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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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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因为无知,所以无畏
·爱国港胞不可放过习近平的卖国行径
·剥开香港“爱国贼”的画皮
·李柱铭与胡锦涛,谁在“卖国”?
·投给叶太的十三万张票
·叶刘淑仪综合症
·香港与深圳水火不容
·谁之香港,何谓主权?
·“港台腔”与“北京腔”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香港是华人世界的灯台
·中共能活在二○一七年吗?
·奴隶主与奴隶的“沟通”
·自由港变成大监狱
·没有李柱铭的香港
·向香港新闻界的“巾帼英雄”致敬
·新华社如何报道香港立法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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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新官场现行记
·中国人还没有走出义和团的阴影
·谁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两朵金花耀中华
·习近平以北韩为师?
·连运钞车一起贪污的贪官
·赖斯访华,我失自由
·世界公园变动物庄园?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公开信
·写在奥运边上
·献媚中共的西方左派政客终将自食其果
·百姓为何痛恨警察?
·鲁迅和他的敌人仍然活在今天——论鲁迅思想的精华与软肋
·生态危机源于信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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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匪联袂的江湖
·历史大视野中布什总统的是非功过
·谁在用谎言折腾我们?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鲁迅与当代文坛
·七十年代人,仅仅是同龄
·一个懂得爱的人——王小波十年祭
·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我们需要拥抱吗?
·夏瑜的自觉
·我们如何宽恕日本?——兼论葛红兵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如何纪念抗战
·黑暗深处的光——读班忠义《“盖山西”和她的姐妹——山西日军性暴力十年调查》
·以民间文化交流解中日之结——中国作家余杰与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对话
·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在赎愆祭的观念下纪念"六四"二十周年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基督徒为什么要为“六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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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律师也要讲政治
·集权专制没有真正的智囊
·没有自尊,何来贵族?——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这是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关于《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的争论
·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感谢开胸验肺的伟大祖国
·金大中的国葬与刘晓波的入狱
·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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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兄弟
·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将独裁者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重要?
·毒奶粉的黑手成为第六代接班人
·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中国的柏林墙要立到几时呢?
·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从“面包时代”的七七宪章到“蜗居时代”的零八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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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来源:民主中国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经李和平律师推荐,我读到了一本名为《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的书稿,并与作者野靖环女士见了一面。这是一本每一页都让人目不忍睹的书稿,我一边阅读一边想:作者该是一位多么勇敢的人啊,像林昭、张志新和李九莲吧?当我与作者见面的时候,发现她是一位文雅、温柔亦不乏刚毅之气的女士,两鬓斑白而目光炯炯。十一年的上访与多次被抓捕、关押、劳教,重重苦难并没有压倒她,她在诉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言谈沉稳,神情平和,不像有些“上访专业户”那样语无伦次、泣不成声。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在巨大的痛苦渐渐沉淀之后,是灵魂深处的宁静安详与波澜不惊。
