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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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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纳税人革命

中国: 纳税人革命
   杨建利
   
   
    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和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全国县、乡两级人民代表的新一轮换届选举将在今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在各地陆续进行。在当前的中国,县、乡两级人民代表是唯一法定允许直接民选产生的公职(村民委员会是农民自治组织不属于法定的政府机构)。虽然人们对中共当局操纵的选举普遍缺乏信任,因而缺乏参与的兴趣,对最基层的人民代表-----尤其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人民代表----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改变不合理的现状普遍存有怀疑,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只有抓住身边点点滴滴的机会,积极地行动起来,才能切实营造并扩大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空间,最终火烧连营促成整体的社会变革。所以,我竭力呼吁,有志代表一方民意参与政治过程的人士,有志监督当地政府运作,抵制官僚腐败的人士,有志为一方民众请命谋福的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打破中共当局对候选名单的操纵或垄断,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争人民代表的席位;我也竭力呼吁,有选举权的九亿同胞积极参与选举活动,摆脱中共当局和任何其它恶势力的操纵,自主地行使民主权利,把票投给你最信任的候选人。

   
    今天是6月4日,“六四”大屠杀17周年纪念日。以“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为主体内容的“1989年民主运动”(下称八九民运),正确地把建立一个公正的、合理的、人民普遍幸福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铲除腐败政治、建立民主制度之上,而且坚信,实现民主政治是以保障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抗议、示威、游行、自由选举等政治人权进而保障全面人权为其必由过程和最终结果的。这场得到民众普遍同情和广泛参与、而最终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的民主运动,对苏联和东欧共产专制国家的人民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把国内各阶层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民主化进程的关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当局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回避人权问题了。为了抵御世界性人权潮流对其专制堡垒的冲击,中共当局为其功能强大的宣传机器装备了“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的人权理论。从实质上讲,这个理论是似是而非的,而中共当局正是利用其含浑不清的涵义、解释的随意性来混淆视听的。假如“生存权”是指“生命权”的话,“生存权是首要人权”的结论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结论并不是中共当局想要传达并灌输给人们的信息(要知中共当局在生命权上的记录恶迹斑斑),它要传达并要灌输的信息是:生存权就是指摆脱贫穷进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机会和权利,这个权利优先于其它权利,而其它权利---尤其是政治人权 ---的行使不仅不是“生存权”的保障,而且,因为会带来混乱和不和谐,它们还是“生存权”的危害是与“生存权”水火不容的,而中共一党专政严密的政治控制和高压的稳定恰好为“生存权”提供了保障。中共的人权理论巧妙地把本来相辅相成的各种人权互相对立起来:民众的嘴巴用其说(真)话就会影响其吃饭,民众的手用其(自由地)投票就会影响用其创造财富,民众的眼睛用其监督政府就会影响用其憧憬未来。
   
    可悲的是,中共当局想要传达和灌输的信息相当程度上被接受了,至少在可见的表面是这样。初看起来,这似乎比荒谬的理论本身更加荒谬,但是背后的原因却是任何认真思考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忽视的。
   
    中共当局一直用乱吓唬国人:只要民众行使政治人权来限制官僚的权力腐败,抵抗其对人权的践踏,维护自己的利益,天下就会大乱。这个恫吓并非没有几分真实性,人们对它的相信也并非没有几分道理。这就像乘客对待劫机犯的威吓一样,容不得不相信:安静顺从地呆着虽然不舒服,但是基本上还可以保全生命,起来反抗就会全机大乱,很可能落得个机毁人亡。这样一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忍耐,而且还会仇视“蠢蠢欲动”的人,似乎他们成了真正的乱源。久而久之,人们还会生出 “斯德哥尔摩心理病态”---对劫持自己奴役自己的人产生感情依赖。就这样,“中国不能乱”就成为涵义不清但颇具魔力的一句话。民要人权、民心思变、民心怕乱成为中国的基本现实。
   
    但是内外压力一直严正地真实地存在着,中共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其一党专政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他们一边变着花样在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孔夫子那里寻找并制造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说词,一边像早期的希特勒政权、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印尼的苏哈托政权、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政权以及所有其它右翼专制政权一样,把发展经济当作证明和巩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救命稻草,这也是“生存权"理论的另一个潜台词。
   
