工》,才发现“芦柴棒”们简直像生活在天堂里。大概教育主管当局也觉得不好意思,害怕学生们立即将现实与历史作一个有趣的对比——就好像七十年代初,学生们到农村接受忆苦思甜再教育,老农民讲述当年如何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一不小心说出了真话,那不是旧社会,而是五九年——于是,他们便悄悄地将这篇经典课文从课本中撤下了。这个时代的准则是:既然有少数人要先富起来,那么更多人就得永远地穷下去。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