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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改革备忘录:中共顽固坚持“摸石头”,原因何在?)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对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和突变情况,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的研究,仍然是很必须的。不过我们这里只讲渐变道路,即渐进改革的问题。

   如果中共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并满足必要的改革速度,那么,我们将走上和平的道路,但要把这条和平的道路变为稳妥的渐变的道路,还必须采取正确的步骤和策略,就目前情况看,中共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步骤。

   一、以政治改革为先导,以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第一步: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自由。

   为了稳妥,可以一小步、一小步走。先彻底放开公民个人言论自由,再放开媒体上讨论的自由,尤其发动全国人民参与对改革问题的自由广泛的讨论,再放开媒体本身的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再放开结社自由,先允许建立自由的学术团体,行业团体,再允许自由成立独立工会,再解除党禁,以及其它等等。可以分为更小的步骤,其间还包括“六四”平反,释放政治犯,罢工及集会、游行的自由等等。此外,在适当的时候,还要实行迁徙自由,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取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不消除二元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是不可能的。

   这第一步,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步,但采取渐进稳妥的办法,是可以完成的。完成了这一步,再完成第二步就比较容易了。

   为了完成这困难的一步,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应该采取协商合作的态度,尤其是中共和中国民主运动,这两种看起来完全对立的力量,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共同之处,有着共同的希望,这就是:和平、稳妥地进行改革,平稳地转轨。要实行合作,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共必须同意采取协商的态度。要使各方面,进而使全国人民摆脱矛盾哲学、斗争哲学、学会合作、协商和妥协、宽容。

   第二步;再化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民主。这也可以一步一步走。其中有的步骤,如法律的起草和法制准备,基层民主试验等等,可以提前到第一步开始着手。我们应该建立的是民主的,有权威的政府。我们应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民主制度,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造择善而行。我们要尽可能采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最先进的民主制度。我们尤其不能采用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既不民主(很专制),又不集中(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我们的民主制度,应当是高度自治的,同时,又是高度集中的,这就是说,大多数地方性公共职能,应该划给各级自治政府,而中央政府则集中少数必不可少的中央职能,因而有可能实行高度集中和高度权威。(附注:集中与分散或自治相对。而民主和专制相对,民主和专制都属于集中范畴,只是集中的不同形式或机制。这是纠正列宁和毛泽东的概念混乱。)要在民主制度下建立高效率的个人负责制政府,高效率的行政机制,同时又要采用代议制,民意测验,公民投票等一切必要的民主决策手段和机制,并应该有高效的监督机制和手段,包括高度的公开性以作为制衡。军队属于国家,非国家的党派、社会团体及其它私家军队为非法。军队的暴力职能只能对外,不准对内。对内的暴力职能属于警察。警察属于政府,并且应该大大加强其非暴力的社会服务职能。

   二、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开始国营经济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两种改革必须互相配套,互相同步,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过分滞后,也不能使之超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实行混合经济为适宜,决不要搞一刀切,不搞国营、集体经济一刀切,也不搞股份经济或股份合作制经济一刀切,也不搞私营经济或个体经济一刀切。绝大部分国营经济应该民营化,但也不要过早把全部国营经济统统私营化。而且,民营化也决不仅仅是股份合作和私营,还应该有其它许多形式。总之,不要搞一刀切,而应该实行混合经济,让各种经济成分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样比较稳妥,也更合理。一切要依客观实际情况为转移,要尽可能符合职工、社会、政府各方面的意愿。

   在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至少在头几年时间内,不宜匆忙展开全面经济改革。为解决目前国营企业亏损等紧迫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临时性应急措施,如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制约下,把工厂、企业以临时委托方式,以国营资产抵作贷款方式,以租赁方式或其它合适方式,交给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采用其它种种合适方法,但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如果职工共同民主经营管理的方式合宜,也可以长期保存。至少,它们比我国目前的大多数所谓股份制"改革"更先进、更合理,而且可进可退,机动灵活。而目前的股份制改革,一旦失败,并无退路,会陷入进退两难、高度危险的高风险状态。并且毫无办法。并可能引发某些大小风潮。

   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及其它一些改革措施,却是刻不容缓的事,应尽快地,但又要稳妥地进行。

   金融体制的改革,也以稳妥为宜,既要按经济规模逐步放开,按金融经济规律运行,又要使之处于受控状态,要尽可能避免失控风险。

   三、教育、文化体制的改革,应由专门机构及广大人民进行专门研究。一定要纠正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而应该以百年树人,提高全民族素质,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

   载北京之春98年第二期,写成后于1997年12月底由海外电台广播。

   

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

(并澄清某些错误观念)

