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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浙江军区司令员儿子打死人及冲军区事件


   

徐水良


   

2009-12-3日


   
   
   关于浙江军区司令员打死人及后来冲军区事件,与江上一郎所写,略有出入。
   
   我记得打死人的是军区司令员张秀龙的儿子,这个打死人的事情,成为浙江一件大事。
   
   当时浙江最早红卫兵与北京及全国各地一样,是黑字红卫兵,(即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以黑字书写)。以高干子弟为主导。破四旧,砸灵隐寺,炸岳坟,破坏其他大量文物,打黑帮,抄家、游街,打人,打黑五类,都是他们。浙大学生连日连夜保护灵隐寺等,面对的正是他们。这些人非常蛮横,我同班几个要好同学,在保护灵隐寺时,就挨过他们的拳头。
   
   浙大是浙江造反派大本营,当时造反派刚起来,但浙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造反观点。痛恨黑字兵。所以,红八月后杭州黑字兵学北京和全国,打人,产生军区司令员儿子打死人一事,一下子引起老百姓和刚刚起来的造反派公愤,很多人游行示威或写大字报,要求严厉惩处。结果,这件事成为促进造反派兴起的一件大事,成为造反派和黑字兵保守派分歧对立的标志性事件。这些要求惩处的人,大多成为造反派,黑字兵则处于被群众愤恨的境地。浙江保守派力量不强,后来很快垮台,与一开始这一类分歧很有关系。造反派造当权派的反,保守派破四旧打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游街打死人。
   
   由于浙江民众和造反派和群众声势浩大的抗议反对,浙江的红八月打人杀人很快被制止。杭州市公安局被迫抓捕军区司令儿子等杀人凶手。但不久后偷偷释放,被送到军队当兵。后来我曾经询问当时浙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来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罗晴涛,他证实这个结果。
   
   这件事情,对浙江民众和造反派,与浙江军区军队关系,造成相当严重影响。
   
   但浙江冲军区事件原因,不是这个事情,而是一系列事情的积累,直接起因是因为传说浙江省委把整群众的黑材料藏到省军区,所以浙大造反派多次到省军区要黑材料,包括到军区招待所查找。后来更直接冲击省军区大院。冲军区的浙大学生,都是我的朋友,以浙大炮打,红旗军等为首,也就是后来成为浙大、浙江红暴会的那些组织。最有名的代表,有石耘(女)、刘英等,他们也正是受周恩来第一次接见的浙大五个代表,周恩来接见时说不相信浙江省委,但相信浙大学生,说王芳是坏蛋,江华则是毛主席再三要保,等等。所以后来他们也是被攻击“歪曲”“篡改”周总理指示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根本没有篡改,而是公布了周恩来要求保密的讲话)。我当时负责校内事务,没有参加冲军区大院,但对情况还是了解的。
   
   不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浙江省军区后来支持的,恰恰是当时冲军区的浙大红暴会。及到毕业后,后来南京追查516,分配到南京的石耘天天被批斗,说她冲军区,捏造总理讲话,与总理吵架,这在不了解情况的南京人眼里,可以说是了不得的大罪。她于是来找我帮忙,我去找罗晴涛,他还开玩笑说石耘不是冲军区最积极吗?我回答说,你们还要秋后算账呀?后来他和南京军区很认真地找工厂军代表,要他们停止批斗,并把石耘调到另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
   
   文革的历史,完全被中共歪曲了。首次死人高潮:红八月,打人,杀人,打黑帮,打黑五类,抄家,批斗,游街,破四旧,保守派是主力。(死人最多的另一个高潮,清理阶级队伍,抓516,一打三反,则是革委会建立以后,共产党官方组织搞的。文革死人,主要是这后一个高潮)。至少后来成为浙大和浙江红暴会的朋友,是积极反对他们这种做法的对立面。本人是浙大学生在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曾经写文章发声明,反对红八月等这些转移大方向的做法。后来担任浙大革委会常委,我们红暴会几个主要负责人,也非常反感后来这些做法,尤其反对三忠于造神活动,我拒绝传达省革委会对三忠于活动的布置,大家私下里议论讽刺,例如讽刺胸前胸后贴个忠字,是“清兵进城了”等等。结果,统统被审查,有些同学被打个半死,我本人毕业前被批斗两个月,在一个同情我的工宣队师傅帮助下,分配到与浙江革委会势不两立的许世友控制的南京,浙江还三次到南京抓捕,被许世友拒绝。(全国造反派,不像浙江旗帜鲜明反对这些事,但至少不是做这些事情的主力)。
   
   大串联时,我曾经听一个北京高干子弟讲述红八月打死人的情况,他兴高采烈地谈论他们,包括女同学,是如何残忍地打死人,打死很多人,在我听来,却是毛骨悚然。所以,从那以后,我对高干子弟没有好感。
   
   然而文革后,全翻过来了,这些坏事全变成反对这些坏事的造反派做的,做这些坏事的保守派(黑字兵及其极端——联动),倒全部成了好人,接班人。所以,我写下自己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来一个小小的澄清。
   
   
   --------------
   
   附:所跟帖:
   
