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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欲认定西藏转世灵童是政治手段

北京欲认定西藏转世灵童是政治手段
   
   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网/前言
   
    自从中共侵占西藏以来,共产党以极其怀疑和恐惧的心态对待藏传佛教。西藏的风俗习惯和整体观念与佛教的基本戒律息息相关。这种共同的文化和观念形成了统一的藏民族实体,并给予他们国民身份认同及团结一致。这一基本特征与佛教的信仰原则是分不开的。 (博讯 boxun.com)

   
   
    另一方面,这种凝聚力和精神最终威胁着北京的权威和生存,因此到现在为止,中国统治者一直尽力减少和消除藏人的信仰和民族特性。
   
    近年来,中共当局对西藏宗教事务的干涉越来越严重,2007年7月中国国家宗教局发行了名为《国家宗教局事务局令第5号文件<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文件,文件中指出:“活佛转世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中共的此公文完全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中规定的人人都有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且剥夺了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信仰自由之权利。
   
    转世灵童产生的历史
   
    藏人相信来世,因此对众生有着深厚的慈爱,殊胜的喇嘛和格西通过转世“利益众生”。寻找转世灵童的主要依据是,佛教教义中佛有“三身”之说;即法身、报身、化身的范围。其中,化身有好几个名称:喇嘛、转世、化身、仁波切、生有、转世灵童。但是,在西藏的术语中却不存在汉人所言的“活佛”这一概念。
   
    因此,喇嘛为众生而转世和确认转世灵童成为藏人的特殊习俗。每当喇嘛圆寂时,西藏人依照几百年相传的制度寻找他们的转世灵童,通过这个灵童,喇嘛把一生所存之身心语的功德和福泽持续利益众生。
   
    在西藏,转世灵童制度是12世纪开始的,噶玛杜松千巴?1110—1193?是一位优秀的佛教学者和杰出的修行者,他在圆寂前给卓贡惹千留下一封谕书,明确阐述了噶玛巴如何转世的情况。西元1204年,蚌扎巴索南多杰确认了西藏东部之灵童噶玛拔希为杜松千巴之转世,噶玛拔希对噶举派所有经典经过闻思修之后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大上师。
   
    从噶玛巴创立转世制度先例至今已过了七百多年,现在的噶玛巴吾金赤列多杰已经是十七世了,确认噶玛巴转世灵童和坐床典礼等纯属宗教事务,都由噶举派高僧和达赖喇嘛决定。
   
    宗喀巴大师之弟子克珠格勒呗桑?1385—1438?圆寂后,索南曲朗确认为他的转世,索南曲朗是第二世班禅,是格鲁派第一个转世灵童,日喀则的班禅拉章是由第五世达赖喇嘛为了纪念他的上师洛桑确吉坚赞而创建的,并将班禅之名号也赐予他。
   
    达赖喇嘛世系是从根敦嘉措确认为根敦珠之转世后开始的,第二世根敦嘉措创建甘丹颇章,蒙古王掩答汗把达赖喇嘛的称号献给第三世索南坚措。满清和西藏政教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供施关系是从西元1653年第五世达赖喇嘛访问北京时开始的。
   
    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的领导下,甘丹颇章政府按照西藏自己的风俗制定一百多个转世灵童的名位,各教派不依赖任何人保持各自传承中原有的名位,制定统一的品级,完全平衡了确认转世之亲疏偏私和为转世问题相互间产生的矛盾。当时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对西藏的佛事没有丝毫的干涉权。
   
    历代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有上师和弟子的一种特殊关系,当其中一人圆寂后另一位则寻找确认其转世灵童,也对幼小的灵童负有灌顶、传承和教导的职责。确认转世灵童时没有出现过中国政府的干涉,即使受到干涉,西藏政府和人民都会予以反对,这些事件在历史书籍里都有详细记载。
   
    当今,中国当局大力发布扭曲的宣传,说西藏转世灵童是以“金瓶掣签”的方式选定。西元1792年郭尔喀战争后,满清政府想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定西藏喇嘛的转世灵童,然而,大约十年后的1805年,在认定第八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虽然有两名灵童候选人,但西藏官员并没有同意使用金瓶掣签的方法来认定转世灵童。此外,满军首领福康安也说明在认定第八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只是作为一个参考,最终还是西藏人自己决定。
   
    第九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确认转世灵童方面虽有满清驻藏大臣建议'金瓶掣签',但噶厦和摄政王,三大寺的代表等按照西藏传统的方式确认出生在里唐的灵童为第十世达赖喇嘛,并没有使用'金瓶掣签'的方式。第十世达赖喇嘛27岁圆寂后,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由第七世班禅喇嘛确认,并命名为克珠嘉措。
   
    因此,在西藏历史上,确认转世灵童是藏人自行决定的,并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的介入。第九世班禅罗桑图丹秋吉尼玛说:“如果告诫不符合藏人的意愿,中国皇帝也没有能力影响他们。”
   
