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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

   (本文摘自《回首2009》第二章第三节,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2月19日首发)
   
   和精英阶层不同的是,中国的普通百姓缺乏政治参与渠道,政治参与空间极其狭小。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任何观察和结论都是特定视角、特定条件下的相对事实。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量获取多元化信息。
   
   中国的现有政治传播渠道中环节过多,传播成本太高,信息失真的概率极大。举例说,中国的高校教师可以申请不同层次的研究资助,但这种申请必须向所在单位申请,层层上报。由于人情复杂、专业迥异,这种申报机制弊端重重,不仅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也为学术腐败提供了机会。西方国家由个人直接向资助方申请的做法很值得借鉴。

   
   对普通百姓来说,信访可能是唯一公开的渠道。但此路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显然是死路一条。4月上旬出版的中共党刊《半月谈》发表了一名乡镇干部的“截访”内幕,文章说“一票否决”苦了地方党委和政府。为防止本地人越级上访,地方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形形色色的打击报复频频曝光。除了各地驻京办的“黑监狱”,当地的精神病院竟也派上了大用场。
   
   中国的新闻媒体,尤其是官方新闻媒体,新闻理念陈旧,可信度低下,早已成了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障碍。我们不必讳言,中国人对官方新闻媒体越来越不满意。2009年我对129人的访谈显示,根本不相信中国官方媒体的占17.8%,半信半疑的高达47.3%,基本相信和完全相信仅占34.9%。
   
   中国的很多媒体(当然包括官方新闻媒体)更关心自身的经济效益,媒体追求的往往只是媒介寡头的自由。与此同时,老百姓对媒体的影响力几近为零。以有线电视为例,老百姓交了收视费却只能被动地收看垃圾节目和垃圾广告。中国电视观众的消费权利根本无从谈起。
   
   互联网是中国普通百姓维护自身利益、释放政治热情的第一选择。互联网已成为普通百姓反官僚反腐败的最佳战场。威力强大的“人肉搜索”让某些官员心惊肉跳。如今不断有官僚感叹,“现在的官不好当了!”中国的老百姓因拥有了互联网而让官员害怕,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喜事。我为此欢呼。
   
   在政治生活中,网民的作用已经凸显,但前面的道路仍然崎岖漫长。譬如说,当网络民意遭遇体制性对抗时,网民的力量就变得微不足道了。2008年以来层出不穷的上访丑闻、“春运”综合症、教育问题,都遭到了顽强的反抗。由于缺乏必要的力量集结点,缺少必要的组织和策略,缺少有效的“压力渠道”(transmission belts),广大网民在诸多议题上作用并不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因在网络上批评时政而遭受打击的案例在增加。正因为如此,我坚决反对在目前的政治生态下推行上网实名制。我敢断定,上网实名制将对中国政府和执政党的形象造成重大打击,是害党误国、对抗人民的馊主意。遗憾的是,上网实名制竟然也是某学者的研究成果。
   
   言论如流水,一味的堵塞后患无穷:即使积水冲不垮大坝,至少也会渗漏,或者被迫改道。堵塞只能在短期有效,当水量集聚到一定程度,溃坝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大禹治水,疏而不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秘诀就是“深淘滩,低作堰”。
   
   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政府官员的短视或无知,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发展困难重重,进而导致了网民显形或隐形的抗争。非合理的压制力度越大,隐性的抗争力度就越大。当网络上流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时,政府的监管体系事实上就已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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