   作为李鹏的小儿子李小勇负有直接责任的“新国大”金融欺诈案的五千名受害者之一,野靖环放弃了国企工作人员的“体面”身份,成了上访“专业户”。二零零七年年三月四日,她与其他十六名上访人来到中央电视台,寻求央视舆论监督法院违法的问题。他们在央视东门旁仅仅停留了十五分钟,便被四十多名警察包围,强行带到海淀区永安路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拘留。由于有“前科”,她被拘留十四天后,又改成逮捕,转押至海淀区看守所。十六天后被宣布劳动教养一年九个月。四月二十日,她被押送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团河的“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由此开始了在这个人间地狱“脱一层皮”的生活。
   被国家暴力机器剥夺自由,是无数追求自由和公平正义者付出的沉痛代价。我历来关注那些失去自由的人写的文字,如罗莎•卢森堡之《狱中书简》、葛兰西之《狱中札记》、朋霍费尔之《狱中书简》等。在当代汉语世界中,也有不少囚徒留下的文字,如王丹之《狱中回忆录》,江棋生之《看守所杂记》,徐文立之《狱中家书》,以及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黑色书系”中阿妈阿德之《记忆的声音》、秦耕之《中国第一罪》、李贵仁之《中国巴士底》等。这些文字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院的情形。野靖环的这本书则填补了一个空白——她所揭露的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监狱”,即“劳教调遣处”。这是看守所与劳教所之间的中转环节,正因为其“流动性”的特征,生存环境更加恶劣,被关押者的人权更是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这一严重违宪而存在的机构,是处于人权活动家和法律学者视野之外的一个“死角”。这本书对调遣处的揭露,使得中国的古拉格群岛的“流水线”不至于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有了这本书,“伸手不见五指”的劳教制度暴虐凶残的全貌便呼之欲出了。
   受虐者的非人化与施虐者的非人化

   如果不是阅读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被劳教人员都要先被关押在“调遣处”。为什么当局要多此一举呢?多了一个环节岂不是增加了劳教的成本?这套制度自有其设计的“合理性”:调遣处是给劳教人员“立规矩”、“学规范”的地方,如果是劳教时间较长的对象,在经过两三个月的训练之后,接着被遣送到劳教所;如果是劳教时间不长的对象,则有可能在此处完成其全部的劳教时间。
   法国思想家福柯通过对监狱制度的考察,写出了探讨权力的构造与运行的杰作《规训与惩罚》。他用“政治解剖学”的手段,将监狱史解读为“肉体史”和“精神史”两部分,他强调这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的历史”。遗憾的是,福柯不是中国人,他也没有到过中国,不知道中国的监狱制度和劳教制度的真相,更不知道中国有一个“调遣处”这样的机构。被宣布劳动教养的对象,是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而没有被法庭定罪的公民,却被国家暴力机器“合法”地剥夺人身自由并被送到比监狱更暗无天日的“调遣处”,这是生活在法治社会的福柯所无法想象的事实。我相信,以福柯的天才,若将《不虚此行》作为素材来研究,一定能写出更为精彩的《规训与惩罚》的续集来。
   作者将调遣处喻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她刚被送到调遣处,女警官的第一训话便让人不寒而栗:“从今天起,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要牢牢记住自己是劳教人员!这里和拘留所、和监狱都不一样,这里是半军事化!别管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到了这里,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卧着!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别拿自己当人看。……无论队长说什么,你的回答就是一个字‘是’,过门喊‘报告’,听到名字答‘到’。‘报告、到、是’三句话要牢牢记住!”女警官的嗓音清脆、尖利,她的话语直刺“新人”的心扉:“你们跟队长说话的时候,要距离两块砖的地方立正站好,低着头看着脚,不许看着队长眼睛。你们在外边跟别人说话,看着人家的眼睛是尊重别人;在这里你要是看着队长的眼睛就是不尊重队长,知道了吗?”在这番训话之后,在施虐者和受虐者、人与非人之间便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所炫耀的“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吗?
   我在与作者交谈时,她站起来向我示范了一下打饭的过程,让我看得傻了眼:两只手端着饭盆、在女警察面前低头、弯腰、双臂伸进放在地下的菜桶里,要伸到离菜最近的位置。这个动作跟下跪也差不多了——男队就完全就是下跪,而女队要稍稍“文明”一点。这样的位置可以使队长用勺子盛了菜之后稍微抬起来一点儿就能放到你的饭盆里。同时喊报告词:“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打饭。”打饭后,还要喊:“谢队长!”这是一个复杂的程序,使得打饭的效率大大降低。那么,管理当局为什么要为此而牺牲效率呢?这个程序刻意将被劳教者置身于比乞丐还不如的位置上,它的设计者们就是要让被劳教者丧失起码的尊严感。当一个人沦落到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地步,对其实行统治就易如反掌了。