   快活林:“关于宋彬彬、刘婷、邓榕。。。(转发)”
   
   2009-12-03
   
   来源:江上一郎
   
   
   文革期间的死人事件,一般有两类情况:一是在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中彼此打死、打伤对方人员;一是在对所谓“阶级敌人”进行“专政”行为时,通过各种肉体和精神折磨,或将人活活打死,或导致“专政”对象因无法忍受所受到的折磨而自杀,或因加重“专政”对象原有的病情而导致死亡。
   
   前一类行为以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最多;后一类情况又集中发生在两个时期:其一是从史称“红八月”的1966年8月至9月、10月这段时期,在北京及一些中心城市,这段时期是红一司最鼎盛的时期;其二是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于“工宣队”进驻全国城市各学校之后,在这一时期,原有的老三届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代替老三届学生红卫兵的是由新招入学校的69届以后新生组成的红卫兵。  
   
   如前所述,1966年8月时成立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红一司)具有“半官办”的性质,其领导层成员多为工作组时期由工作组扶持起来的所谓“左派” 学生,其中,高干子女占着主导地位,1966年8月至10月这段期间发生的破四旧、抄家、对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进行各种形式的暴力“专政”等一系列行为,就是这批红卫兵干的,其中,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无人道的折磨,以致将人打死、打伤、打残,或者导致被折磨者自杀的,只是这批红卫兵中的少数具有 “恶少”、“恶女”习气的衙内式高干子女。  
   
   这就出现了一种使不明真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文革结束后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对“三种人”的清查,对文革期间有过“打、砸、抢”行为的造反派成员都进行了各种惩治,但偏偏就是对“红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从来没有人进行过深入追查。北京和各地方城市中,“红八月”中打死人的血案很多,据有关资料,仅仅在北京一地,1966年8月至10月被打死的人即达1700多人,其中,有名有姓、有大量现埸目击者的为数不少,这些死者的家属至今健在,大量现埸目击者也大多数至今健在,而且现埸目击者中不乏打人凶手的同学、老师,连这些打人凶手的名字也是叫得出的,按理说,至少有部分血案只要认真查一查是完全可以水落石出的。  
   
   有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的天真的美国律师,自以为可以凭着他二十年的研究谋杀案的经验及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着,可以探寻出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至死事件的来龙去脉,追查这位谋杀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哈里斯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博客,写了许多文章,希望这一血案的知情者为其提供资料,但一年多来毫无所得。哈里斯实在想不通,如果说,这一血案的知情者尚在言论管制严格的中国,还情有可原,但其中有些重要知情者已经身在言论自由的美国,而且,查清血案的来龙去脉,并不会涉及到要求任何人为此承担刑责,这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即使为了起码的人道和良知,也该出来说明事件的真相,让沉冤四十余年的冤魂得到慰藉吧?哈里斯在一篇文章中急切地呼吁几位重要知情人:“刘婷、宋彬彬、刘锦(音)以及所有的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但回答他的仍是一片沉寂。  
   
   奥秘何在呢?------
   
   奥秘就在于“红八月”中打死人的都是些高干子女,而文革结束后,这些高干子女的父母又重新官复了原职,重新成为权势显赫者,而这些官复原职的高干们在文革后极力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文革说成是一埸迫害老干部的运动,把他们及他们的子女说成是在文革中受尽委曲的被迫害者,为了他们及他们的子女在文革中受到的 “委曲”,他们向国家要求“补偿”,因此,文革后,他们的子女中走上仕途的,一个个飞黄腾达;下海经富的,一个个家财亿万;更有许多这类共产党人的后代,当年自称红色江山的当然接班人者,跑到资本主义国家定居去了。
   
   对于“红八月”中制造“红色恐怖”、破四旧、抄家、打死打伤打残人的这不光彩的、血腥的一页,这些高干子女们是极力想要掩饰,想要从知情人的记忆中抹去的。  
   
   “红八月”中血腥的一页成为很多人主张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口实,至今出版或发表的无数相关的公开出版物和网上文章,无论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都重在渲染那些血腥的事实和埸面,但对于制造那些血案的凶手,绝大多数出版物和网上文章都只是笼统说成“红卫兵”,极少有人指名道姓,极少有人主张追查具体的行凶者,尽管行凶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难追查。将那些血案的凶犯笼统说成“红卫兵”,对文革否定派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热烈支持了红卫兵运动,而所有的红卫兵组织又都发表过“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为保卫毛主席,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等之类的宣言,所以,文革否定派们就可以很顺利成章地将破四旧、抄家、制造“红色恐怖”等一系列行为说成是毛泽东教唆的。
   
   将少数高干子女的残无人道的行为笼统说成是“红卫兵”的行为,甚至说成是整整一代青少年的行为,还可以据此煞有介事地分析产生这一代青少年残暴行为的“社会根源”,从而可以将整个毛泽东时代说成是培养一代青年少暴虐行为的温床。  
   
   尽管绝大多数相关的公开出版物和网上文章提到文革“红八月”中那些血案的制造者时都只笼统地说成是“红卫兵”,但也有少数例外,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的血案,因为该血案死者的家属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即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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