    1995年,北京通过精心策划使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选定6岁的坚赞诺布为十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他们把这个男孩用金黄色的长袍和一大礼帽包裹后领进一间房内,在一些僧侣的迎接下由中共特派官员罗干握着坚赞诺布的手说:热爱祖国,努力学习。
   
    系统性压制
   
    1951年在胁迫下签署的“十七条协议”的第七条中明确指出: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藏人的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中央将不会改变寺院的收入。但是,三年后的1954年,毛泽东会见尊者达赖喇嘛时却说:“宗教是毒药,它有两个大的缺陷;第一,阻碍民族人口发展,第二,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蒙古和西藏落后的原因是受到宗教的影响。”这个说法完全违背了“十七条协议”中规定的内容,也是西藏宗教和宗教机构最终难逃厄运的预警。
   
    中国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宗教是他们控制西藏最大的障碍。因此,中共为了消灭佛教和佛教对藏人的影响,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谓“民主改革”时期,寺院的土地和其他资源被侵吞。曾经在西藏居住过的英国学者黎吉在他的书中写道:“攻击宗教变得更加激烈,喇嘛被殴打和侮辱,有些人处以死刑。拒绝中国的命令而不放弃宗教活动的一般人都遭到殴打,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1959年中国占领西藏时杀害了很多的僧侣和平民,众多宗教建筑被拆除,对此国际法学委员会评论说:“他们(中共)下了决心在西藏系统地根除这种宗教信仰,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共残杀宗教人士,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做法是对他人的一种鼓励和榜样。”
   
    1959年之前,西藏共有超过6,259座寺院和约592,558名住寺僧尼。这些寺院里有成千上万的佛像和宗教文物。 “1976年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西藏的6,000多座寺庙已遭到摧毁。寺庙里的珍贵佛像佛经及宗教文物全部遭到毁坏或掠夺,给西藏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创伤。”破坏西藏的宗教文化,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停止,反而变得更加微妙和阴险。宗教的各项政策由中国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监督或授权,因而西藏的政策和方针都是坐在权力顶峰的共产党通过严密控制来系统实施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控制和指挥,中共在西藏各寺院建立了所谓的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简称寺管会)。寺管会是实行宗教政策的基层单位,隶属于地方宗教局,中共通过该委员会对寺院进行经济和政治控制。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当寺院里出现分裂活动时及时通知公安局。寺管会的职责是联合当地的所谓工作组,在寺院开展政治教育和调查。工作组经常出入寺庙,召集会议,从事调查、监视等严重干扰寺院正常运作的活动。寺院住持的传统权利被剥夺,使得各寺院变成了宗教和政治的战场。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然而,同年发表了十九号文件。这是一个控制宗教的重要文件,文件中称:“宣示宗教宽容是消灭宗教的一个必要步骤”。
   
    北京发起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如“严打”和“爱国主义教育”,对西藏的宗教事务进行干涉,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待佛教或通过佛教的改造,使其适应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
   
    中国用系统的政策来铲除西藏的宗教,导致几十万西藏人失去生命或被监禁,宗教机构惨遭破坏,强制进行政治灌输,把僧侣和尼姑驱逐出寺院,禁止宗教仪式,限制僧侣数量,以及强迫僧尼热爱共产党等。但是,不管中国如何严酷镇压或报复,它看到的结果却是:“西藏人顽固地拒绝放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他们每天设法叛乱。隐藏被禁止的达赖喇嘛法像,烧起被禁止的香,默默地念诵被禁止的祷词”。
   
    中共对西藏人的迫害使得西藏与中国之间的裂缝也越来越大,因此,北京想得到西藏人民的尊重和忠诚,则需要合理干预宗教事务。
   
    政治工具
   
    中共在一份关于西藏宗教政策的文件《迈向新世纪的金桥》中宣称:“宗教信条和活动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则应改变。”此文件于1994年举行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发布,中共对西藏的宗教一直坚持这样的政策;强迫僧尼“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2007年7月,中共宗教局发布所谓的第五号文件——也可能是最可笑的宗教政策,文件中提到:活佛转世的认定应当实行申报批准手续——这是对西藏人民基本权利的明确的、直接的、赤裸裸的干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地相信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三个社会主义的导师都把宗教视为一种毒药。例如,马克思说“宗教是社会的鸦片”,列宁说“宗教是社会的压迫,麻醉药”,毛泽东直接称“宗教是一种毒药”。如果宗教真是一种毒药,那么北京为何如此热衷参与藏传佛教呢?答案很简单——政治工具。
   
    在政策较放宽的八十年代初,藏族人自行重建了被摧毁的寺庙。同时,藏人的民族自尊心与凝聚力也随之高涨,并发起了一系列示威运动,他们高呼“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中共本以为三十年的压制和宣传已经消灭了西藏的分离主义,可是西藏文化、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复兴令他们十分惊讶。后来北京认识到,仅靠压制带不来预期的结果,因而选择使用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样不仅“西藏的民族认同和对达赖喇嘛的忠诚转变成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国的忠诚 ”,而且作为一种法律措施构成的手段可以把西藏人的精神境界牢牢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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