    比上列国家的状况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起始点是中共靠枪杆子剥夺私有财产建立起来的政府全权计划的公有制,权钱从一开始就合二为一。经济赖以发展的生产资料、资金,自然资源,生意机会,财富分配统统掌握在各级权力者手中,生意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监管者、裁判者以及具体的生意人都是各级政府的官员。结果呢,操刀分蛋糕的人就是第一个拿蛋糕的人,所以保障公民的选择、更换、监督、批评、限制政府权力的权利比上列国家就更为重要,是公正、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当局对民众政治人权的剥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政治和社会危机。一方面中共当局引进市场机制、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不断扩大政府基建投资(用纳税人的钱)维持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以此为其专制统治正名,另一方面,缺乏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在中国每一个角落,在市场运行的每一个环节贪婪地撬取经济利益,所谓“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在中国得到最淋漓尽致的证实。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钱”自然向“权”靠拢,寻求权力靠山,争占各个商业领域的优先机会和逃避非公平恶性竞争的法律和社会责任。号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赤裸裸地变成了暴发权贵资本家,变成了资本家(包括外国商人)的代理人。大部分在中国经商的发达商人,跨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甚至乡镇范围内的,都和政府某部门、某官僚有着这样那样的袒护其利益的不正当关系,我称这些商人为官商。
   
    中共当局对权力的腐败既恨又爱。一方面政府官僚的腐败引起无权力者的普遍不满,对其政权造成草根性威胁,也严重影响了其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发财机会增强了各级官僚对专制政权的效忠,从而增强了政治体制的稳定性,而“稳定”恰恰是中共当局的的最高原则。如果说“官僚腐败”换取“效忠”进而换取“稳定”是不得已的结果,中共当局有意无意为之的话,那么“花钱买稳定”却是中共当局这个时期有意为之的主动政策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花钱买稳定” 策略的背景和它的内容是什么。
   
    中共当局果真能像他们的“三个代表”理论宣称的那样“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话,它就不是专制政权了,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清楚。既然不想放弃一党专政,民众的利益就不能普遍反映到各项政策过程中,这样反过来就会动摇一党专政的草根基础。为了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他们就用利益抓住操作这个社会大机器运转的各个关口部位的人。除了党、政、军、各级权力在握的官僚和官商外,这些人还包括,与政府分享话语权的学校、研究机构,新闻出版机构,文学、艺术、体育团体的“知识分子”,执法的警察、税务,城管等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党军中的军人等,我不甚严格地称他们为“官幕”。中共当局拿纳税人的钱向他们买好,国家的工资、待遇、医疗保健、社保福利、住房等政策、法规越来越向他们倾斜,以换取他们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认同,这就是中共当局的“花钱买稳定”的政策。这和公正的市场经济中精英分子在竞争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和官僚腐败获取利益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政府主导的、公开的、以合法的形式进行的向官僚、官幕倾斜的财富再分配。他们由此获得的实际经济收入与普通工人、农民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差距之大世界上少有。
   
    中共当局的收买政策是相当奏效的。特别是有一定话语力量曾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迅速从1992年以前与中共政权的对立情绪中融化出来。虽然他们对官僚和官商也有诸多不满,也时常发出些批评的声音,但是大的利益的趋同性使他们中的主流成为现有政治秩序的拥护者。他们惯用非共产党的正统语言,而实质上发出维护专制政权的“国情”论、“生存权”论,“稳定”论的有效声音,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共产党骗人的历史和现实谎言,有时“忠臣”式地发出一些治标不治本的“諌言”恰如其分地烘托出中共当局的“开明”形象。当然他们不会不顾羞耻地承认因为利益和怯懦而支持专制腐败的政治现实,而是以某种更高的原则和面目出现。这一切都构成了哈维尔先生(领导捷克“七七”宪章运动成功推翻共产党政权建立民主捷克并任民选总统)所说的“权力的可鄙基础”。
   
    占尽中国的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话语权的官僚、官商、官幕形成了维护现有政治秩序的三角竹幕,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以更高速增长的比率流向他们。在许多观察家眼里,他们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他们甚至就是中国,他们说政治人权在中国不重要,政治人权在中国就不重要,他们说“中国不能乱”,政治人权的行使在中国就是乱源。 “六、四”大屠杀以及随后的全国大捕杀大整肃的残酷性的确在民众心理上造成了普遍的威慑。非常容易理解,人们,包括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骨干,放弃直接反抗或反抗,把兴趣、热情转向非政治领域,经营自己的私人生活。大规模组织化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人权民主运动在中国基本消失。这个期间的任何一次农民、失业工人、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动都被中共当局及时扼杀在摇篮中,领导人及骨干多遭拘捕判刑的惩罚。本应对他们进行道义支持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袖手旁观,形不成有力量的声音。事实上,人们都没有抺掉对八九民运以及后来的有组织维护自身权益活动的领头人、骨干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昂贵代价的记忆,在潜意识里抺不去对专制铁拳的恐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恐惧就转化成玩世不恭、对是非问题不敏感、漠不关心、佯装超然潇洒聪明有智慧不激进的大儒主义,再加上强大利益的诱惑,人们在普遍接受中共一党专政是不可更改的政治现实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的“生存权”的理论。结果呢,无权力者,或者挖空心思努力往官僚、官商、官幕的行列里挤,或者在他们的夹缝中埋头讨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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