   调遣处的难友们总结出警官们的四大工作法则——“打击你的自尊;毁灭你的灵魂;贬低你的人格;损害你的健康。”在调遣处,野靖环因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人权,曾遭到被禁止上厕所、罚站、不给看病等惩罚,因为年龄和案件的敏感度的关系,她没有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但是,她看到了若干难友们被殴打以及被警官故意挑动互相殴打,比如一位血压高达一百八十的老太太,被女警官强迫一遍遍地练左转、右转,这名女警官用折磨别人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野靖环感叹说,一个原本善良、阳光的正常女孩,却成为一个冷血残忍的狱卒,“调遣处摧残的不只是劳教人员,还摧残了许多年轻的管理工作者善良的人性”。
   在这本书中,作者写下了五名女狱卒的真名。她在获释之后曾给她们去信,希望唤醒她们的良知。遗憾的是,这些信件如石沉大海。于是,她不得不公布她们的名字和职务,这也许是促使她们收敛其恶行的唯一办法:杨亚楠,九大队大队长;杨敏,九大队副大队长;袁源,九大队副大队长;张宏,九大队民警;李颖,九大队民警。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人的亲人有可能阅读到此书,当她们的亲人拿着这本书去质问她们的时候,她们该如何回答呢?我更相信,在未来实现民主宪政的中国,这些作恶者都会像德国电影《朗读者》中的那个女主人公一样,因其狱卒生涯而受到法庭的审判,这一审判不是为了报复,乃是为了公义。
   劳教制度将被劳教者变成非人,而劳教制度的实施者们也不自觉地非人化了。这些狱卒同样也是女儿、母亲和妻子,当她们假日去探望自己的妈妈的时候,敢告诉妈妈自己刚刚折磨了一个与妈妈同龄的老太太吗?当她们下班去幼儿园接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敢告诉女儿自己刚刚虐待了一个别的小朋友的妈妈吗?谴责某一个狱卒或警察的“坏”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无论是个人的良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的教育都不足以制止她们人性的沉沦呢?野靖环从亲身经历中思考此现象发生的原因:“这些劳教警察,他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默认制度中的不道德、反人性的行为,把虐待、折磨劳教人员当作一种工作方式。绝大多数警察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在犯罪与作孽,或许也会有良心不安,但都会以‘执行命令’、‘为了生存’来为自己的道德过错辩护。他们越是肆无忌惮的折磨劳教人员,越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会从中获得快乐。”
   这一思考相当深刻。从被动作恶到主动作恶,是绝大多数狱卒和警察的“成长历程”。如德国思想家阿伦特所说,要成为那个“平庸的恶人”,首先要“克服自己的怜悯心”;如捷克思想家帕托什卡所说,罪恶的根源便是:“个体所扮演的角色退化为技术过程中一颗简单的齿轮,再确切一点说,便是非个人性。”英国学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指出,暴力的实现有“三部曲”:首先,暴力必须被认可(通过合法的命令、规范);然后,暴力必须变成一种手段;最后,这些手段必须变得大众化(通过规章条例)。在此过程中,残忍的行为也许只是被当作普通的工作来完成,没有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最高尚的美德从此变为“认同几乎所有组织内部规章制度,而不再是自己的良知”。所以,纳粹集中营中的冷血狱卒并不是人类精神的独一无二的畸变,“我们不应以为只有纳粹主义或斯大林主义会促生这些条件。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团河调遣处,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只有一步之遥。
   “极权资本主义”时代的血汗工厂
   今天的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极权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更为准确的定义。比如,在城市的野蛮拆迁和农村的新圈地运动中,用推土机将所谓的“钉子户”压死,向抵制征地的农民开枪,这些杀戮将资本主义最野蛮的一面展示无遗。而确保这些野蛮行径变成现实的,是共产党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以及那些向共产党抛媚眼的西方跨国公司。从江泽民与澳门赌王的四姨太高歌一曲,到雅虎将师涛的个人资料提供给中国的安全部门,从花旗银行的董事挂名写《江泽民传》,到沃尔玛一边组建党组织一边订购中国的奴隶劳工生产的廉价产品……老祖宗马克思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世界上居然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如同“披着羊皮的狼”的“共产党”。
   整个中国都是血汗工厂,看看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那些血汗工厂中的农民工的处境,看看山西的黑窑中那些被拐骗去的奴隶童工瘦骨嶙峋、形同鬼魅的模样,再回顾中学时候学过那篇夏衍写的《包身工》,才发现“芦柴棒”们简直像生活在天堂里。大概教育主管当局也觉得不好意思,害怕学生们立即将现实与历史作一个有趣的对比——就好像七十年代初,学生们到农村接受忆苦思甜再教育,老农民讲述当年如何食不果腹、饿殍遍野,一不小心说出了真话,那不是旧社会,而是五九年——于是,他们便悄悄地将这篇经典课文从课本中撤下了。这个时代的准则是:既然有少数人要先富起来,那么更多人就得永远地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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