南京 徐水良

   一、随着中共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随着改革中工人权益受到不应有的侵犯,中国工人组织独立工会,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民运人士和先前的工厂工人,我坚决支持建立独立工会的呼吁。

   二、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罢工、迁徙自由等等权利,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我们反对任何人剥夺或限制这些合法权利。目前工人罢工、游行,往往是工人在极其可怜的情况下万不得已的做法,我们对此寄以深切的同情。无视工人的痛苦,要他们停止这些万不得已的做法,这样的要求是完全错误的、过分的、无理的。在中国工人权利已少得可怜的情况下,不限制当局,却限制或阻挠工人的合法权利。这种做法令人恶心。但我们希望工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能防止和克服自己的非理性行为。

   三、中共在国际上的承诺,并不等于他们在国内的实际行动。在这方面,中国工人应抛弃一切幼稚和幻想,准备作艰苦的奋斗和努力。由于这一点,同时又由于工会是工人群众性组织,并且,还由于这个问题的重大、复杂,独立工会的建立还会有个过程。先进工人必须采取积极的,但又是谨慎的、不冒失的态度。尤其必须防止既胆怯、又冒失的行为。目前可以开始的是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四、历史证明,在没有结社自由的专制国家,往往先有突发事件。先有行动,后有组织。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工人们应努力尽快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并努力使之永久存在。在目前,则必须既积极又非常谨慎。

   五、我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问题,是一党专制加特权官僚专制体制及其运转机制造成的。这个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至今仍然牢牢地深入于全部国营企业、大部分股份制企业及一部分乡镇企业。这个机制及其运转机制又产生了两大特点,这就是腐败和无能。上述四个因素,即:体制、运转机制、腐败、无能,又造成了第五个因素,即职工工作热情的普遍低落。这五大因素,乃是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单纯依靠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问题。深入看一下我国目前的国营企业及大量股份制企业,这包括股份制企业的样板--上市公司。包括某些“优绩公司”,靠的是发行股票或扩股,靠的是十分之八亏损股民的钱包支撑着。因此,我们应该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解决经济问题。而且,只有经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有了自己的独立工会,才能在改革中有效地保护自己。

   我们坚决反对不看事实,不顾这个症结,甚至抹杀上述五个因素对我国经济的严重危害,盲目赞成官方的错误改革政策和改革理论,以及各种陈词滥调,从而站到损害工人利益的对立面的做法。

   六、在现行官僚专制体制下,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严重变形,不以改变官僚专制体制为先导去搞经济改革,而是先搞甚至单纯地搞国营经济的体制改革,其结果:

   1、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化公为私侵吞公产的又一合法途径;

   2、必然损害工人利益(尤其在没有独立工会的条件下),例如,以股份制为名从工人口袋中捞钱去填企业亏损的无底洞,更加为所欲为地任意欺压、任意断绝工人的生路,等等,

   3、最后,必然遭到工人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这种“改革”的失败。因此,十五大以后,对官方决定并大张旗鼓宣传的这种"改革"(它甚至得到美国之音的社论支持),工人们表现了普遍的冷淡和反感,这是毫不奇怪的,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工人必须保护自己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相反,企图使工人"理解"相信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容忍腐败、非法行为及对自己的非法侵害,却是完全错误的。

   七、为了解决国营企业的紧迫问题,我们建议政府和工人协商,采取一些临时的应急措施。我们提议双方考虑在严格的财务监督及合同下,采用临时委托的方式,或国营资产作为贷款的方式,由全体职工民主经营管理,共担风险。或者采用其它合适得方式(决不要一刀切),进行经营,待条件具备,再开始全面改革。

   八、为使独立工会真正成为代表工人的利益的团结坚强的组织。必须摆脱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思想影响和传统束缚。马克思主义自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实际上,却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苦难的根源。

   九。以上各点,也适用于中国农民及其农业工会。工人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转载自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责任》编辑部号外第17号1997年12月30日

   (按:上文主要针对和批评秦永敏、徐文立当时有关工人和独立工会的呼吁意见)

   

材料两份

徐水良

   【按】这里是我在监狱中于1988年12月写的一个《建议书》,以及1988年9月写的《短论数则》,转自1995年香港出版的本人论文集《批判四个坚持》一书。建议书和文章写成后,马上设法带出监狱,寄送中共领导,并寄给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等先生。中共把1989年初知识界上书定为89民运起点,这个《建议书》时间更早一点,因为没有看到“64”期间有关电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包括在当时电视上播出的、在全国几个地方公开抄家抄出的、以我的名字署名的“反革命材料”中,也不知道它对后来的上书起了什么作用,但我想它们应该是89民运的先期材料之一,并可作为本人回忆《我在狱中过六四》一文补充。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本人还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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